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李敬澤 雅俗之間

如果說臨帖彈琴屬于“承平日久的老毛病”，那日常之生活就構成了俗世的勾引。雅俗之間，便是中國人的世界，也是李敬澤們的世界。

李敬澤 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協副主席、原《人民文學》雜志主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批評寫作，曾獲中華文學基金會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文學理論評論獎、2004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獎”。著有《顏色的名字》、《紙現場》、《河邊的日子》、《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冰涼的享樂》、《讀無盡歲月》、《見證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

我很喜歡這樣斜刺里殺出來的人——像是江湖中斜里殺出一個無門無派的人，結果把少林武當給撂倒了。

這個世界上，好批評家從來不多，蠢批評家也從來不少。所以，我從來不敢對自己對文學和生活的理解過于自信，反而要警惕我的過于自信。

過去的文人，他們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現在，我們本就沒這個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對于李敬澤來說，2013年是特“裝”的一年。

古琴早已購置，放在家里客廳一正面書墻的前面，雖然有一陣子沒彈，現在也就學會了兩首曲子，不過，“練琴是歲月悠長的事”，反正也不用考級，那就接著慢慢練吧。

除了古琴，還有書法。對李敬澤而言，寫字“近于隱私，羞于示人”。他最向往的是《禮器碑》——那是一塊刻于東漢永壽二年的孔子廟碑，在李敬澤的眼里，《禮器》就是高山，森嚴壁立、茫茫蒼蒼，“你頂著石頭向上爬，時刻知道自己的力氣不繼”，有段時間他臨《禮器》，“結果每次寫兩行就累趴下了”，所以“廢然而止”。

而現在練的是《曹全》——“可愛多了，小家碧玉。”但李敬澤還是覺得，有朝一日能臨下《禮器》，那才是到了境界，就像某天在微信上看到作家荊歌說的，“隸書易俗”，“他說得很對，練到《禮器》，方為不俗”。

不過，學琴練字都不是為了修身養性，“修身不如暴走、練平板，養性我看也養不成，如今寫字就是一大俗，很多人提起筆來就紅塵滾滾想著怎么吆喝賣錢。”李敬澤說，“筆墨之趣，好玩而已。”

1964年生人、文學評論家李敬澤現下已年屆五十。7月1日上午在中國作家協會他雜亂的辦公室，撇開中間吃了一個午飯、喝掉一壺茶、接了兩通電話、處理了三次公務、輪流抽著一支煙斗和大半包香煙的時間，我們花了四個小時漫談知識分子的知行合一、作家的眼光、中國文化的深層虛無、有沒有孩子、要不要出國以及一個文學評論家的屁股應該坐在哪邊的問題——

關于最后一個，他的答案是：“直到現在，看問題和談論問題的時候，我也常常覺得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作家這一邊，而不是坐在批評家這邊的。”

祖宗和土地都藏在我的胃里

李敬澤生在天津、長在河北，十六歲以后生活在北京；在大學畢業之前，他的各種表格證件上籍貫一欄填的都是河北完縣——那是他母親的家鄉，據說因為“完”字不吉利，不利于招商引資，如今已經改成“順平”；他的外祖父是貧農，祖父是地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只認識一個山西人，就是我爹”，“后來又認識了半個，就是我自己”。

三十歲之前，李敬澤從未去過自己在黃河邊風陵渡的芮城老家；四十歲之前，他基本上只吃米飯；但四十歲之后，就像他在一篇《煤有了，根安在？——關于我的山西》中所寫的，多年之后，“我每天晚上喝一小杯醋——必須是‘寧化府’的，我每天中午在單位樓下的食堂吃一碗刀削面——百吃不厭；而且，我太太繼承了她婆婆的作風，無視丈夫大手大腳的事實，動不動就要嘲笑我的摳——照例以‘你們山西人’開講；對此，我像我老爹一樣，笑瞇瞇地默認”。

李敬澤說：“后來我想，我的祖宗、山西的土地，都藏在我的胃里，指不定什么時候他們就發作了。”

那時候我們正隨口說到他辦公室墻上的幾幅掛件——沒有山水花鳥或書法卷軸一類，只有一幅是一個伊朗攝影家鏡頭下的老人與馬，一幅是從馬德里街頭三十歐元買來的街頭藝術家涂鴉，還有一幅在雙人沙發的上方，是金色的回眸仕女扇面。

喝著上好然而不記得名字的普洱茶，我們聊到中國文人的自然傾向，如琴棋書畫的修養等，李敬澤突然自嘲起來：“人到了四十九五十，忽然覺得自己是什么文人了，文人就比較‘裝’，所以——琴也學上了，字也寫上了，其實關鍵詞就是‘裝’。”

但往嚴肅里說，那是文化的基因在作祟，它藏在你身體里的某處，就像吃了四十年米飯忽而喜歡上吃面一樣。

京劇則是另一個例子：“我母親愛聽京戲，小時候收音機老放，我一聽，后脊梁就開始發麻，我說求求您了老太太，別老聽這個行不行??？您小聲點行不行??？結果到了一定歲數，不用人教，也不用人勸，忽然不知道為什么就開始搖頭晃腦了”，說這話的時候，李敬澤的耳邊仿佛真的響起了皮黃之音，“你說這事兒——這怎么辦呢！”

雖然閱讀駁雜，西方的讀物涉獵不少，但他從未想過移居國外。對他來說，國內再不盡如人意，生活也自有情趣在，就好比下班之后，晚上出來遛彎兒，看看街邊那些人，不管西裝革履，還是光膀子光脊梁的，弄個板凳兒，都往那兒一坐——燒烤，“哎呦，我就覺得特美！”

如果說臨帖彈琴屬于“承平日久的老毛病”，那日常之生活就構成了俗世的勾引，雅俗之間，便是中國人的世界，也是李敬澤們的世界。他甚至自嘲，關于出國，“反正我沒想過，把我扔國外，我也爬得回來”。

睜開眼睛發掘新人

7月10日那天，李敬澤和學者止庵一起，出席為徐皓峰舉辦的新書沙龍。為一個近乎新人的作家、編劇、導演站臺，原因很簡單：“現在我是個開會專業戶，很多會是能閃就閃，但去給徐皓峰站臺我很愿意，因為像徐皓峰這樣的作者，在讀者中也有相當的影響力，但評論界是當他不存在的。”

在他看來，徐皓峰的路數是民間文人那一路，他所書寫的是一個過去很少被人注意的傳統，表面上寫的是武俠，但內里寫的卻是江湖以及那個世界里的世態人情。

“從某種程度上講，所有中國人的身上都存在著一個江湖，這個江湖其實極為強大，但被我們現在的話語給壓抑了，”李敬澤說，“而我就很喜歡這樣斜刺里殺出來的人——就像是江湖中斜里殺出一個無門無派的人，結果把少林武當給撂倒了。”

這大概算是另一種形式的扶持新人。

2010年，作家阿乙給《人民文學》投稿，中篇小說《那晚十點》原本安排刊發于當年第十期的新人特輯，但因為阿乙的小說集要在10月前出版，李敬澤決定提前刊發，后來阿乙憑這篇小說和稍后的短篇小說集《鳥，看見我了》進入文壇，并獲得當年的“未來大家TOP20”、“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等文學獎項。“李先生和北島先生一樣，喜愛新人。因為這篇小說，李先生多次跟人提及我，我得益于他。”阿乙說。

得益于李敬澤評薦的，遠遠不止一個。2010年，除了阿乙，他也推介了夏榆、周云蓬、李娟、蔣一談以及上海的小白，等等。

在作家馮唐看來，李敬澤是一個“愿意睜開眼睛發掘新人”的評論家。他的第一本小說《萬物生長》在2001年出版后，“他看了，大贊，然后告訴我，千萬別聽任何文學評論家的，隨意書寫”。

李敬澤則為《馮唐文集》作序，說馮唐是“弒理論”的高手，“沒人說得清他是哪門哪派，也沒哪個批評家愿意招他惹他。我不記得有哪位成名批評家拿他試過招，我也不想惹這個麻煩，這只會暴露文學之樹之綠和理論之灰”。

他還推崇年輕學者梁鴻的非虛構寫作《中國在梁莊》——《人民文學》的“非虛構”欄目也就是在李的手下草創成型，并引起文學界的矚目；而在“虛構”這一方向上，受其助益的還有畢飛宇，后者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推拿》最早刊發于《人民文學》。“在我個人的寫作歷史上，《推拿》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在《推拿》之前，我寫了《玉米》和《平原》，無論它們獲得過怎樣的認可，它們的性質不會變，那就是歷史敘事，它們和當下性其實是有距離的。” 畢飛宇說，“某種程度上說，如果沒有《推拿》，我至今依然是一個殘缺的作家。”

“我很高興面對了一個新天地，我的文學世界寬了，這是需要感謝敬澤的。”畢飛宇說。

但作為一個“文學局內人”，李敬澤警惕于當下“對文學的傲慢，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習慣”，也警示“我們可能已經失去了對變化和創造的好奇與期待”，“現在的問題可能是，我們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說’了”。

比李敬澤略高一輩的文學評論家雷達表示，自己與李在審美趣味上難免有差異，但也時有共振。他認為李敬澤是一個優秀的編輯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批評家，“他的評論似乎一直精短，不喜作長文，也不按時下評論的套路，他把隨筆的自由，散文的飄逸，雜文的睿智和幽默，糅合成一種柳暗花明、舉重若輕的文風，雖不無‘繞’的感覺，卻也在‘繞’之中感受到內在的鋒芒。”

對于更多的寫作者來說，李敬澤更顯著的特點是“不罵人”。畢飛宇說，李敬澤擁有無與倫比的親和力，對年輕的作者尤其是這樣，“他總是鼓勵、再鼓勵，他的領袖氣質是天生的”。

當然，對于“熟人”，李敬澤就沒那么客氣，“我只想告訴你，在骨子里，他是個狠角色。”畢飛宇說，“如果你讓李老師當著我的面夸我一次，我可以送你兩斤雞蛋。他從來沒有在我的面前夸過我一次，一次都沒有。”

李敬澤的說法是：“我既很少當面批評人，也很少當面夸人。實際上，到了當面的份上你也犯不著；如果是朋友，那就可以談點比夸和批評有意思的問題。”

“這個世界上，好批評家從來不多，蠢批評家也從來不少，對吧？”李敬澤說，“所以，我從來不敢對自己對文學和生活的理解過于自信，反而要警惕我的過于自信。”

他更傾向于把作家和評論家之間理解為智力上的競爭關系，看誰對生活、對文學的理解更好：“批評家有沒有向這個世界的豐富性敞開，有沒有把作家的作品放到世界中去衡量、判斷、估量的能力，這本身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更何況，“我常常想，一個作家就算寫了一部不靠譜的書，能是多大的罪呢？值得你用挖祖墳罵娘的這種氣概去痛加修理嗎？”

在評論上的這種溫和立場，既有天性上的影響，也與其人生經歷息息相關：“我一直當編輯，編輯和作家是有很密切的關系的，直到現在，談論問題和看問題的時候，我也常常覺得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作家這一邊，而不是坐在批評家這邊的。”

喝酒，看書，胡扯

一個人要如何修煉，才能變成如李敬澤那樣的文學評論家呢？

“我不知道，”李敬澤說，“因為我作為評論家，其實是最不靠譜的。”1984年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后，李敬澤進入《小說月刊》當編輯，六年后調到《人民文學》，仍然是做編輯，直到2008年升任這本文學“國刊”的主編。

“我壓根兒就沒想當一個批評家，三十歲以前我都沒怎么正兒八經地寫過評論文章。”那么，那時候在做什么呢？“一個人三十歲以前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談戀愛、喝酒、看閑書，為什么非要那什么呢，是吧？”

是偶然把他推向了文學評論的田野。“在這個問題上，我基本上就是一個享樂主義者，批評是由此衍生出來的東西，直到現在我也認為，我的理想還是做一個無所事事的讀者，而不是讀一本書就要想著我怎么寫批評文章。”他想了想，又糾正道，“說談戀愛是玩笑，就是天天喝酒，看閑書，胡扯。”

現在想起來，上世紀90年代有一種懶散逸放的樂趣。“90年代的時候我比較愛交際，同時代的作者們，包括畢飛宇、李洱、東西他們，只要一來北京，基本上都是我請客。那時候我們住安貞橋，那兒有一個玫瑰坊，基本上變成了我家的食堂，年輕一代的作家們，沒在那吃過的估計很少。”有一天他經過簋街，想起“當年都是一幫不靠譜的人下午五點開始喝，換仨地兒，從三里屯南街，最后換到簋街，早晨五點才散”。

而他的“酒名”也因此在圈子里口耳相傳。與其相識于1990年代后期的云南詩人雷平陽對此有生動的描述：當時，云南《大家》雜志主編李巍、貴州《山花》雜志主編何銳但凡有文學活動或策劃，都喜歡問計李敬澤，“飯桌上，何銳總會從他的蛇皮口袋底部掏出一瓶或兩瓶茅臺，先給桌上每個人上一杯，剩下來的就死死捂在手里，其他人有喝沒喝，他一概不理，見敬澤杯底空了，他就續上。一瓶酒，大半是敬澤喝掉的。”

遠在廣州的文學評論家謝有順則透露，李敬澤“不鬧酒，似乎沒有太大酒癮，喝酒于他更像是禮儀，偶爾放開痛飲，那也僅限于私人場合，朋友之間”，而且“酒風一流”。即便這樣，李曾經的下屬、《人民文學》的編輯馬小淘說，單位里的男同事也會議論他的酒量，“琢磨著什么時候把他喝倒一次”。

雷平陽還舉過兩個例子：2006年，雷到北京領《人民文學》年度詩歌獎，時任副主編李敬澤在編輯部所在大樓下面的東北菜館請客，“一張大桌子，圍坐了十多個詩人。我遲到了，他叼著煙嘴，偏著頭問我：‘來啦？’我答：‘來了！’他就說：‘每個人敬半杯酒吧！’杯子是鋼化杯，酒是接近70度的衡水老白干。我照他說，一圈敬了，一口菜沒吃，人也就倒了，詩人朱零便扛著我往文聯賓館的房間一扔。朱零說，那是徹底的醉，不吐、不動，睡得像僵尸。”

后來還有一次，“小說家哲貴打電話約我進京喝酒，揚言一定要踏平人民文學雜志社，我找了個借口沒去；聽說哲貴這個酒壇子，一樣死得很難看”。

這些，李敬澤都理解為江湖奇談，“現在哪里還喝得動？”現在的他，一個星期也不出去一趟，“誰要是給我打電話，我首先會警覺起來，問是不是晚上要吃飯——我實在不愿意，懶得動。”

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身為80后的馬小淘說李敬澤“對時尚的捕捉能力完爆我周圍百分之八十的80后”，李也自嘲自己是“圍巾控”，“脖子上沒有圍巾就總覺得缺點什么”；他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自己買，平時在北京難有閑心逛街，出差到上海廣州乃至小縣城，有時間就逛街，而且一定要一家接著一家仔細地逛，“漏過一家就心有不安，所以寧可一個人逛，免得把別人搞崩潰”。

這看似“裝、得瑟、臭美”的背后，藏著一個“敬”字。“我們現在一談傳統就是仁義禮智信，都對，雖然也沒什么人全能做得到，但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特別根本的精髓是‘敬’，甚至可以說，所有的價值都是從‘敬’升華出來的。”

“我們這個時代，所多的、所重的都是‘敬’的反面，是不敬、粗率、輕浮、潦草等等。過去的文人，他們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現在，我們本就沒這個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由這個引申開來，“敬”不僅是出門前要臨鏡整衣冠，更重要的是，對人事有敬意，要“臨事而敬”，“就像一個鞋匠，對鞋取一個敬的態度，把鞋做好補好。沒有這個，天天想著做大事，覺得做眼前那點事委屈你了，這個真的有問題。”

謝有順認為李敬澤“堪稱現代名士，但也有一個官員的智慧”——是的，除了前《人民文學》主編，李還有一個頭銜：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而且謝認為李晉升作協副主席，“可謂眾望所歸——之前并非每個人晉升都能獲此公認的”。

“處理實際事務對我來說是一種財富，它影響了我對世界的看法。”李敬澤說，“我經常勸很多作家，我說你們趕緊找個工作，特別是年輕人，我說你二十多歲就在家候著天天寫小說，這不是作死嘛？哪怕在一個雜志社當當編輯，一個禮拜上兩天班，你是與人和這個世界保持一個正常關系。”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李敬澤是一個古典的中庸主義者，就像謝有順說的，“即便身居要位，也不失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自尊”，而且，“他即便是作為領導發言的時候，也能保持個人的風格、學者的識見”。

這一點也在馬小淘的觀察中得到佐證：“我從來沒有看他拿過發言稿，但同時他的分寸感準確得可怕。他會讓在場的各方都舒心，但又絕不會讓人感覺到刻意。”

7月1日，在漫談了三個小時之后，李敬澤邀請筆者到中國作協的食堂吃便飯。在一排細密的鐵皮儲物柜的左上角一格，他拿出筷子、碗和盤，走去窗口打飯取菜——菜品單調而簡單，不過是三菜一湯外加幾份粗糧，還可以拿走一個桃子。他說，在部級機關食堂里，再也沒有一個像中國作協這樣，沒有領導包間，從主席鐵凝到最普通的辦公室文員，都需要自帶餐具，自洗餐具。

飯后，我們各自拿了一個桃子，在他那個地上堆滿未拆封的郵件、郵包、雜志、文件，茶幾上放滿各式茶罐、雜物，書架里擺滿讀過和即將被讀的書的辦公室里，繼續聊了一個小時。他顯得有點疲憊，因為前一天晚上有法國對尼日利亞、德國對阿爾及利亞的世界杯比賽。

在此之前，李敬澤聊了不少針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見，但是“不供發表”；在談話的最后，我問他如何看待愛情和欲望。“這真是夠虛的！”李敬澤好像被突然將了一軍似的，“愛情這事真是一說便俗，你要說得好，你就得抒情煽情；你要說得不好，你就得準備挨女同志罵——這個問題很危險。”

不過，雖然沒有正面回答，他還是成功地把話題引向了文學與人生：“這是一個永無確解的問題，所以愛情小說完全可以寫。文學，說老實話，處理的基本問題就是那些。一個作家，要是對人的愛、恨、嫉妒諸如此類的種種人性沒有感覺，或無所發現，沒有話說，那么，你寫的其他的我覺得都是瞎扯。”

[對話李敬澤]

五十，離知天命還遠著呢

我見過太多的人，他們自以為知道什么是好的，結果他們變成了頑固得像花崗巖像火腿一樣的家伙，文學教給我的最好的東西，就是永遠向著新鮮的活的人類經驗敞開，期待著新的創造。

李敬澤：我是怎樣的人？摩羯座啊，上升星座是射手，金星和土星在水瓶相遇，人家告訴我，我是典型的摩羯座。我想我至少是個認真的人，自己也知道是偏執，一件事在手上，一定要從頭盯到腳，最恨失控，最恨粗枝大葉、大而化之，最看不上的是不認真、湊合。我當《人民文學》主編的時候，每期稿子一定要從頭一個字看到最后一個字，改得滿篇花。我倒不覺得累，精確、完美，樂在其中。但我確實常常比較同情跟著我工作的人，他們不幸碰上這么一個吹毛求疵的瘋子，經常忍受挑剔和奚落。

當然我知道我還是個傲慢的人——很多人都這么說，但我真是覺得冤啊，我這個人既不憤世也不嫉俗，從無傲人之心，從不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給大家這么個印象？有時照照鏡子，覺得可能是這個臉比較冷感，不親和，讓人覺得氣盛。過去是年輕氣盛，現在中年了，自己也希望別再氣盛，慈祥一點，平和一些，前兩年出了本集子名字就叫《平心》。

我不是球迷，但每次世界杯都堅決支持德國隊，最近正打聽哪能買到德國隊的襯衫——深藍色的那種，HUGO BOSS的。

李敬澤：應該危機一下是吧？不過確實沒有。生日那一天喝了幾杯小酒，看著書柜里多年存下的幾十瓶酒，忽然想到得抓緊喝，要不然哪一天醫生不讓喝了，就不知便宜了哪個王八蛋。這是個大危機。

李敬澤：當你談到“純粹”時，你的眼里有理想的光芒。好吧，我愿意想象這個世界純粹地運行，但為了達到純粹，我得變成納粹才行。我想，我們還是承認世界不完美，然后努力做一點事去改善它。

至于說什么因素影響評委，那我真的說不出來。每個評委都是不同的，每個不同的評委會得出不同的結果。評委會如果是民主的，那么我們就一定知道，在文學藝術上，民主不是抵達完美的好途徑，民主可能更容易抵達平庸，因為大家要尋求共識，結果一定要妥協，要少數服從多數?？墒窃谖膶W藝術上，多數的意義是什么呢？你要尋求多數，何必依靠評獎，直接看銷量看票房不就行了？

李敬澤：我做了32年編輯，我一直告誡自己，千萬不要、永遠不要把那些作家的成長歸功于自己，我認為最不體面的事就是弄一個小賬本，記住我曾經幫過誰、誰應該感謝我。我不是因為和他有交情才幫他，他也不必感謝我。況且，從根本上說，這只是我的工作，別把它弄得那么煽情。當然，無論作為編輯還是作為批評家，我都對發現真正的才華感到興奮和慶幸，我會盡我的全力為他說話，但很多時候，我根本不認識他，連頓飯也沒吃過，這只是因為這不是為了他，是為了我自己，我覺得是在做一件有意思的好玩的事。

李敬澤：最大的弊端就是我們相信有一個最大的弊端，然后解決了它就天下無事了。我見過太多的人，他們自以為知道什么是好的，結果他們變成了頑固得像花崗巖像火腿一樣的家伙，文學教給我的最好的東西，就是永遠向著新鮮的活的人類經驗敞開，期待著新的創造。

李敬澤：我從來就厭煩那種文學青年式的歷史浪漫主義，天天哀嘆今天的文人不如民國、不如清朝。清朝的文人有什么好？他們的風雅甚至風骨是建立在千千萬萬人的非人生活之上的，你到江南那些園子看看，園子很美，但一個文人，當了個局處級干部就敢修那么大園子，在當時的一般生活狀況中，這是現在難以想象的狂妄。

微信上還流行為地主鄉紳鳴冤——鄉紳作為一個階級的消亡確實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結構的根本大變，由此造成的問題至今也沒有解決。但這不是為地主鄉紳鳴冤叫屈的理由，歷史不是沒有給他們機會，晚清給了他們很大的機會，但你只要和明治維新的武士階層比一下就知道，中國的鄉紳地主揮霍掉了他們的機會，盡管我的祖父也是地主鄉紳，但我還是認為從整體上，他們不配得到更好的歷史命運，他們是自己把自己葬送掉的，順便還給中國留下了長久的結構性內傷。

所以，文人和知識分子的今昔對比，如果是審美意義上、個體人格意義上倒也罷了，如果是在嚴肅的歷史認識上去談，那完全是兩回事，我們現在是把歷史審美化了。我看，現在有意義的，不是津津有味地慨嘆種種差異，而是反過來，看看我們和晚清和民國的文化人在哪些地方是相近的、哪些毛病沒有改。

李敬澤：這要看你怎么理解“安頓”。中國人常常把文學看得過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有時當人們談論文學，你會覺得他不是在談文學，而是在談宗教。但如果你把文學當成宗教，那么你注定會擰巴和失望。我看電視上的《非誠勿擾》，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如果上來一個男嘉賓，聲稱熱愛文學，那么十有八九最后要被滅燈。也不是女士們對文學有什么偏見，這些人確實有毛病，我是老丈人我也不會選他，熱愛文學沒有使他的情商更高，反而使他的情商降到了常人水平以下。

文學無法讓你超越，文學也不是讓你與世界注定為敵，更不是讓你覺得世人皆醉我獨醒，全球只有你高明，并因此對人世滿懷憤怒。文學對我意味著“自由”，想象和感受的自由。這種自由是宗教、哲學和其他一切知識不能給我的。當然有人搞了半天文學把自己搞成乏味透頂的花崗巖腦袋，那我只能說他的文學和我的不是一種文學。至于有了這種自由是否能安頓心靈，那也取決于你怎么理解安頓，花崗巖也是安頓，而我真的不太在意是否安頓，人生何其短，安頓了等死嗎？

李敬澤：非常慚愧的是，我至今也還沒有盡義務。當初組織者一說，我是很積極的。忙忙碌碌，要緊的事倒荒蕪了。今年一定去一次。它的意義是不用多說的，但老實說，我想的主要不是我能給人家什么，而是，我自己會從中得到很多?，F在的知識分子，包括我，生活在大城市，天天高談闊論，我常常懷疑我們其實是沒有現實感的，我們不知道中國人、無數中國人是怎樣生活的，他們在想什么。所以，我不是想去教育人家，我想去受教育。但是我真的想不清我能給孩子們說什么。告訴孩子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吧走吧，意義在遠方？或者反過來，告訴他們，意義就在這里？可是我說完了就走了。我真的很困惑。

李敬澤：孔子說五十知天命，那是春秋時代，那時平均壽命大概超不過三十，你都活到五十高壽了，還沒有活明白？現在五十離知天命還遠著呢。就我來說，我沒覺得自己曾經逆天而行，我想我至少是個隨遇而安的人，并沒有很執著地去選擇什么，去成為什么。當年在大學，全班都是文青，只有我不是，連一首詩也沒寫過。結果呢，三十年后相遇，還搞文學的，我們班也就剩下我了。不是因為別的，就因為，畢業分配時給了兩個去向，一是作協，一是軍隊，在軍隊不能睡懶覺是個大問題，于是去了作協搞了文學，去了就從沒想過改變。我想如果當初讓我當會計，我也會好好干的。所以現在，人到中年，依然是隨遇而安，行當行止當止，隨便著，同時把手上的事做好。

至于人生的價值、生命的意義等等，我不太深想?？鬃诱f，未知生，安知死。我并不怕老，有一年在倫敦，有時會在街上看見一位老先生，很老了，快走不動了，但穿著筆挺的西裝，別著一朵鮮花，就那樣從街上走過。我看到他，總是無端地覺得好，就這么潔凈、體面、從容地老去。

[眾人談敬澤]

文學上他是怒目金剛，生活中他俠骨柔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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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有順 （文學評論家）

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持重、得體、有見地、酒量好。面對面交談時，會發現他未必是話題的發起者，卻常常是把話題引向深入的人。他在任何時候，都保持著一個沉思者的姿態。他說，偉大的批評家身邊應該站立起一批巨人，而不是尸橫遍野。這話一直對我有啟發。

他最為可貴的一點是，即便身居要位，也不失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自尊。他持續地在閱讀、思考、觀察社會，這成了他最為醒目的標識。他是一個自我控制力極強的人，看得出，他絕不做欲望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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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陽 （詩人）

文學上他是怒目金剛，生活中他俠骨柔腸。與敬澤交往始于1990年代末期。當時我從云南建工集團借調到《大家》雜志做編輯，我去北京和他到云南，都能見上面，喝杯酒，說些不著邊際的話。第一印象？當時他已名滿天下，前呼后擁，很威風的樣子。但私底下，文學的話題被拋到一邊，喝酒他也沒什么節制，說話也常有粗口，我便覺得造出來的神靈其實還是個活潑潑的人。

有一次，在某地開一個研討會，當地文聯找到我，說想以人才引進的方式把我調到他們那兒去工作，開出的世俗條件很不錯。我還沒開口，敬澤搶先對文聯主席說：“雷平陽哪兒也不想去，他熱愛云南。”他沒問我的意思，代我拒絕了。這事印象深。

我與他亦師亦友，我與其處沒正經，他也樂得松弛。2006年華語文學盛典頒獎，我獲詩歌獎，用普通話致答謝詞，臺上下來剛好坐他旁邊，他伸過頭開口就說：“你這傻帽都講了些什么？我一個字也沒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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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唐 （作家）

李敬澤是一個有智慧的人，一個現世少有的安靜的人，一個不著急、隨遇而安的人。他抽煙厲害，酒能喝點，見過他微醺，沒見他爛醉。他一般健談，不搶話，也不冷場。從來沒聽他說過葷段子。他給我寫過序，而且在多個場合提過我，但是從來沒做過什么深刻剖析。我覺得這就對了，我看到一個真正的好東西，最愛說的也是：好東西，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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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 （作家）

李敬澤是一個敏銳的人，在許多問題的認識上，他都有足夠的前瞻性，非虛構的提出就是這樣的。他的閱讀量驚人，海量的閱讀幫助他建立起了很純正的美學趣味，我信任他的趣味。我說過，信任有多種，但是，美學趣味上的信任是很高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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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 （作家）

文學評論幾乎每個文學從業者都寫過，但真正成家的無非是李敬澤、謝有順、賀紹俊、張檸等十幾人。能成者是將評論當成本身要獻身的事業來做的，不能成者可能會將之視之為順手的權力。

對具體的作家，李很少做苛刻評斷，有時鼓勵過多，反而讓人覺得是好好先生。但是他假如一認真跟你說，問題是什么，就幾句話說清楚了。這個極為厲害。

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不傷人。無論對誰都不傷人。即使是對別人真正的批評，也會處處做好維護，不至于使對方難堪。這和他與人為善的心地有關。目的是為了與人探討，幫助人，倒不是為了和對方打架結仇。

與他結交的人的多是文學中人。文人相輕，都對他有好評（人前人后），說明他就是個純粹的人。沒有顯見的私心，沒有幫派意識，也沒有教父情結。我想這就是他口碑很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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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小淘 （作家）

第一印象，他像個偵探，抽煙的樣子很酷，表情也比較桀驁，有一種能洞穿別人所有秘密的感覺。他其實不嚴厲，但是身上有種不怒自威的東西，初接觸還是很容易被那種氣場震懾住。慢慢才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不知道自己氣場那么強。

他的圍巾都很漂亮，他的襯衫永遠特別潔凈。你能感覺到他是在很多方面對自我有要求的人，包括儀表。我們周圍兢兢業業不茍言笑感動中國的人不少，像他這么又有才又有趣又有范兒，確實不多。去年我們編輯部的老主編、詩人韓作榮去世，他那種由衷的傷心，那種痛失兄長的痛楚，讓我們又看到了他對人間恩義的記掛和為人的深情。

有一年夏天，編輯部商量著中午去吃火鍋，以為他那天會去開會，也沒人跟他說。后來他也不知道從哪兒知道了，就陰陽怪氣地暗示自己不開會，為我們不帶他吃火鍋不爽。然后我們就趕緊假殷勤啊，后來吃火鍋那天他就第一個到的，坐在當時編輯部主任邱華棟定的位置上積極地等著我們。簡直是有些孩子氣，太不像“李書記”了。

還有就是他特別“摳”。編輯部開會投票，辦公室主任就拿來一盒水性筆，發給大家一人一支。然后散會了，大家拿著筆要走，他說，等等把筆都收上來，別想畫個勾就賺個筆。他就是在很多細節上特別認真，又有點活潑，是難得一見的有魅力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