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鑒】201405

梁山好漢的樂與怒  水滸108之終極英雄·蕩寇志

由香港藝術節和上海國際藝術節聯合委約，臺灣當代傳奇劇場、上海戲劇學院戲曲學院、臺灣戲曲學院京劇系共同制作和出演的《水滸108之終極英雄·蕩寇志》是這個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也是終結篇。這部根據施耐庵小說《水滸傳》七十二回到一百二十回所改編的作品，編劇是張大春，藝術總監、導演和主演為吳興國，劇中歌曲的作曲為周華健，擁有這樣強大的主創團隊，這部戲自然格外受矚目，即使是在今年好戲連臺的香港藝術節上也毫不遜色。

很難界定這部戲的表演形式，因為除了傳統戲曲，這部作品里還加入了現代戲劇、搖滾音樂、現代舞、多媒體舞臺等很多現代表現形式，從市場上講，是多元素的混搭，但其實更應該說是吳興國開放性的創作思維在舞臺上的無盡探索——他在這部戲的追求，是希望能讓更多的年輕人喜歡這部作品，所以整部劇作整體表現出來的，也是快節奏、年輕化，以及叛逆性。

故事遵從原著，講述宋江登上“忠義堂”后成為梁山好漢的頭目，但是他真正所向往的是得到朝廷招安，得以建功立業。在賄賂被俘官員，讓其回朝廷傳達渴望被招安之心無望后，好在借燕青的安排透過名妓李師師得到宋徽宗寫下的赦書，才得以招安?？墒莿傄徽邪?，就被派去平定遼番、抓田虎、打王慶和討方臘，傷兵損將。得勝回朝后，最終還是被陷害致死。

全劇有很多精彩紛呈的打戲，伴隨著鑼鼓點和激情搖滾樂，每一次打斗都讓人目不暇接。而每一位英雄的出場也令人驚喜，劇中的人物形象都漫畫化，但又不失傳統特色。實際上，這部戲最大的特色，便是在傳統中求創新，而這個創新并非僅僅是簡單地加入新東西，而是經過詳細研究、反復嘗試地將所有新的表現形式加入到傳統的劇作中去。

給臺下觀眾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宋江的最后一段戲——他被賜毒酒，叫來李逵共飲，李逵并不知情，每次正要舉碗一飲而盡時，都被宋江勸住，反復多次后，宋江才吐露實情。李逵忠心，毫不懼死，最后依然與宋江共飲毒酒。李逵死后，宋江垂死掙扎，仿佛在懺悔自己，也在詮釋心中的不甘。讓人意外的是，宋江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是以現代舞的形式在舞臺上展現出來。整段戲古今結合，看著讓人揪心，也為舞臺上的角色唏噓。

本劇一頭一尾，都是從宋徽宗的視角去看這梁山好漢的故事。宋徽宗與宋江，同樣由吳興國扮演，這樣的設置別有一番深意?？粗荷絺髌嬖谒谓膸ьI下走向沒落，宋徽宗所感慨的，應該也是自己的王朝所剩時日無多。這兩個失敗的領導者之間，有一種相似之處。

正所謂“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次的“蕩寇志”中的寇，或許是那被梁山好漢們平定的遼番、田虎、王慶、方臘，或許是最終被宋王朝推向絕境的本劇的主角們，更有可能是那正在走向末路的宋徽宗——他們不是勝者，而是權力游戲的失敗者。

做歷史的辯護人 

《辯護人》

導演：楊宇錫

主演：宋康昊 / 吳達洙 / 金英愛 / 郭道元 / 林時完

2003年的《殺人回憶》，韓國國民影帝宋康昊用那雙一大一小的眼睛，注視著銀幕前方的觀眾，令人內心惆悵。如今的《辯護人》里，還是宋康昊，在法庭下直面暴力機器，慷慨陳詞，怒斥法理不公，直言國家有病，煽情到極限。這部《辯護人》，我認為比《恐怖直播》要好——雖然后者同樣大獲好評。

一來，《辯護人》有更多的歷史素材和依據，深度和厚重感都上去了。電影有閃回，也有往后的交代，時間跨度不小，但主體還是在為學生辯護上（韓國歷史上的“釜林事件”）。我是看完后一搜，原來《辯護人》改編自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的個人經歷。而盧武鉉自殺一事，也曾引發李滄東拍攝了《詩》。

二來，片中有大量的沖突和激辯，放《雪國列車》里面，這些話恐怕是主人公自掏心肺說出來，《辯護人》好就好在它們不是主人公的自說自話，而是一番沖突，彼此陳述見解。應該說，宋佑碩也遭遇了“微斯人”的尷尬。他愛財，有人比他還愛財。有人選擇逃離，有人索性就是犬儒?？傊?，沒人愿意跟獨裁體制對抗，有什么比安心活命更重要呢。但《辯護人》完全擊碎了這些，電影說，要的才不是什么道歉，是每個人都勇敢地站起來、沖出去。結尾的報上來名，好似把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首尾部分給煽情化了。當宋佑碩選擇了為正義辯護，正義也慢慢站在了他這邊。

哪怕是謳歌民主自由，韓國電影并不會大吹大擂，而是直面曾經的黑暗不公、腐敗不化，那些丑陋、滑稽以及張狂的嘴臉，無疑跟獨裁者們站在了一起?！掇q護人》不加掩飾地呈現了這些，有些嚴刑逼供的畫面更讓人如坐針氈。而所有這些暴力血腥，居然用太過真實的影像方式，令人感同身受。

不消說，《辯護人》再次重演了韓國電影中常見的“歷史的人質”，宋佑碩不是主動選擇為學生辯護，他一番掙扎，做出了犧牲，是進步與保守的矛盾較量。宋佑碩這一方，有些人的目標也不是完全翻案，而是保護學生，但他們都在積極努力（哪怕有些表現得比較消極）。這些參差不齊的認知和力量，恰好是一個社會的真實寫照，有如此時此刻的中國。里面出現了關于金錢財富與自由民主的討論，每個人都在設身處地為自己著想，而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麻木。亦有痛心疾首的，為自己無法出力而怨恨。沒有人不想下一輩生活太平，只是有的人想著送到國外去，有的人不敢站出來。

作為改編自真人真事的歷史題材影片，《辯護人》沒有出現真正的壞人，壞人也沒被繩之以法，那些被洗腦的工具以抽象的形象存在，是獨裁體制專制政黨的化身?！掇q護人》以辯護失敗告終，卻以更輝煌的方式贏得勝利。因為這是歷史留給世人的真相。

電影異常工整，剛好法庭前和法庭戲時間對半，宋佑碩是一步一步、連拉帶扯、被推著走上了辯護人的位置。如果只說感動，他依靠自我奮斗，這是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幸福。后來追求的民主自由、國家遠景，就是常人說的，更多人的幸福。宋為學生們辯護，也為兒女下一代辯護，沒有人希望這個國家如此糟糕。

片中出現靠海的窗（門），一處是世俗幸福的化身，面向大海，方正明亮。一處則是傾斜構圖，陰暗潮濕，象征極權不公。不過，在吃重的法庭戲上，導演估計太為觀眾著想，《辯護人》的邏輯性跟合理性略顯欠缺。即，作為一部以法庭為主場景的電影，在法庭戲的拍攝上，《辯護人》并沒有表現出如前半段一樣的水準，用情太多。前半段的波瀾不驚和時空切換，令人感慨著小人物如何改變自身命運，并且成就個人生命。宋佑碩也沒有表現出太多的積極主動，更多是被情字所打動，而非自我蛻變?；蛟S，這種降格化的處理，更能拉近與普通觀眾的距離。

如果內地電影院出現《辯護人》這樣的電影，看到結尾處，我一定會站起來鼓掌。

藝術“趣對” 

開今·借古——龍美術館（西岸館）開館大展

時間：2014年3月28日至6月30日

地點：龍美術館西岸館

中國富豪劉益謙、王薇夫婦是中國藝術品市場蓬勃發展的階段里不可回避的名字，兩人聯手在近幾年的拍賣上以每年10個億的預算購買藝術品。他們曾表示，要打造中國的古根海姆博物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毫無疑問，這個理想正在逐步實現當中。

繼龍美術館浦東館在2013年年底開館，2014年3月28日，劉氏夫婦私立美術館事業中的“第二個孩子”誕生了。在數千海內外嘉賓的共同見證下，總投資約3億的龍美術館西岸館正式揭開神秘面紗。獨特的“一城兩館”的藝術生態由此形成。

新開幕的龍美術館西岸館位于黃浦江畔徐匯濱江“西岸文化走廊”的核心位置，建筑總面積約33000平方米，展示面積達16000平方米。在中國建筑師柳亦春的傾力打造下，龍美術館西岸館這座建筑成為了“西岸文化走廊”上新的文化地標。

美術館主體建筑以獨特的“傘拱”結構為建構特征，共分為四層。地上一層、二層為繪畫、雕塑、裝置、新媒體等當代藝術的展示空間，大尺度出挑的拱形空間表面由質地細膩的清水混凝土澆灌而成，與原北票碼頭構筑物“煤漏斗”改造而成的時尚空間“斗廊”形成視覺呼應，營造出理性冷靜的工業感與原始感。

本次開館大展特邀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王璜生擔任總策展人，曹慶暉、郭曉彥任聯合策展人，以藝術史脈絡的梳理為線索，結合龍美術館自身的收藏特色，將開館展的主題定為“開今·借古”。展覽分為“古代·當下”、“國畫·洋畫”、“個案·歷史”三大板塊，展出包括中國當代藝術、中國近現代藝術和傳統藝術在內的兩百余位藝術名家的三百多件藝術作品，包括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近現代書畫家齊白石的《花鳥工蟲冊》、潘玉良的《清瓶紅菊》、當代藝術家徐冰的《天書》等。其中，近期成為焦點、相傳是蘇軾的《功甫帖》以文獻特展形式與觀眾見面。

王璜生表示，展覽希望藝術與歷史構成對話，構成延伸與超越的關系，把歷史作為參照、對話、挑戰和超越的對象。有意思的是，現場出現不少古今對話的“趣對”，比如明代文徵明的《蘭亭修禊圖》與當代藝術家邱志杰的《書寫蘭亭一千遍》并置，展出“蘭亭”這一中國古代重要的文化現象如何面臨當代藝術的質疑。后者作為一件影像作品，藝術家不斷摹寫《蘭亭序》，在重復與覆蓋中，這件經典的書法最后變成一塊墨跡。作品隱喻式地批判中國文化中頂禮膜拜經典而喪失創造力的普遍現象。策展人不止是呈現批判式的概念，在劉氏夫婦的收藏體系中，王璜生挑選出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的原作以及后人對其的創作，呈現優秀美術的傳承脈絡。

王璜生這樣的策展理念取決于王薇、劉益謙的收藏特點。在收藏時王薇除了眼光、魄力，還有前瞻性。很多人說王薇的收藏，從辛亥革命前的油畫、革命時期的、當代藝術到21世紀藝術都沒落下。與其丈夫劉益謙熱衷對古代藝術珍品以及傳統中國書畫的收藏不同。他們各自的愛好，恰恰成為難得的絕對，兩人各自獨立的愛好與收藏互相補償，達到1+1>2的效果。

亂世孤城的暴力史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作者： 【美】羅威廉

譯者：李里峰 等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1月

麻城，湖北省東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它都是一個沒有全國影響的小地方，默默無聞地坐落于大別山中部。很難想象，一個美國歷史學教授要去關注這樣的地方，關注它在過去七個世紀的歷史。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羅威廉就這樣做了。

讓他對這座小城產生興趣的，是建國后“革命老區”這樣的榮譽。這種革命話語在羅威廉那里，衍生出對一個地區歷史的追索：“為什么中國一些特定的地區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變化的暴力？為什么這些地方用暴力解決問題成為最常見的方式？當把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熔爐——‘蘇區’置入一個長遠歷史視野去考察時，中國革命看起來將會有如何的不同？”

于是麻城成為他研究的標本。他翻閱大量的縣志、家譜以及其他文獻，梳理了從元代末年到抗日戰爭時期，麻城地區綿延不絕的暴力沖突史。

麻城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地方。大別山橫絕東西，而麻城是重要的隘口，于是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這讓麻城從元末到明清，都屢屢遭受戰火之災。為了自我保護，這里的大宗族和地方強人不得不組織家奴鄉民，建造山寨，武裝防衛。比如元末的黃武孟，這位地方精英在懸崖上修建了黃氏山寨以自保，大批居民和農民來這里尋求庇護，這座山寨因此被稱為“萬人崖”，黃也因此得到明代皇帝的賞賜。山寨的傳統，在明末清初以一種引人矚目的方式勃興，麻城與周邊的地方強人建立了數百座山寨，拒絕接受清朝統治，號稱“蘄黃四十八寨”。

地方文化也延續了暴力傾向的傳統。麻城的民間傳說中流傳著很多關于土匪、盜賊與軍人的故事，包括殺人如麻的張獻忠，以及1674年的叛亂者鮑世榮，他盤踞麻城周圍的山區數十年之后，最后被清代的模范官員于成龍擊敗，雙方都傷亡慘重。清代末年，鮑世榮因叛亂被視為反抗滿人入侵的英雄行為被頌揚，后來又被解讀為具有革命傾向的農民起義領袖。

除此之外，階級也是導致暴力沖突的原因之一。麻城的土地相比全國其他地方更加集中，很多貧農淪為奴佃，他們周期性地與地主們發生流血沖突。明清交替之際，這種“奴變”導致的動蕩持續了二十多年。

羅威廉想從這樣長時段的考察中，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的暴力現象，并將中國革命與它萌生的社會聯系起來。跟隨他的考察，讀者會發現，中國傳統的社會并非如一些學者所描繪，是一個鄉紳自治的、更符合儒家理想并追求和諧的宗族社會。在少數精英分子講究仁義禮智的大院之外，暴力往往是規則的制定者，無論是外來的殺戮、掠奪，還是本地的沖突、匪患和叛亂。在很多時候，暴力也是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

由此，中國近代的紅色革命跟七個世紀中的暴力沖突建立起聯系，號稱建立新世界的革命跟從前的動蕩、沖突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難以割裂的關系。

麻城的歷史畫卷，就在不斷的暴力沖突，以及短暫的和平休憩中展開。你會發現，至少在中國的部分地區，傳統的儒家秩序只不過是一種幻想，在各種強力面前顯得軟弱無力，而后來的革命，與其說是暴力傳統的改造者，不如說，它至少部分是暴力傳統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