【賞玩】真，是博物館的底線

八千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積，內含六百多件跨度長達五千多年的藏品。打造這座“東方博物館”的館主周勇，嘗試在中國當下正轟轟烈烈的私人博物館造館風潮中，走一條獨特的路。

驅車前往位于廣州亞運城的廣州東方博物館。這是一次奇特的經歷。

占地三十畝的廣州東方博物館，正門處甚是冷清，鐵門處沒有守衛沒有門鎖。若不是大門內立著一個牌子“亞運會志愿者服務處”，我們還在懷疑，這里會是傳說中廣東最大的私立博物館嗎？

致電館長周勇，面對我們的疑問，他顯得非常淡定，“我看見你們了。自己推開鐵門，進來就是。”遂，才正式踏入東方博物館。迎接我們的，是兩只威風凜凜的大狗。

館長周勇隨后出現，他轟走了狗，說，先去辦公室聊吧。我們環顧四周，幾棟低層建筑物錯落有致。“來參觀博物館的人都是需要提前預約的，現在沒有約訪，所以比較冷清。”周勇解釋道。最熱鬧的時候，當屬剛落成時，因為是亞運村內重點文化項目，當時總有三三兩兩的外國賓客前來參觀?，F在人少了，還有一個原因：博物館不是為所有人服務的。若有居民穿拖鞋散步至此想進館參觀，博物館是不接待的。

從二十世紀八十末年代就開始玩收藏的周勇，現在已經不是簡單的藏家身份，他是館長，更是有著獨特想法的館長。

做一流的私立博物館

對于“博物館并非為所有人服務”的觀點，周勇自己也坦言，“可能會讓人聽起來不舒服”。但他自有一番解釋，博物館不是必需品，它是在滿足了人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才存在的文化場所，是人類高級的精神享受。前來參觀的民眾是需要有“心理準備”的。周勇拒絕那些腳著拖鞋者，嘻哈而至，多為進館“嘆”空調的觀眾。“參觀博物館，需要敬畏之心，需要敬畏歷史尊崇文化，而不是隨隨便便來調侃歷史鄙夷文化。”他要讓每位進來參觀的人對歷史、對中華民族文化，都要保持敬畏的心情。

為了實現這個理念，他將門口到主題展館之間的路，設計成一條露天約150米的緩坡長廊，悠悠而上，目的是讓參觀者在緩慢行走中漸漸平和心情，做好參觀的準備。

廣州東方博物館的設計與建設總耗時一年之多，由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設計。為了趕在亞運之前竣工，為了這方“夢幻私博”，周勇先后去了北京、上海、遼寧、陜西、湖北、河南等地的省級博物館考察研究，還曾到澳大利亞的國立博物館學習。廣州東方博物館承擔著在亞運期間傳播中華文化的重任，也是市政府督辦工程，這讓周勇不容懈怠。館內除了陶瓷廳、書畫廳、銅器鐘表廳、百硯廳等七個展廳，周勇還為藏界朋友的臨展騰出空間，我們拜訪的時候是黃宏安先生的玉器展覽。此外，博物館通道兩旁，也是臨時展廳。既有來自菲律賓畫家的咖啡畫，亦有法國畫家根據北京奧運會吉祥物融合“浪漫之都”巴黎元素再創作的畫作。通過朋友的牽線，周勇的“私博”不時注入新鮮的藝術氣息。

其實，館內的大部分藏品還是周勇二十多年從藏海淘來的。1988 年，他才開始涉足收藏界。黃埔軍校十一期的黃克榮老先生和周勇的親戚是至交好友。其子黃明謙將父親收藏的一幅張大千的山水畫，轉交周勇收藏，這是周勇買下的第一幅畫，后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1991 年，周勇開始下海經商，他創辦了廣告公司，為企業做C I 設計、市場調研，為政府做城市規劃。其公司主要分布東北、寧波、武漢等地。特別是在西安做項目時，周勇一有空就會開車到當地古董市場逛逛。到2005 年，他藏品之豐，足夠開一間私人博物館了。

周勇 東方博物館館主。曾做過媒體工作，當過老師，辦過雜志，出過書，拍過電視劇。

偶遇藏品

條紋T恤，鴨舌帽，行頭精簡如其人。館內的每一件藏品甚至它們的歷史，他都了然在心。在陶瓷館里，從河磨玉石，馬家窯彩陶，唐三彩，元青花……到清代的手枕，周勇娓娓道來，有時還饒有趣味地介紹作品的背景故事。他提及一件青釉大罐，在其外壁有六道橫線。“一二三四五六”每一個數字代表一塊倉板，六塊倉板象征谷倉是滿倉的，意味著人到陰間，也是有足夠糧食吃的。

銅器廳里展出的鐘表大多是清中期至民國之間，座鐘來自英、法、德等多個國家。但大部分是“來料加工”品，即機芯是歐洲進口，外殼在國內加工。有兩架座鐘周勇特別欣賞。其中一座采用了水車造型，后面的表盤完全裸露著。“（設計者）將農業文明的水車動力與工業文明的機械動力融為一體，充滿著和諧與懷舊美。“ 另一座是“紫銅教堂式雙塔鐘”，象征著哥特式教堂。這座鐘是周勇偶然從上海收藏家手里購得的。

和眾多收藏家一樣，他的收藏渠道不外乎文物店、古玩街、拍賣行、收藏圈。在圈子里的“以物換物”卻也帶來不少驚喜。最早一批別克車進入中國市場時，周勇就買了一輛，當時價格高達四十多萬。一賣家喜歡他那輛車。于是，抱著白釉大罐問周勇，能不能用罐換別克。周勇描述那時的感覺是“東西還可以”，他相信自己的眼力，當即買下。此后的事實證明，周勇至今還沒有發現第二個元代白釉大罐。

可持續才能發展

開始收藏的前十年，周勇的主要藏品是畫作。南方天氣潮濕，給古畫的保存造成很大困難。再加之畫作真偽辨別相當困難，周勇不得不在1990 年代將目光轉向瓷器。

一旦進入收藏圈，就難以避免要和假古董斡旋。周勇為此也交了不少學費。他深為當今中國的古董市場痛心。2013年，被作家馬伯庸“踢爆”的河北冀州民間博物館冀寶齋就是最好的例證，偌大的博物館竟然被人說里面大都是假貨。“真，是博物館的底線。”這是周勇辦博物館的理念，也希望能夠做成品牌。但是，怎樣把博物館做出自己的特色，讓公眾相信博物館藏品的保真率，批博物館牌照時，除了國家的專家鑒定并對藏品驗收之外，周勇并不滿足，周勇一直在思考：如何用科學物證的方法去證明文物的真偽。東方博物館仍需要開拓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

根據周勇的總結，提高博物館藏品的保真率，有三個方法。第一條，到全世界最大的拍賣行如佳士得、蘇富比買貴的藏品，確保高保真率；第二條，是“馬未都模式”的路，在媒體經常露面、出書，把鑒定方法公布于眾，形成眾多粉絲；第三條，是廣州東方博物館正在踐行科研的道路，建立瓷器鑒定的物證系統，靠“真藏品”建立自己的品牌。“中國傳統的文物鑒定，一直是講感覺的人證鑒定，得出的鑒定判斷在邏輯上是或然性，即‘應該是，可能是’；但講科學物證得出的鑒定判斷應該是邏輯上的實然性，即‘它就是’或者‘它就不是’。”周勇說。

為了找到這種科學物證的方法，周勇的團隊經過多年研究，終于創造了新學科——《陶瓷跡型學概論》，并且和番禺博物館合作成立了東方陶瓷跡型物證研究中心。三年間，研究中心目前已經研制成了元青花跡型圖譜模型。圖譜模型將為以后的瓷器鑒定提供“DNA”比對標準。配合這門學科，周勇團隊還出版了相對應的《陶瓷跡型學概論》。書籍面世后，已經接到國外大約七十多個國家、單位和個人的訂單，關注度比國內還要好些。

陶瓷跡型學的研究成果，改變了陶瓷鑒定證據，從人證到物證;改變了陶瓷鑒定的判斷性質，它是就是，它不是就不是；改變了陶瓷鑒定知識的傳承方法，可以通過學制式教育進行傳承；改變了陶瓷鑒定的神秘性，人人可以借助跡型標準圖譜，親自參與比對鑒定。

周勇的團隊深入到微觀，用600 倍的光學顯微鏡拍攝瓷器釉層表面，對釉層的結構、組成以及和外界關系等層面“取證”，然后從風化學理、釉層變化機理上尋找瓷器“DNA”，期待給文物定真偽。他的研究團隊，不斷在美國、印尼、伊朗、泰國以及中國景德鎮、包頭等有合作關系的單位及博物館奔走，給科研樣品掃描，提取DNA。

正是由于中國混亂的真假文物鑒定體系以及官方“裁判”角色缺席，促使了他研究這套鑒定方法。2011 年，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鎮館之寶——長沙窯“壺王”被指為“贗品”。盡管該博物館在接收文物時就曾邀請相關專家層層把關，又出具了鑒定證書，卻遭到了來自故宮博物院專家的質疑。雙方互相膠著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因為雙方均拿不出物證。

周勇一再強調“物證”是破解這種尷尬的方法，“跟破案的指紋和DNA檢驗的道理一樣”。元青花圖譜物證系統建立后，他嘗試著檢驗自己早期的藏品，結果“大部分都是不符合圖譜標準的”。那怎么辦呢？“不怎么辦，學費是要交的。”周勇現在依然會入手贗品，只不過是為了給研究提供反面教材。談到收藏多年的心態，他脫口而出，“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

仿品要標注，成功靠創造

在主題館里，周勇特意提醒我們去觀看兩座木雕。放置在房間角落的民國黑檀木雕造像是一個著長袍馬褂的旗人，而置于玻璃柜中間是“福祿壽”之一的“壽仙”。他親昵地稱呼兩座雕像為“老頭”。“ 這兩個老頭，如果從價值來講，相差十倍甚至百倍。一件是商品，一件是藝術品。”隔著玻璃，周勇一一指出“壽仙”造像的妙處：其鼻子、眉心、顴骨，大拇指壽桃、如意甚至到裙擺的末端恰恰是原木的結巴之處，而一只鞋上雕刻的壽字，卻不是“斗”而是類以指紋的“箕”，他打趣說，結巴處的“斗”像“扎結”了，而“壽”字它刻在樹紋箕上，則象征萬壽無疆。工匠在雕刻的時候，沒有掩飾這些瑕疵，反而將它們渾然一體融合進去。另一位“老頭”即使通體黝黑，沒有任何瑕疵，只要有黑檀木就可以批量生產。這就是它們的區別所在。瓷器中可以有仿品。“‘乾隆仿古’，工匠會在瓶子底下標注這四個字”，否則進入古董市場就是魚目混雜，就是“商業欺詐”。古董可以模仿前朝，但要標注自己的特征，標注自己的品牌，周勇進一步解釋。

周勇推崇創新精神，古代工匠的智慧常常使他撫掌稱贊。“譬如這只成化瓷杯，”他拿起自己的一件藏品，說：“外壁鍍彩需要經過兩道嚴格的工序。第一遍需要在1300度高溫的瓷窯炙燒，燒出青花圖案。第二遍是填彩，為圖案上紅黃綠等色彩，再用700 度的低溫燒一遍。這個瓷杯出自官窯，做工自是精細。唯一不足是，燒制過程中內壁出現了瑕疵，因為不舍得廢棄，工匠就化腐朽修為神奇。如果這是仿品，仿造的人就不會根據瑕疵重新去創造。從這個層面分析，說明它是非仿品。”“中國在明末清初的時候，科技發展水平在國際上是領先的。那為什么我們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經受大工業的洗禮？”拋出問題后，他忍不住自己給出了答案：我們在那個時代沒有形成以創新為主體的企業家階層，我們對知識產權和創新沒有保護意識，更沒有法律意識，所以我們一百年前做三來一補，至今還在做三來一補，我們許多制造業仍處在世界垂直分工的最底層。官方壟斷市場，就會扼殺競爭力。而當代的文物造假，造假者們只顧金錢，是沒有心思去創新的。 

［對話周勇］

“私博”成長靠品牌

周勇：中國的博物館一下子開放了這么多是好事，但會有競爭，會優勝劣汰，不必大驚小怪，杞人憂天。如果沒有很高的鑒賞水平和識別假貨的能力，博物館就不能保障可持續發展。建博物館關鍵問題不是說有多少人來做，而是怎么把博物館能做成一個品牌。

周勇：博物館的性質是公益性的，是一個永久性的機構。這樣就有一個矛盾，

你怎么去讓博物館長期生存。打個比方，像360 軟件前臺不賺錢，但他想辦法后臺去賺錢。私立博物館的發展道理也一樣，博物館是公益性項目，本身是不能掙錢的，那就要想辦法在其他方面去賺錢。比如我們企業還在做，就用企業賺的錢來補貼。

周勇：國外博物館的生存機制是多元化資助的，有靠基金會支持，有企業和私人捐款，也有國家補貼。西方社會骨子里是根植于基督教。因此它有一個完善的慈善公益運作的體系。但是我們相信，幾十年后，國內也逐漸形成社會對博物館的捐贈體系。而我們的經營模式是要先把品牌做起來，品牌的背后自會有資金的跟隨和注入。為什么要搞科研？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創建品牌，你必須創造科學的物證系統來證明博物館的藏品是真品，不然任何人到你這里來都可以說，這些東西全是假的。

周勇：冀寶齋，我沒看過，不能發表意見。我如果沒有物證鑒定這套系統，肯定會有很多人來說，不管是對的也好，不對也好，都會議論，會對你的品牌造成影響。冀寶齋它沒辦法，它拿不出證據來，它就被別人說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