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要對人感興趣 劉香成和他的拍攝對象們

“我比較好奇。認識一個人，我就要學他，他懂的知識我都問一下。人家覺得你對他感興趣，他自然也對你感興趣。”劉香成說。 

不知為何，院子里那兩株百歲的石榴并未碩果垂枝。往年收成不錯，劉香成會將成熟的石榴摘下來，榨汁，取少許兌以三分之一的意大利白酒和三分之二的金酒或伏特加，調成秘制的“石榴馬蒂尼”，以饗來客。

2008年，《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中國：一個國家的肖像》）付梓，劉給老攝影家徐肖冰和侯波夫婦送樣書時，還順道帶上一些他們喜歡的新鮮的石榴。當時徐肖冰92歲，侯波84歲，前者已經“老得拿不起書”，后者作為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跟隨毛長達12年，在劉香成的書房墻上掛著的唯一一張照片，就是侯波的大作——晚年的毛澤東臨水而立，老樹寒枝倒映在湖上，毛的身影也在水中。

侯波老先生于上世紀60年代拍攝這張照片時，劉香成剛剛擁有自己的第一部相機——12歲那年，父親劉季伯的一個朋友送給他一臺相機，牌子早已不記得，但彼時的他應該想不到，自己的一生會與攝影結下不解之緣，并借此見證中國與世界的巨變，也收獲他一生中無數的名聲與贊譽。

攝影

沏茶的時候，來自云南的保姆阿姨說，“劉先生喜歡坐在那張椅子上”——那是這座四合院西廂房里餐桌的主位，從彼處可以看見院子里的兩株石榴、一棵海棠、一叢修竹，以及仍屬北平的天際線。

按照劉香成的習慣，訪客通常坐在他的對面，如果他轉身去添茶倒水，你可以看見他頭上的玻璃屋頂外高高的香椿樹——宅子位于景山和北海之間，傳統的四合院尚未被拆除殆盡，香椿樹自鄰居家院子探過枝頭來，再過幾年，恐怕大有蔭澤房頂之勢。

2013年10月23日，霜降。眼前這位聲名顯赫的攝影師和傳媒管理人放下茶杯，開始回答記者的第一個問題：一個攝影師的教養是如何獲得的？

然而，“我的攝影訓練完全是個意外。”他說。1970年，生于香港、又分別在福州和香港度過他的孩提和少年時代的劉香成赴美留學，進入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攻讀國際關系與政治專業。他參觀過美國攝影師杜安·邁克爾斯（Duane Michals）和戴安·阿勃絲（Diane Arbus）的攝影展，也曾經在紐約第50街的小圖書館看到過法國攝影師馬克·呂布（Marc Riboud）的《中國的三面旗幟》（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并為之著迷，但直到1974年，劉香成才遇上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導師——《生活》雜志的攝影師基恩·米利（Gjon Mili），并在后者的推薦下進入《生活》雜志實習。

長達九個月的相處中，基恩·米利對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請我喝過威士忌，也給我削過蘋果，就是沒有說過照相要用多少光圈，快門和敏感度該怎么樣。他就是愛把自己喜歡的照片剪下來貼在墻上看，看完再看，看完再看。結束實習之前，他讓我去 28層的檔案室好好看看片子，于是我就發現了布列松、艾森斯塔特、馬克·呂布等很多大師的底片和樣片，那一刻我才呆了，也是在反復看的過程中，學會了怎么讀照片。”

劉香成還提及過一個祖籍蘇州的華裔教授利昂內爾·曹，“我們可以一起吃飯喝咖啡聊天”，劉香成大學畢業后，曹得知他有志于從事新聞業，便安排劉香成與他的同學、時代集團的總裁凱爾索·蘇頓（Kelso Sutton）見面。凱爾索只問了他一件事：“年輕人，你這輩子想要做什么？”劉香成立即回答：我想到中國去。

中國

1976年，劉香成受《時代》周刊委托，進入中國拍攝毛澤東的葬禮。滯留廣州時，他拍下了珠江邊上戴著黑紗打太極的人們。劉感覺到，“他們把很沉重的一個包袱放下來了”，他們的肢體和表情微妙的變化告訴他，“中國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人類的故事”。

1978年，他再度返華，成為《時代》首位駐京攝影記者，從此開啟了他“毛以后的中國”的拍攝之旅。他的鏡頭下有國家領導人，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剛被平反的文化人——例如詩人艾青。“我給他拍照片的時候，他就跟我講故事：他們在新疆的時候，在地上挖了個坑，人就住在坑里，坑上是一張塑料布，拿幾塊石頭把布壓住，因為在戈壁沙漠，風一吹，‘沙雨’就漫天而下。”

受艾青的啟發，1979年，劉香成和同事Richard Burnstine從上海登上火車，直奔新疆烏魯木齊。他們訂了一個軟臥包間和兩張硬座票，時不時到硬座車廂和人們聊天。談話不足為觀，反倒是車窗外日漸貧瘠荒涼的景觀，加深了他對中國的理解。“為什么中國人有這么profound pragmatism（深刻的實用主義）？因為我們的這塊土地不好，人口很多，‘I need to survive（我需要生存）’，這就是中國的特色。這是中國人的filter（濾鏡）。”劉香成說。

更為人所知的是他與吳祖光等人的交往。他的30歲生日，新鳳霞給他畫了兩個壽桃，吳祖光在上面題字；侯寶林給他寫“壽”字，而黃永玉則教他怎么吃螃蟹，怎么欣賞俄羅斯歌曲。“我來北京當記者時才26歲，但我交的朋友都已經四五十歲了。”

和所有人一樣，他們是一群被無暇顧及的老人，過去的經歷和遭遇，不能對身邊人說，“也沒有人要聽他們的話”，劉香成可能是為數不多的傾聽者。“我對他們的生活，對他們所有的事情都有興趣，所以我有什么事情就到他們那兒去看看，他們把我留下來吃飯；我也請他們來我家吃飯。”劉香成說，“他們覺得‘劉先生’是個小弟弟，把我保護在他們的翅膀下面。作為一個‘小孩子’，對我來說，（跟他們交往）是開了我的眼界。”

多年之后，記者柴靜還描述過劉香成與這些老人打交道的方式：“有天他約我去周有光家。他去了不急著拍，也不找場地，相機放在桌上，先聊天，說‘我有幾個問題要問您’，從語言聊起，漫山遍野地聊，周老爺子談興很濃，說‘文革’時窮得沒糧票，家里為了節省，說‘你去政協食堂吃吧’，去了，看見食堂里還有另一個蹭飯的——溥儀。”

“他倆說到這里都哈哈大笑。劉香成隨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那一刻之后，他開始邊聊天邊拍，隔著一張桌子的距離，邊談邊拍，談話沒有中斷，拍照也是。我從旁看，覺得照片的形成是人與人的關系，劉香成與被拍者的關系有這樣的東西——就是不用追問，也不用解釋，兩相一笑，那種‘意會’的東西。”

2010年，劉香成還給這位“中國拼音之父”拍攝過一張肖像，106歲的周有光拿著“光筆”在空中寫下自己的名字——那是導師基恩·米利拍攝畢加索時讓畢加索拿著筆做“光學涂鴉”的創意。 

好奇心

劉香成與知識分子的緣分似乎可以追溯到更早和更近的來源：他的外叔公是陳璧，后者于光緒元年（1875）赴考中舉，光緒三十三年（1907）官至郵傳部尚書——相當于現代的交通運輸部、鐵道部和郵政總局的部長。

“是他撥款給慈禧蓋頤和園的，”現年63歲的劉香成說，最近才有朋友把他外叔公的照片找來給他，“當時他正跟美國的將軍談庚子賠款，但因為他蓋頤和園這個事情，他的名聲受了影響。”陳璧于宣統元年（1909）遭彈劾而被罷免郵傳部尚書一職。

劉香成的母親陳偉雯是那個年代少有的上過大學的女性；舅舅陳伯流曾留學東京，回國后任職上?！洞蠊珗蟆?，“錢其琛也在《大公報》工作過”。

至于劉香成的父親劉季伯，當然也屬融合新舊、貫通中西的文人。劉季伯生于湖南湘潭，本是一介布衣，后來讀書、從軍，被蔣介石派到福建國民政府負責田糧處，還做過國民黨在福州的黨校的負責人。1949年，劉季伯沒有隨蔣家赴臺，而是去了香港，先是給《新島日報》寫社論，后來又成為香港《大公報》的國際新聞編輯。

1951年劉香成在香港出生，1953年被送回母親老家福州接受小學教育，直到1960年回到香港。在香港，每隔一兩個禮拜，他們都會到陳伯流家里去吃飯，后者是世家子弟，又是商界要人，家中自然是名流雅集。父親身邊的知識分子對他的影響也是潛移默化的，其中就有著名報人曹聚仁，還有負責把李宗仁“帶回來”的程思遠。

從小跟“大人”在一起，到了1970年代赴美留學，劉香成結交的，也多半是年長的朋友。他有一個室友叫吳靜吉，是生于1939年的臺灣學者，那時候在美國的大學里教心理學；還有生于1941年的姚慶章和生于1932年的夏陽，都是著名的臺灣畫家，1972年左右就被SOHO的大畫廊代理畫作——遲至二三十年后，中國大陸才開始有所謂的當代藝術。“他們是大哥哥，我是小弟弟，”劉說，“所以我在美國的時候不跟香港的留學生玩——他們的知識面太小了。”

說到攝影，也有劉香成搞不定的人，“但你要堅持一下”。堅持的結果，往往就是贏得信任。有一次，劉香成在洛杉磯拍好萊塢黃金時代的大明星英格麗·褒曼，“我把她帶到酒店的后花園照相，過了幾天她就給文字記者打電話，說你帶來的攝影記者讓我很放松”。

當然，更著名的“案例”與尼克松有關：1982年，《上海公報》發表10周年之際，尼克松從上海乘坐專列去杭州西湖，包括劉香成在內的境外記者隨行采訪。“在西湖，我問尼克松可不可以單獨給他照相，他說好啊。我們在西湖走了一大圈，我讓他停他就停。水門事件之后他對記者是很反感的，但不曉得為什么，他能夠信任我。”劉說。

當時李肇星是外交部新聞司管美國記者的處長，與劉香成的關系很好（更早的時候，科級干部李肇星在黃山還幫劉香成扛過攝影器材，李肇星當了外長之后，還會給劉香成送書和他寫的詩詞），“尼克松在前面一節車廂，李肇星突然跑過來問我相機在哪里，他說尼克松要過來了，拿著一條毛巾、一個水桶和青島啤酒給我們送啤酒來了。”劉香成抓住了那個鏡頭，尼克松送啤酒也成了《毛以后的中國》攝影集中的經典之一。 

藝術家

說到自己交朋友的“訣竅”，劉香成說，“我比較好奇。認識一個人，我就要學他，他懂的知識我都問一下。人家覺得你對他感興趣，他自然也對你感興趣。”

實際上，對萬物抱持續的好奇心，為人處世嚴謹而謙恭，可能是劉香成成為大記者的最大原因。

1981年，劉香成加入美聯社，先后成為駐北京、洛杉磯、新德里、漢城和莫斯科的攝影記者，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重大時事，劉香成幾乎從未缺席—洛杉磯和漢城的奧運會、甘地夫人遇刺、阿富汗戰爭，以及為他帶來“普利策現場新聞攝影獎”的蘇聯解體。1994年淡出新聞一線之前的傳奇故事已連篇累牘地見諸報端，但不論是此前還是此后，劉的成功都與其交游廣泛脫離不了關系——包括隨著CNN董事長湯姆·約翰遜混入克里姆林宮拍攝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在外人看來，也是一次偶然但又必然的機會。

1995年，劉香成回到北京，讓朋友幫他物色四合院，最后相中的，便是現在這座位于帝都“龍脈”之上的四合院。當時這個四百多平米的大雜院有27間房，住著幾十口人，即便如此，劉香成還是“30秒就決定買下來”。除了兩棵百年的石榴樹，其他全部推倒重建——他要求施工隊按照傳統的手工方法磨磚對縫，以每人每天僅磨八塊的速度建造他的宅院，直到1996年建成，劉于1997年入住，從此定居北京。

1997年也許是一個分水嶺，在那之前，劉香成是奔波于世界各地的攝影記者，即便是家中的老家具，也曾見證他的足跡；在那之后，劉是職業經理人，擔任過時代華納集團的駐京首席代表，做過默多克的新聞集團的中國區高級副總裁，促成過高規格的“財富論壇”在滬舉辦以及外資星空衛視在華落地，包括現在仍在為美國著名的經紀公司CAA提供高端政策和公關咨詢。

然而，在幫外人“打理中國關系”之外，劉香成仍然是一個攝影師，在前不久出版的新作《中國夢：劉香成攝影三十年》中，人們得以看到另一面的劉香成——除了反映改革開放政經巨變的平凡人的面孔，他也將鏡頭聚焦于中國當代的藝術家和社會名流：在監視器前的張藝謀和姜文，在金碧輝煌的酒店里張開雙臂的周潤發，憤怒的何勇和盤腿而坐的崔健，給自己畫眼睫毛的徐靜蕾和開胯練功的金星，素顏的范冰冰和光鮮亮麗的高圓圓??

對于他們，劉香成似乎有種天生的自信，例如拍陳凱歌，“他到我家里來，我讓他把鞋脫了、襪子脫了、躺在地上——讓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后來我才曉得那個人是很難搞的。”又如拍曾梵志，“他其實很不愿意被人家拍他畫畫的，他希望這個過程保密。而我拍他的時候不是要表達他很牛，那就一定要照他的臉了。我根本就沒照他的臉，但你一看照片就知道這個人肯定是曾梵志”。

但在他拍攝的這些人中，只有一個人引起了不小的討論：他拍了郭敬明。那是《小時代》上映之際，某雜志邀請劉香成拍攝郭敬明的封面，前者最終采用了一張仰拍角度的片子作為封面，而在那之前，劉香成連郭敬明是誰都不知道。后來劉香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郭敬明“動作很多，說話很快，其實跟千千萬萬從遙遠的家鄉走出來的孩子一樣，他們到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非?？释C明自己”。

雖然自己是攝影師，不過，劉香成并不在家里掛自己拍的照片，相反，四合院的四下，都是其他藝術家的作品，比如廚房正中的墻上掛的那張油畫，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他特別邀請王廣義為其創作的，畫面上三個工農兵中的其中一個舉著紅寶書，書里迸出了“WTO”三個字母。10月23日那一天，“圍繞”著我們的談話的，還有張曉剛、方力鈞、劉小東等人的畫作——這些藝術家都是他所熟悉的朋友。

談話結束時，初冬的陽光已經從玻璃屋頂上懶懶地照下來，照在地上藍白相間的地磚上，那種藍，是劉的妻子凱倫·史密斯家鄉的“英國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