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恥啊，我們居然沒有敵人！

　　我曾經在隨筆中談到過有關的士司機的經歷。與其他城市相比，這種經歷以發生在紐約的最為有趣，原因有三。第一，紐約的司機來自世界各地，語言、膚色都各不相同；每個人都配有一張小牌子，上頭寫著自己的名字。因此，每次上車后，辨認他們究竟是土耳其人、馬來西亞人、希臘人、猶太人還是俄羅斯人，就成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們中的很多人總是通過“他們”自己的電臺來相互聯系，電臺里說著他們的語言，播放他們的歌曲，因此，有時打的去中央公園就好像是打的在加德滿都旅行。
　　第二，在紐約沒有人把的士司機作為終身的職業，而只是把它當作一份臨時工作；因此，坐在的士方向盤前方的有可能是一名學生、一位失業的銀行員工或是一個剛來不久的移民。
　　第三，紐約的士司機總是成群結隊地出現：在某個時期內，大部分司機都是希臘人，過一段時間后又變成了巴基斯坦人，之后又是波多黎各人，諸如此類。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觀察到移民的浪潮以及各個種族的勝利：當某一群的士司機從這個行業消失時，就意味著他們碰到了好運氣，聲勢壯大了，說明他們可能轉移到煙草店、蔬菜店里工作，轉移到城市的另一個區域生活，登上了一個新的社會臺階。
　　因此，除了能夠觀察的士司機個體的心理差異（有癔病患者，有厚道熱情者，有投身政治者，有反對某主義者）之外，出租車更是一個觀察社會現象的絕好場所。
　　上個星期，我碰到了這樣一個司機：他是有色人種，名字很難拼，后來他告訴我他是巴基斯坦人。聊到這兒的時候，他問我是哪國人（紐約的外來人口相當多），我說我是意大利人，于是他就開始問我問題?？瓷先ニ坪鯇σ獯罄喈敻信d趣，后來我才明白，他之所以有這么多問題，是因為他對意大利一無所知，既不知道意大利在哪兒，也不知道那里說什么語言（通常，當你告訴一個的士司機說在意大利人們講意大利語時，他們都會感到很震驚，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性地認為全世界都在講英語了）。
　　我快速向他描繪了一下，說意大利是一個半島，中部是綿延的山脈，而周圍則被一圈海岸線包圍，那里有許多美麗的城市。當聊到意大利的人口時，他驚訝于意大利的人口居然那么少。隨后他又問我意大利人是否都是白種人，還是多種族混雜，我向他大致解釋說：起初，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白種人，但現在也有一些黑人，不過數量總比美國要少。他當然也想了解意大利有多少巴基斯坦人。我回答說，可能有一些，但比菲律賓人和非洲人要少。聽了我的回答，他顯得不太高興，或許在想為什么他的民族不愿意去意大利這個國家。
　　我又傻乎乎地告訴他說意大利也有一些印度人，他立刻怒視著我：我不該把兩個如此不同的民族相提并論，不該提起這個在他心目中如此低等的民族。
　　最后，他問起誰是我們的敵人。我問：“什么？”于是他耐心地向我解釋說他想知道意大利人目前正和哪個民族進行戰爭，不管是為了領土爭端、種族仇恨，還是邊界侵略等其他原因。我說我們沒和任何民族打仗。他繼續耐心地問我誰是我們歷史上的敵人，也就是那些和意大利人相互殘殺的民族。我再次重申我們沒有這樣的敵人。最近的一場戰爭發生在五十多年前，即使是在那場戰爭里，我們也沒有搞清楚過究竟誰是我們的敵人，誰又是我們的盟友。他對我的回答很不滿意，并坦白地告訴我說他認為我在撒謊。一個民族怎么可能沒有敵人呢？
　　那件事就到此結束了，我為本民族這種麻木的和平主義而多給了他２美金的小費。但我一下車就忽然想起了本應該在剛才告訴他，卻一時沒有想起的正確答案。這種現象被法國人稱為“ｅｓｐｉｒｉｔ ｄ＇ｅｓｃａｌｉｅｒ（馬后炮）”。
　　我應該告訴那個司機意大利人是有敵人的。但那種敵人卻不是外來的敵人，他們也根本無法確定誰是自己的敵人，因為他們總是在內部持續地爭斗。意大利人之間總是在斗爭：城市跟城市斗，邪教與正教斗，階級跟階級斗，政黨與政黨斗，同一政黨中的成員相互斗，大區跟大區爭，政府跟司法部門爭，司法部門又與經濟部門爭，國家電視臺與私人電視臺爭，聯合政府之間的成員互相爭，部門與部門爭，報紙與報紙爭。
　　我不知道那個司機是否能聽懂我這樣的回答，但如果我剛才這樣回答他，作為一個沒有敵人的國家的公民，至少不會丟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