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沙龍】從貧富差距到社會公正 新政治經濟學解讀

一個一點收入差距都沒有的社會，并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社會，因為這意味著你個人的能力沒有得到很好的承認，你的努力沒有得到很好的激勵。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變化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心理的浮躁和焦慮、身份認同的危機、面對差距的憤怒和不滿，所有的東西都凝聚在了一起。

[本期沙龍嘉賓]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而從另一方面看，收入分配不均、權力不受制衡、傳統文化丟失、社會道德感普遍下滑等諸多問題隨之而生。人們不僅要問，這是否是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當下這個看似不甚協調的中國究竟將迎來怎樣的未來？我們應該做些什么，才能獲得生在中國的幸福感？

種種事實表明，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源已非單一領域的研究可以解釋，它們勾連糾纏、環環相扣，只有整合多學科視域，通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乃至哲學、歷史學的協作合力，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中國。新政治經濟學，一個用整體邏輯與思考方式展開的學科，恰合了這樣一個時下的思考需要。汪丁丁、陸銘、周濂、馮克利等著名學者在內的十來位編委，從各個學科領域出發，在《新政治經濟學評論》中探討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及其解決之道。這些原本存在于象牙塔內的學理式討論，被擺在了一個更為廣泛的社會語境之中。

而因為與社會民生問題的密切聯系，新政治經濟學也擁有了一個被理解的機會，進入每一個關心中國、愿意思考中國未來的普通讀者的視野。

這十來位編委隊伍中，有經濟學學者、社會學學者、政治學學者，甚至也有哲學學者，雖然來自各個不同的領域，擁有不同的學科背景，但每一個都是業內的標桿性人物。通過他們跨學科式的思維模式，以及他們對社會民生問題的碰撞式對話，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的諸多社會現狀有了不同的解讀，也有了更多解決的方法論，而中國的未來也得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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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三十年前的世界各國，計劃經濟國家基本上都是收入差距很小的國家，但我們并不認為這是很好的國家。我們要區分什么樣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什么樣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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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過去幾個月，亞馬遜英文網站賣得很火的一本書叫做《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這本書的作者是法國經濟學家湯姆斯·皮克提，這本書通過扎實的論證表述了一個陳詞濫調的結論，就是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必然會加大而不是縮小貧富差距，引發人們對社會不公的種種考量。雖然皮克提討論的是西方的問題，但是對于中國有很強的映射。收入不公、貧富差距導致的社會公正議題，同樣是當下中國必須要面臨和回答的問題。

汪丁?。菏杖敕峙涞拿舾行允且粋€政治經濟學問題。怎么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及其程度呢，新的更客觀的指標在學術界得到公認之前，基尼系數是唯一的參考值?；嵯禂档纳舷奘?.61，是非常危險的一個指數。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收入不平等的急劇增加，是在1998年以后，持續在0.5以上，大概已經有十年了（2012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474，2013年為0.473）。中國的基尼系數如果在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高于0.5，就相當可怕了。但我們要看到，基尼系數有自己的缺陷，它不能夠反映收入分配，尤其是財富分配的不平等。

陸銘：收入分配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里面涉及很多專業知識。對于老百姓而言，基尼系數的意義并不大，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強調今天的基尼系數度量出來有多高。一個一點收入差距都沒有的社會，并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社會，因為這意味著你個人的能力沒有得到很好的承認，你的努力沒有得到很好的激勵?？慈昵暗氖澜绺鲊?，計劃經濟國家基本上都是收入差距很小的國家，但我們并不認為這是很好的國家。我們要區分什么樣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什么樣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我的一個研究里面就討論到了這個問題。我認為它是可以用數量的方法去估計的。如何區分收入差距呢？一個收入差距跟你是誰沒有關系；另一個則是跟你是誰有很大關系。我們的研究利用了中國的微觀數據，去測量了每一個城市里的這兩個收入差距。我們利用了中國的戶籍制度，把城市里的人區分為本地人和居住在這里的外地人，這樣我們就可以測出來兩個收入差距：一個收入差距，是這個城市所有人在一起的收入差距，跟你是誰沒有關系；另外一個收入差距，是去區分城市里的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的收入比例，這跟你屬于哪個組是有關系的。我們的研究最終發現了什么呢？跟你是誰沒有關系的那個收入差距，對我們個人生活的滿意度和快樂感、幸福感是起正向作用的；但是后者，那個跟你是誰有關系的收入差距就讓你不高興了。另一方面看，如果“我”屬于社會上比較強勢的組、戶籍制度下比較強的組，也就是城里人，照理說應該感到高興，因為有益于“我”。實際上并不是這樣的，當“我”處于優勢的組別，一方面這個制度對你有好處，但是由于不公正所帶來的社會不滿意，可能會產生其他的后果，大家都怨聲載道，可能產生社會沖突和矛盾，這些沖突和矛盾也會對身處優勢群體的人產生負面影響。綜合下來，我們發現對城里人也是產生負面影響的。

這個研究想說明什么問題呢？我們在討論收入差距問題的時候，還是得嚴格區分，不能一概而論認為收入差距不是一個好東西。收入差距的過大或者縮小，不見得就決定著結果的好壞，而是要區分是哪一種收入差距。研究想告訴大家一個道理，如果一個社會中的某一個制度，是把人區分為兩類或者更多類，這個制度下所產生的收入差距，是歧視和不公正的，在社會會產生負面影響。

這又產生了另外一個概念，就是收入流動性。這個社會的窮人和富人之間，隨著時間的推移，窮人可以變成富人，富人可以變成窮人，收入流動性越大，對社會的經濟和發展的影響越小——美國夢的本質就是流動性高，所以它雖然比歐洲國家的收入差距大，但是美國卻可以相對比較好地容忍收入差距。經濟學家研究到目前為止的結論發現，中國跟別的國家相比，我們國家的收入流動性改革開放以來還是很高的，但問題在于，我們的收入流動性在逐年下降，更通俗一點地說，我們這個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強調身份，就像我們現在講你拼爹，用官二代或者農二代的身份來定義你，這都在提醒我們，社會中窮人變成富人的機會是越來越小了。這句話得從兩個方面看，好的樂觀的方面是說，到現在我們跟別的國家相比而言，流動性還挺好，平民也可以當總理；但是從趨勢上來看，中國的確不樂觀，這是需要我們警醒的，我們今天應該花大力氣去除一些阻礙窮人變成富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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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身份的壟斷、社會資源的壟斷、政治領域的壟斷，如果這些壟斷不能消除的話，窮人變成富人確實有很多障礙，收入的差距就很難存在于我們理解的公平范圍內，在我們可接受的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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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海：近些年來中國的勞動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當中是下降的，這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通俗地講，整個國民收入當中，一塊是政府方，一塊是資本方，一塊是勞動者，而我們的研究表明，從1995年開始，中國的政府收入和資本方收入占比在不斷提升，而勞動力收入卻在下降。這個走勢加劇了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國際上有一個SS定理，即斯托普爾和薩繆爾森定理，也就是說，一個國家伴隨著對外開放的程度加深，本國豐裕要素回報是上升的。中國是一個勞動要素特別豐富的國家，伴隨著對外貿易程度的提高，勞動要素回報理應是不斷上升的，但事實恰恰相反，我們背離了這個理論，勞動力占比在下降。為什么中國會出現這種背離經典理論、背離主流社會發展的現象呢？我們的研究發現，這幾年伴隨著改革發展，中國在要素投入結構當中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中國的技術進步都是勞動集約型的，通過資本投入、技術進步，越來越多出現少用勞動、多用機器的現象。再通俗點說，中國目前出現的現象，叫做機器換人，用機器替代勞動者，這樣的話勞動者的地位就被機器所威脅。

這里就有一個價值判斷，在中國，過度的資本投入，反而侵蝕了勞動力本身的利益，而且這種技術選擇本身還有其制度背景。我們發現，在中國，中小企業的發揮空間很大，但是一些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典型的大量的資本深化，大量所謂的技術進步在替代勞動力。這背后是有一個制度在影響的。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勞動收入分配會不斷下降的一個解讀。

曹正漢：在中國，往往把收入分配差距很大歸結為市場化的改革，這是誤導。中國收入差距很大，這是事實，但這就是市場化改革導致的嗎？據我的判斷，它是由壟斷導致的——壟斷不僅僅是指對市場上產品的壟斷，壟斷充斥著我們整個社會整個國家，包括政治的壟斷、社會的壟斷。舉個例子，首先，我們觀察到收入差距包括體制內和體制外，就福利而言，體制內的收入明顯高于體制外的，這是一個壟斷，因為體制是不開放的；第二個，我們明顯觀察到，國有企業的職工人均收入明顯高于私營企業，這既包括市場的壟斷，也包括其他的要素資源的壟斷。我們是一個扭曲的資本市場。國有企業為什么能有基于勞動的技術進步，因為它可以拿到很便宜的銀行貸款，而民營企業拿到資金的價格比國有企業高很多，所以國有企業會大量丟資金來替代勞動，更新設備。

我們還可以明顯觀察到城鄉之間收入的差距。它是身份的壟斷。農民工可以進城打工，但是不可以享受市民的身份，他的能力就受到抑制了。我們還可以觀察到，作為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之間的這種分配上的差距在拉大，說明在分配當中資本的份額在增加，勞動力的份額在下降，為什么會有這個現象？也跟壟斷有關。

這可以被認為是市場化改革還不到位，但顯然，僅僅靠市場改革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的。社會身份的壟斷、社會資源的壟斷、政治領域的壟斷，如果這些壟斷不能消除的話，窮人變成富人確實有很多障礙，收入的差距就很難存在于我們理解的公平范圍內，在我們可接受的范圍內。今天的中國處在轉型之中，處在改革進程之中，要想建立大家基本都認同的立于公平原則上的能夠接受的收入差距，那些壟斷都是需要努力去消除的。

葉航：我想從所謂的神經元經濟學角度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過去一個世紀當中，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學察覺到一個特別大的悖論——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全球的收入都有極大的提高，但是當我們調查人的幸福感的時候，卻普遍的出現了收入提高幸福感沒有同步的提高，甚至出現了悖論，收入增加了，反而人們的社會滿意度和幸福感下降了。所以又有調查認為，收入的增加和不公平的出現，嚴重影響人的幸福感。這樣又帶來一個問題，不公平現象為什么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也許我們可以做一個一般的解讀，是“羨慕嫉妒恨”，是嫉妒嗎？實際上從神經元經濟學這個角度來看，并不是這樣。

陸銘的實證調查表明，強勢組和弱勢組的人面對不公平現象的時候都會感到不滿意。神經元經濟學一個基本的研究就是當人類產生不公平感時，強勢組和弱勢組調動的神經是否不一樣。研究表明，不管你處在弱勢組還是強勢組，都會有不滿意的時候。比爾·蓋茨、巴菲特老是講捐多少財產出去，其實這種不公平感并不僅僅產生在弱勢組里。

進一步研究發現，不公平厭惡不僅僅在人類，在人類相似的靈長類中都有。早期在人類生產力非常低下的時候，往往是合作生產，在食物非常有限的環境下，一個原始群體當中一旦出現一點點的不公平，比如食物的分配不均，對一個群體來說都是致命的。在幾百萬年的演化過程中，在人類的大腦神經中已經積累下對這種不公平的天生厭惡。我們必須承認，幾百萬年演化的過程在我們大腦當中刻下的烙印很難去掉。而作為政府，它必須首先要考慮到人們對不公平有非常大的心理厭惡。很多西方國家現在都在反思戰后的財政政策，并花費很大的力氣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改革開放市場化雖然時間不長，但政府依然必須面對這種巨大的不公平對整個民族國家帶來的負面效應，事實上這種負面效應到一定時候，肯定會對我們的效率產生極其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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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的人對不平等得出的結論，不是為了追求更平等的關系，而是“吾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到他的位置上去，讓他處在一個不平等的位置上。無可厚非，很多人是有這種想法的。但是像這樣改變平等關系的欲望，可能對這個社會進步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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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躍進：用反向思維想一想，如果社會收入分配沒有差異的話，人的天賦被否定掉了，人的積極性被否定掉了，這個社會就沒有經濟效益。問題在于：什么樣的差距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是被認為公正的，是讓我心服口服的？現在的社會，有富二代和官二代。人被撞死了，首先看你開的是什么車，如果是好車，那你就是富二代。這種社會心態的產生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是制度原因?，F在的“太子黨”概念，反映的是上一代的職位和權勢對下一代影響的程度。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變化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心理的浮躁和焦慮、身份認同的危機、面對差距的憤怒和不滿，所有的東西都凝聚在了一起。壟斷問題、官本位問題確實都存在，但即使這些問題都解決了，我們中國人可接受的收入差距又是多少？

張靜：有很多輿論認為，之所以中國現在出現了這么嚴重的不平等，是因為我們搞了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但如果回頭看在市場經濟開始和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你會發現，人們的自由程度增加了，人們可以改變自己的住所，改變自己的職業，包括你可以選擇要上什么樣的學校，選擇期望從事于什么樣的職業，所有這些的自由程度都增加了。

社會學有一個詞匯叫做“機會結構”。在改革開放以前，在中國，只有干部擁有比較通暢的機會結構，因為那是一個分配的體制，如果你不進入到干部的階梯里面，你一生都不會有大的變動。改革開放以后，這個機會結構大大發生了變化，有很多原來從不具機會的，比如說農民、手工業者，或是普通的民眾，都開始有了機會。

他們有的變為富人，有的變為成功商人，進入到社會其他各個非常成功的行業和領域。隨著這個自由度的增加，在別的方面的發展也開始出現。雖然我們表面上看這個社會好像只在進行經濟改革，但是由于經濟改革所帶來的這種自主性和自由度的增加，可選擇性的增加，換句話說，是機會結構迅速的開放，導致的其他方面變化的開始。

社會學以前做過一個針對普通民眾的數據性調研。我們設計了很多的問題。比如，你愿意生活在一個競爭性比較強但是有較多選擇機會、收入差距可能拉大、社會保障也無法確定的社會，還是說愿意生活在一個比較穩定、大家的收入都比較低、保障比較強、沒有什么競爭、但是你也沒有什么選擇性的社會？我原本以為在選擇方面會出現較大的差異，比如說低收入群體會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成功人士會選擇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令我吃驚的是，80%以上來自所有階層的民眾都愿意選擇市場經濟體制，他們認為這是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的。這就說明大多數的中國人是從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變化中受益的。

通過這個調查，我們還想要了解中國人的公平觀究竟是什么。調查發現，有很多人愿意忍受相當大的差異。比如我們曾經問過民眾，籃球運動員姚明的收入多得不得了，你認為這公平嗎？每個人都說公平。為什么呢？因為“我沒有姚明那么會打籃球，沒有他的能力”，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回答的。但是有一種成功卻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他的收入不是依靠他的能力，而是依靠他的權力、他的關系，依靠自由競爭之外的一些東西，依靠不平等的制度，就是所謂的身份體制所給予他的權力，大多數的老百姓都不接受這種收入。

馮克利：周濂一開始說的那本書《21世紀資本論》，說的就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財富分配不平等，與制度安排內在的規律性有著直接的關系。資本回報高于勞動回報，高于企業實業的回報，是經歷了一個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波浪式的發展。作者皮克提認為，資本的回報現在處在一個高峰期，就統計數字來看，這好像是一個客觀的規律，所以他對趨勢的改變也不樂觀。這就涉及一個歷史決定論的問題，就像馬克思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導致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導致新制度的出現，又在一種新的生產關系中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它里面有一個決定論的問題?？词杖敕峙洳黄降鹊膯栴}，好像不能看一時，得從長時段來看。這是一個很容易擾動人民情緒的話題。很多人本來是安于自己所得的，但經過學者一分析，反而感覺到自己處在一個不公平的地位上。這實際上是一個高度主觀化的現象。我們的不公平感，并不取決于差距本身，而是取決于我們對這種差距的認識。

有的人覺得他比我收入高，是因為他的特權，因為他是官二代、富二代，他所享有我沒法利用的社會資源、制度資源、權力資源，所以造成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感，是我們本能的一部分。但是有的人對不平等得出的結論，不是為了追求更平等的關系，而是“吾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到他的位置上去，讓他處在一個不平等的位置上。無可厚非，很多人是有這種想法的。但是像這樣改變平等關系的欲望，可能對這個社會進步毫無意義。中國現在很多人對于不平等現象的觀點，并不完全是制度所造成，可能和很多人的心理有關。他知道不平等不是一個好事，但是和不平等應該形成一個什么樣的心理關系，他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如果我們不搞清楚這一點，這依然會變成一種歷史的循環論，就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