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公私分明

謝泳專欄

　　在前幾年的《讀書》雜志上，看過費孝通先生一篇回憶曾昭掄的文章，印象中有這么一個意思：費先生說，他感覺到他這一代人和他前一代的知識分子還是有不同的，什么不同呢？費先生說到了面子問題。他認為，他前一代的那些讀書人，都很要面子，這個面子不是虛榮意義上的那個“面子”，而就是要臉。所以他們做人做事，考慮最多的是是非，而不是利害。這個傳統，越到后來越沒有延續。
    每個時代總有一些好習慣，我們過去要否定一個時代，總是把它的什么東西都否定掉，特別是在道德方面，總想另來一套，以為新就是好，其實事情遠不那么簡單，就說公與私的問題?，F在最頭痛的就是許多人分不清楚這二者，特別是一些官員，在他們那里，從來就沒有公私這一回事。這幾年情況稍好一些，但公私不分的現象還遍地都是。比如中國的公車制度，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改革的辦法，這與制度有關，但也與道德有關。
    許多人認為中國人沒有私的觀念，主要是因為產權不明晰。不過這話看是說什么時候的事，在計劃經濟時代，或許多少還有一點道理，要是說中國人從來都是這樣，就不對了。據我所知，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把公私分得很清楚的，是后來搞了計劃經濟，把什么都包下來，才讓人把公私混為一談。
    中山大學的梁釗韜先生，是中國人類學界知名的教授，梁先生出身非常富有，從小養成了對公益事業的熱心。她妻子鄧澤民說過一件事：有一天，保姆把他們的小女孩帶到了梁釗韜的辦公室，據說，當這個三歲的孩子要一張畫畫的紙時，梁釗韜回答說；“不行，這不是我們家的！”當他到其他城市出差時，從不讓自己的妻子隨行，因為這樣做不對。他一年要去北京三次，但他的妻子卻從未去過北京。
    陳寅?。保梗叮赌杲o中山大學衛生保健室主任梁綺誠寫過一封信，說自己得的是慢性病，一時不能痊愈，而一時又不能就死，積年累月政府負擔太多，心中極為不安，所以他請求，從今以后，一切經常所需要的藥品由他全部自費，一些自己買不到的藥品，則請保健室供給，但要求全部自費。
    這就是老知識分子的道德，或者說是他們已養成的道德習慣，到了以后這些好品德為別的東西取代了，譚其驤先生在上世紀５０年代初，辦公室用郵票都是公家的信和自己的信分開的，就這，到了“三反五反”的時候，還有人要找麻煩。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感，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夏衍生前多次說過，在中國所有的人中，知識分子是最愛國的。張申府在抗戰勝利后也說過，抗戰期間最不計個人利害、最體恤國家的就是知識分子。
    計劃經濟實在是個不好的東西，它把人們本來早已養成的好習慣都扔掉了。上世紀５０年代初，許多知識分子聽說看病要公家花錢，第一個反應是自己看病為什么要公家花錢？不是他們不懂社會保險之類的知識，而是在他們的概念里，公私始終是有界線的，我們現在才意識到要重新培養這種風氣，但一兩代人恐怕是難以養成習慣了。中國國民性本來是極自私的，可有一段時間，偏偏選擇了公有制，特別是中國農村，搞了人民公社，歷史真是會捉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