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鄰居
一個年輕的猶太人，如何為了對國聯警示希特勒的威脅，沖進國聯會場，把自己打死在會場里
一個人的故事
我們住的佐治亞州是個有名的南方鄉下地方，哪怕它出了一個卡特總統，哪怕它的首府亞特蘭大舉辦了一次奧運會，還是難改大家對它的印象。雖然佐治亞早就不是農業地區，稱它鄉下，也就是嫌它視野狹窄而落后。我們附近有個叫雅典的大學城，大學排名遙遙落后，被譽為“派對大學”，可雅典還是被稱作是佐治亞的腦袋，也就是智慧所在的意思。
最近，漸漸知道，這里還真的藏龍臥虎，有一些不同尋常的人生活在這里，比如說，有一個其貌不揚的老太太，她的一生就夠精彩的。老太太叫蓓迪，人高馬大，短短頭發，架一副大大的眼鏡，很精干的樣子。再加上她的姓，沙金，英語聽上去像是個軍職，就給我有點厲害的印象。后來，看到她年輕時一頭卷發的照片，才知當年也是一個金發美女。
蓓迪并不是出生在我們這里，在偏北點的辛辛那提，卻也算是南方。要強調“南方”，是因為美國的南方和北方一度有本質差別。北方沒有種族隔離，南方卻在南北戰爭后實行了將近一百年的種族隔離。在蓓迪小時候，她生活的小城里也有種族隔離，要是黑人去百貨店，就不能像白人一樣試戴手套和帽子。一般來說，不要說小孩子，大人也是喜歡有點優越感的。假如社會理所當然地給了一個階層高貴的身份，而你又恰屬其列，一般都是欣然笑納，很少聽說是要謙虛退讓的。而蓓迪的父母身為白人卻非常反感任何不平等的現象，結果蓓迪也就跳出了狹隘的南方視野。
一個地方若要向善處改變，要有兩個前提。一是大家有個善的共識，所謂核心價值，比如說人道價值等等。大家都常常納悶，說美國不是在一開始就在憲法里確立了人道原則嗎？為什么在南北戰爭后，還容許南方種族隔離？猜想其可能的原因當然是區域自治，可區域自治也不能違憲吧？其實，主要原因是，南方那些存在種族主義思維方式的人們，找到了一條看上去并不“違反原則”的理由，那就是“分離且平等”。這句話的出典來自美國獨立宣言，當年美國對英國宣布獨立，曾強調美國可以和英國“分離且平等”地生活。這句話被南方人拿過來，就變成了種族隔離的依據，他們說，我們不是誰欺負誰，我們是“分離且平等”地生活。具體就是黑人不能使用白人的公共設施，白人也不準用黑人的公共設施。蓓迪有一次在新奧爾良轉火車，去了黑人售票窗口，驚訝地發現，售票處居然依法不能賣票給她。這樣的正理歪解，一時要擊破它倒也不易。
這就牽出向善改變的第二個原則，就是要容許討論。假如沒有向善的共識，假如大家認為不人道也無所謂，當然不指望會改變；而假如第一條是肯定的，卻對某一種現象是否符合人道不讓討論，那么可以想象，改善也將是困難重重。因此，容許對任何話題的公開討論就變得很關鍵。
蓓迪在南方非常保守的南卡羅萊那州讀大學。１９３３年卻參加了黑人神學家哈華德·圖曼的系列講座，他后來是著名的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的導師。他們討論和研究的內容就是有關種族歧視。這種討論在南方公開進行，黑人也擁有自己的報紙，最終，才通過司法途徑和平結束南方的種族隔離歷史。這種公開討論是一種對內心障礙的消解。
蓓迪豈止是跳出南方局限，她還幸運地展開了自己的國際視野。她讀的專業是國際關系和外國事務。在這段時間里，她還深受愛因斯坦的影響。１９３２年２月，蓓迪的教授把蓓迪帶到洛杉磯，專程去聽愛因斯坦對國際事務的演講，主題是裁軍。這個演講恰在聯合國前身的國聯舉行裁軍會議之前，也在美國卷入二戰的九年之前。當時愛因斯坦的觀點非常明確，就是區域和逐步裁軍其實是沒有根本意義的。真正的裁軍必須是全球的全面裁軍，否則只是表達良好意圖的天真愿望。今天我們去看，與和平有關的議題，其實都是如此。
就在臨近畢業之前，蓓迪參加了東京的日美大學生聯合會議。這是日本在侵略中國滿洲之后，在國際社會壓力下，試圖作出的一點示好姿態?；貞浰臇|京之行，蓓迪說，我第一次感受到“帝國權力”是怎么回事，歡迎的人群，會議的發言，一切都是在權力安排下的做戲，沒有一點真實的東西。１９３６年，就在世界局勢日益緊張的時候，蓓迪在日內瓦的國際關系學院得到一個工作，并且開始熟悉她一向感興趣的國聯。當時，適逢中國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下向國聯求助。蓓迪親眼看到，國聯如何因缺乏實力而無法真正回應這樣的呼救。雖然國聯的建立旨在消除一次大戰后的國際危機，卻因無法應對二次大戰前的新形勢，最終一場世界規模的戰爭還是爆發了。在戰爭期間，蓓迪一直作為政府間的聯絡官和記者駐在歐洲。
戰后蓓迪回到美國，后來搬到我們附近的小城雅典。她幫助建立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在這個小城的分會，推動選舉，推動建立黑人的婦女組織，參與了南方的徹底變革。今日之南方，已經和北方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之后，她在一個典型的南方雜志社工作，這樣的雜志常常只講些當地故事。在晚年，蓓迪卻突然寫了早年記憶中一個遙遠的真實故事，發表在這樣一個南方雜志上，那是屬于她的故事：二戰爆發前的１９３６年，一個年輕的猶太人，捷克記者，如何為了對國聯警示希特勒的威脅，沖進國聯會場，把自己打死在會場里。
我常常想，晚年的蓓迪為什么突然想寫這樣一個故事。憑她豐富的國際政治關系的知識，憑她多年在戰爭期間的工作經驗，她一定能夠敏感地感受到，在二戰之后建立的聯合國，在今天的新形勢下，也和當年的國聯一樣，在屢屢遭遇力不從心的制度性困擾。而世界要向善處走，困難大得多。因為今天的世界并沒有建立起一個共同的善的核心價值。
或許，蓓迪這個見多識廣的老太太，是在寫出自己的擔憂吧。
我們住的佐治亞州是個有名的南方鄉下地方，哪怕它出了一個卡特總統，哪怕它的首府亞特蘭大舉辦了一次奧運會，還是難改大家對它的印象。雖然佐治亞早就不是農業地區，稱它鄉下，也就是嫌它視野狹窄而落后。我們附近有個叫雅典的大學城，大學排名遙遙落后，被譽為“派對大學”，可雅典還是被稱作是佐治亞的腦袋，也就是智慧所在的意思。
最近，漸漸知道，這里還真的藏龍臥虎，有一些不同尋常的人生活在這里，比如說，有一個其貌不揚的老太太，她的一生就夠精彩的。老太太叫蓓迪，人高馬大，短短頭發，架一副大大的眼鏡，很精干的樣子。再加上她的姓，沙金，英語聽上去像是個軍職，就給我有點厲害的印象。后來，看到她年輕時一頭卷發的照片，才知當年也是一個金發美女。
蓓迪并不是出生在我們這里，在偏北點的辛辛那提，卻也算是南方。要強調“南方”，是因為美國的南方和北方一度有本質差別。北方沒有種族隔離，南方卻在南北戰爭后實行了將近一百年的種族隔離。在蓓迪小時候，她生活的小城里也有種族隔離，要是黑人去百貨店，就不能像白人一樣試戴手套和帽子。一般來說，不要說小孩子，大人也是喜歡有點優越感的。假如社會理所當然地給了一個階層高貴的身份，而你又恰屬其列，一般都是欣然笑納，很少聽說是要謙虛退讓的。而蓓迪的父母身為白人卻非常反感任何不平等的現象，結果蓓迪也就跳出了狹隘的南方視野。
一個地方若要向善處改變，要有兩個前提。一是大家有個善的共識，所謂核心價值，比如說人道價值等等。大家都常常納悶，說美國不是在一開始就在憲法里確立了人道原則嗎？為什么在南北戰爭后，還容許南方種族隔離？猜想其可能的原因當然是區域自治，可區域自治也不能違憲吧？其實，主要原因是，南方那些存在種族主義思維方式的人們，找到了一條看上去并不“違反原則”的理由，那就是“分離且平等”。這句話的出典來自美國獨立宣言，當年美國對英國宣布獨立，曾強調美國可以和英國“分離且平等”地生活。這句話被南方人拿過來，就變成了種族隔離的依據，他們說，我們不是誰欺負誰，我們是“分離且平等”地生活。具體就是黑人不能使用白人的公共設施，白人也不準用黑人的公共設施。蓓迪有一次在新奧爾良轉火車，去了黑人售票窗口，驚訝地發現，售票處居然依法不能賣票給她。這樣的正理歪解，一時要擊破它倒也不易。
這就牽出向善改變的第二個原則，就是要容許討論。假如沒有向善的共識，假如大家認為不人道也無所謂，當然不指望會改變；而假如第一條是肯定的，卻對某一種現象是否符合人道不讓討論，那么可以想象，改善也將是困難重重。因此，容許對任何話題的公開討論就變得很關鍵。
蓓迪在南方非常保守的南卡羅萊那州讀大學。１９３３年卻參加了黑人神學家哈華德·圖曼的系列講座，他后來是著名的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的導師。他們討論和研究的內容就是有關種族歧視。這種討論在南方公開進行，黑人也擁有自己的報紙，最終，才通過司法途徑和平結束南方的種族隔離歷史。這種公開討論是一種對內心障礙的消解。
蓓迪豈止是跳出南方局限，她還幸運地展開了自己的國際視野。她讀的專業是國際關系和外國事務。在這段時間里，她還深受愛因斯坦的影響。１９３２年２月，蓓迪的教授把蓓迪帶到洛杉磯，專程去聽愛因斯坦對國際事務的演講，主題是裁軍。這個演講恰在聯合國前身的國聯舉行裁軍會議之前，也在美國卷入二戰的九年之前。當時愛因斯坦的觀點非常明確，就是區域和逐步裁軍其實是沒有根本意義的。真正的裁軍必須是全球的全面裁軍，否則只是表達良好意圖的天真愿望。今天我們去看，與和平有關的議題，其實都是如此。
就在臨近畢業之前，蓓迪參加了東京的日美大學生聯合會議。這是日本在侵略中國滿洲之后，在國際社會壓力下，試圖作出的一點示好姿態?；貞浰臇|京之行，蓓迪說，我第一次感受到“帝國權力”是怎么回事，歡迎的人群，會議的發言，一切都是在權力安排下的做戲，沒有一點真實的東西。１９３６年，就在世界局勢日益緊張的時候，蓓迪在日內瓦的國際關系學院得到一個工作，并且開始熟悉她一向感興趣的國聯。當時，適逢中國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下向國聯求助。蓓迪親眼看到，國聯如何因缺乏實力而無法真正回應這樣的呼救。雖然國聯的建立旨在消除一次大戰后的國際危機，卻因無法應對二次大戰前的新形勢，最終一場世界規模的戰爭還是爆發了。在戰爭期間，蓓迪一直作為政府間的聯絡官和記者駐在歐洲。
戰后蓓迪回到美國，后來搬到我們附近的小城雅典。她幫助建立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在這個小城的分會，推動選舉，推動建立黑人的婦女組織，參與了南方的徹底變革。今日之南方，已經和北方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之后，她在一個典型的南方雜志社工作，這樣的雜志常常只講些當地故事。在晚年，蓓迪卻突然寫了早年記憶中一個遙遠的真實故事，發表在這樣一個南方雜志上，那是屬于她的故事：二戰爆發前的１９３６年，一個年輕的猶太人，捷克記者，如何為了對國聯警示希特勒的威脅，沖進國聯會場，把自己打死在會場里。
我常常想，晚年的蓓迪為什么突然想寫這樣一個故事。憑她豐富的國際政治關系的知識，憑她多年在戰爭期間的工作經驗，她一定能夠敏感地感受到，在二戰之后建立的聯合國，在今天的新形勢下，也和當年的國聯一樣，在屢屢遭遇力不從心的制度性困擾。而世界要向善處走，困難大得多。因為今天的世界并沒有建立起一個共同的善的核心價值。
或許，蓓迪這個見多識廣的老太太，是在寫出自己的擔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