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座屬于市民的城市
1988 年,鄧小平提出“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第一次在官方話語層面肯定了香港的榜樣力量。不過,在大多數內地人眼中,作為榜樣的香港可能更多地停留在它曾經的高樓大廈、GDP 數據、琳瑯滿目的商品……至多再加上廉潔高效的行政、執法系統。不過,所有這一切都只是現代香港的外表。香港,本質上是一座市民的城市。
重慶大廈2007 年被《時代雜志》評選為亞洲地區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標。(東方IC?圖)
每年7 至9 月是香港的臺風季。2014 年至今,自然的風暴一直遠離維多利亞灣。40 年難遇的超級臺風“威馬遜”也只是讓港島掛出3 號風球,更一掃這個夏天的煩悶。
香港的2014 年依舊熱鬧,但在這一年的端午、五一,內地訪港游客首現下降;香港上半年零售業出現了連續5 個月負增長,而上一次的負增長還要追溯到九年前,各種議論也多起來。不過,這對廣東道,至少是經常在此派發廣告的陳小姐沒什么影響。她告訴南方周末,和路人打招呼依然超過95%的情況要講普通話,她身邊的LV 專賣店,工作日也不乏排隊的盛況……
廣東道所在的尖沙咀是香港主要的娛樂、文藝、旅游及購物區,也是香港多元文化交融的象征之地之一。而發生幼童便溺事件的旺角與此算不上遠,地鐵僅三站。
17 年里,往來超乎想象的頻密,難免有磕磕碰碰。在九龍倉集團副董事長周安橋看來,沖突背后是陸港兩地已成大勢的融合,有了磕碰,解決就是,有討論總是比沒討論好。
“in the between(處在中間)”
在全球最大的60 個經濟體中,香港的全球化指數長期位列前茅。晨鷺是來自內地的見證者之一。
晨鷺在廈門出生、長大,在美國念大學,進入一家美國大企業,然后被公司外派到香港。如果她最后決定在香港落地,那么這就是一條今天最高大上的內地人移民香港的路徑。
晨鷺這一代落地香港比她的父輩、祖輩要體面得多。內地大規模移民香港歷史上大致有四次。19 世紀中葉,香港被割讓給英國時,廣東、福建人以及外國人成為這里的第一批移民??箲鹌陂g,58 萬人攜中原文化沖入香港,而當時的本港人口不過百萬。國共內戰時期,香港又一口氣容納130 萬移民。然后,就是改革開放前的十多年。
在包容同根生的內地人的同時,香港幾乎也對世界敞開了大門。
晨鷺的公司在中環交易廣場33 樓,她老板是印度人,同事有本地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工作語言是英語……香港的工作體驗對已經很國際化的她仍然是顛覆性的,她說,“從來沒有感覺到一個城市如此之國際化”,香港是“in thebetween”,既不完全中國化,又不完全西化。“不同觀點,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文化,都被它自然地包容著。”
你能想象上萬外傭每個周末在中環聚會,在免費公園和街頭聚首,行色匆匆或黑發、或金發的人們從他們身邊繞過。這讓晨鷺嘆為觀止,“大家把它當作一個現象,覺得本該如此”。
如果要定義香港自由自在與多元包容,重慶大廈是一張合適的名片。
在夏日的暮色里,在霓虹燈閃爍的光影中,重慶大廈充滿了不合調。一眼望去仿佛內地機關大樓,門口卻是穿著寬松T 恤和大號牛仔褲的印度大漢,大樓里昏暗走道上掛著簡陋的招牌,空氣中混雜著異域香料氣息,店鋪放著臺灣女歌手的情歌,中亞男人推著嬰兒車跟香港老板用蹩腳的粵語討價還價,獵奇的內地游客在門口換港幣,底層的窗戶玻璃上貼著“臺灣、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特快匯款”。餐館、商店、旅店、美容美發乃至性服務,魚龍混雜……
據重慶大廈立案法團主席林惠龍介紹,重慶大廈日常會有超過100 個國籍的居住者。重慶大廈真實地述說著香港移民城市的基因、綿密復雜的人口構成。
香港前特首曾蔭權曾在香港政府施政報告中寫道:香港人在不知不覺間建立了一個獨特的城市,也塑造了這個城市的性格,我們崇尚自由,尊重法制,要公平,有公益,愛廉潔,多元包容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所在。
“有人在這里吃了五代”
周安橋覺得,香港的特質和它延續超過百年的以商治港的傳統有密切關系。從港英時代起直至今天,香港相當一部分公共職務是由公司人擔任的,他們不為公司干活卻可以繼續領著薪水,而企業還會全力支持。
對商業的推崇,成就了香港眾多傳承超過半個世紀的公司企業,這在華人社會殊為難得。走在香港街頭,很可能不經意間走進的一家鋪面就經歷了幾代人。
位于中環史丹利街24 號的陸羽茶室,就是一個。茶室總經理鄭冠英說,他是2006 年到這里的,那一年這家嶺南風格茶室已經經營了73年。
在熙攘的中環、熙攘的人流中,陸羽茶室就像是一個靜謐的小型博物館。室內的裝修80 年未變——清式椅子、西式大鐘、中國書畫、意大利的琉璃玻璃,所有的擺設仍沿用上世紀三十年代大上海、老廣州的風格,連點菜單都是細薄柔軟的宣紙印著“杏汁鮮奶蓋”。即使在日據時期,茶室依然艱難營業。戰亂時,茶室晚市會小心翼翼地垂下布簾遮住光線,避免成為轟炸的目標。
也許城市人情世故的交織,本地人格外喜歡來此飲茶。鄭冠英介紹說,熟客占了八成,“有的人在這里吃五代,爺爺帶著他來,他再帶他的孫輩來”?,F在也時常會有內地游客慕名而來。
在內地酒店餐飲業大發展階段,鄭冠英也和諸多香港經理人一樣北上。他在內地酒店行業做了10 年,最后還是選擇回去。他說,“我還是要在香港。”
戀?;蛘邞倥f,也許是香港和內地城市相比最入目可及的差別。鄭冠英告訴南方周末,“我在這里算是新人啦。”茶室的伙計在這里平均都工作了二三十年,其中兩位更是從1958 年干到現在,主廚也從1976 年至今干了近四十年。
老伙計甚至成了香港服務業一道風景,他們的專業、敬業和內地更多靚女帥哥卻每兩三年一換決然不同。
除了老伙計,香港還有不少老物什,比如往來于港島與九龍的天星小輪,還有橫穿八英里港島的叮叮車。不過,它們可不是建新如舊的所謂老物什。
叮叮車投入運營的時間是1904 年。今天的“叮叮”雖然外圍裝裱著色彩斑斕的現代廣告,內部卻依然古老與陳舊。轉彎的瞬間,輪軌之間的擠壓摩擦會讓狹長的木質車身發出“刺啦”的干澀聲響,讓人在現代城市行走的間隙突然被拉回到這個城市的歷史中。上車與下車的簡單動作,兩個時空轉換身份,神奇地在這個城市及其居民身上得到統一。
十多年前,不少香港人選擇定居在內地,因為事業甚至家庭都在內地,近些年隨著內地一日千里的生活成本,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逐漸回流。而相應的,越來越多在西方留學就業的海歸都會把香港列為回歸的首選。這成為陸港互動的一個新趨勢。
這一代更關心的
從九龍望港島,入夜后滿眼輝煌。曾經內地投資香港的標志性建筑——中銀大廈,如今也淹沒在毗鄰的輝煌中。
燈火中,黃頌焜的公司正忙著趕工,為一些大樓更換節能燈管。因為價格低廉,公司早早就確定了依托內地采購的原則,但這也給他帶來不少困惑。
黃頌焜在內地生活多年,但他依然不太理解內地人的商業邏輯——即便已經簽了合同,但不到交貨最后一刻,仍會改來改去。為此,黃頌焜流失了不少客戶。“在香港,所有的事情都是black andwhite(白紙黑字的),但在內地這種契約精神還不夠。”
商業契約和市場規則是香港作為現代商業城市的核心要素之一。不夸張地說,現代香港的經濟、社會、政治制度都是圍繞這個基本要素而構建的。以商治港,使得香港治理具有比較強烈的城市自治的特征。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公共事項上,市民的自發參與率會比較高。比如,香港2013 年有一個民調,如果知道有人貪污,你愿意舉報嗎?結果,回答愿意的超過八成。香港當然也存在諸如都市冷漠等眾多現代城市的通病,不過,香港的病情顯然是比較輕的。這有很大一部分要歸功于香港的社工和志愿者。
阿業是“深宵夜展工作隊”的一名社工。每周有三天,從晚上十點到凌晨六點,他會和隊友走遍港島東區和灣仔區,尋找流浪的青少年,和他們聊天交朋友,進而提供生活與工作上的幫助。
與深夜為伴的日子,阿業堅持了11 個年頭。在阿業看來,每個流連街頭的少年背后都有一個故事,只有在白日的喧鬧退去,才會向同樣流連街頭的他們傾吐。對他來說,這份工作最大的意義,在于對每一個個體的關心和尊重。
在香港,深宵夜展工作隊有18支,人數近一百三十人。這只是香港社工的一小部分,在香港,注冊社工超過一萬人。事實上,香港所有重大的活動都能看到社工的身影。其中當然也包括內地游客最密集的區域。
在萬達集團工作的伍先生對香港社工印象深刻。他有一年帶孩子在海洋公園玩,小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磕破了腿,僅僅幾分鐘攜帶藥品的社工就出現在他們面前。
志愿服務文化已經成為香港現代城市文化的重要內容。據統計,全港超過90%的社會福利由NGO 提供,每年服務人次超過9010 萬人,只要年滿6 周歲,就可以申請參加志愿者,每七個香港人中就有一個是志愿者。從服務視障人士的導盲犬協會,到幫助學前特殊兒童的監護者早期教育中心,到為唐氏綜合征患者提供幫助的康復協會,香港NGO 的觸角更伸及社會的方方面面。
事實上,內地的許多重大日程都少不了香港NGO 以及志愿者的身影。2008 年北京奧運會,在港招募約400 名志愿者,超過7000 人報名競逐。2008 年汶川地震,香港政府捐款93.5 億港幣,香港民間捐款達130億港幣。
2003 年,龍應臺曾形容香港把“中環價值”當做唯一的價值在堅持。而在阿業看來,香港在經濟起飛之后,他這一代香港人不再局限于物質上的滿足,對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有更深的理解。“老香港人可能沒有想那么多,但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看得不一樣,物質只是一部分,現在我們更關心機會平等、自由、社會公益,這些價值我們更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