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叛道者的雄心 谷文達的當代藝術

離經叛道，這是人們對谷文達最常見的形容。年近花甲，他雄心勃勃的藝術之旅卻仍未停止。

谷文達 國際知名藝術家。師從國畫大師陸儼少先生，與王廣義、舒群、徐冰、張曉剛等同為“八五新潮”美術運動的主將，并與徐冰、黃永砯、蔡國強并稱“中國實驗藝術四大金剛”（圖/馮鈺棠）。

今年“母親節”，先鋒藝術家谷文達在廣東佛山舉辦展覽“孝道”——他帶領一千多位小學生以當代書寫方式，在一千米的紅絲綢上寫下孔夫子的《孝經》。開幕前一天，谷文達出現了。挺拔的身材裹在整齊大氣的襯衫西褲里面，襯托出一張輪廓清晰濃眉大眼的臉，看起來完全不像即將步入花甲的人。后腦勺上的灰白頭發，被他整齊地纏成一個發髻，非常引人注目。據說他從未剪過頭發，他也經常拿這個“特色”開玩笑，說自己的頭發一半生于中國，一半生于美國。

谷文達1955年生于上海，父母在銀行工作，曾外公受清朝派委任統轄西藏。祖父谷劍塵是中國早期戲劇與電影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發起人之一，上海戲劇學院前身上海戲劇學校的首任校長。他首先在中國電影界提出“導演中心說”，劇作《孤軍》成為中國戲劇史上第一部有臺詞的話劇，他的著作《中國電影發展史》為首部完善的中國電影史書。反右斗爭中，谷劍塵被劃成右派，母親懷上谷文達期間被上海戲劇學院開除并入獄提籃橋監獄。文革期間，谷劍塵獨自居住，最終病死于紹興故鄉。谷文達也參加了紅衛兵運動，不僅毛澤東的小紅本不離手，還經常編排大字報。“文革”在谷文達的血脈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記，以至于在他開始藝術創作之時，總是無法避開這個敏感而深刻的主題。

20世紀80年代是谷文達成名的黃金時代。他考入浙江美院（現為中國美術學院），師從陸儼少，以一系列實驗水墨以及對文字的拆解錯構開始為人所知，成為“八五美術新潮”的代表人物。

1983至1987年間，谷文達的大型偽、錯、印刷體文字書法的系列水墨畫，在中國當代藝術中首次將文革政治符號與文人水墨畫結合，創政治波普水墨藝術的先河；另一創作經歷長達十四年的五十塊大碑《碑林——唐詩后著》，將五十首唐詩通過意譯和音譯成嶄新的當代詩；2O00至2OO2年間，他創造完成兩個大型裝置藝術——以中國人頭發粉DNA基因為原材料的 《墨煉金術》和以綠茶葉創制的《紙煉金術》。目前，他正在創作在中國人發基因墨和綠茶宣紙觀念材料上的基因風景畫系列。

與范景中交流詩歌、美學

1985年到2014年，正是中國當代藝術如火如荼成長起來的三十年。“當時理想主義盛行，所有的人都憋著一股勁”，回頭看80年代，谷文達忍不住唏噓。“文革”后第一年，浙江美院和中央美院面向全國招收研究生，谷文達幸運地考入了浙美傳統山水畫大師陸儼少的門下。在此之前，他不過是上海木雕廠一個普通的木雕設計工人。

谷文達的導師陸儼少，是與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齊名的山水畫大家。對谷文達而言，他的影響是里程碑式的，“他使我認識到中國文人畫的經典”。谷文達稱自己之前對傳統書畫并不熟悉，后來通過陸儼少，才領略到中國文人畫的崇高境界，而這種美學是西方人無法參透的。谷文達也笑說自己是個不肖弟子，“很多人都按著陸老師的方式走，我卻同時走著兩套路子，既跟陸老師學習傳統文人畫，又搞當代藝術。不太像他。”實際上，谷文達所就讀的國畫系當年在全國只招五名學生，除谷文達搞當代藝術以外，其余四個學生現在都留在國畫界。

對于青蔥的校園生活，谷文達記憶猶新，“大部分精力是讀書，古今中外的哲學、科學也會找來讀。”在西湖邊讀書，是浙美當時普遍的風氣。谷文達的同學黃永，比谷文達低一屆的張培力、王廣義都有類似經歷，他們現在已是市場上很火的藝術家。“到后來的吳山專、肖魯這一代，他們的學術氛圍實際上已不如我們了。”谷文達說。

同為浙美畢業、赫赫有名的美術史家范景中曾如此回憶當年的讀書熱潮：“那時候學校氣氛很好，讀書很自由。大家吃完飯，在美院旁邊的西湖散步，都是在討論藝術的問題，辯論印象派的問題、現代派的問題、現代小說的問題，等等。大家如饑似渴，思考著如何創新，如何逃離傳統、反對傳統。”谷文達對范景中這位史論系的校友印象深刻，評價很高。“他很有才，來自天津，很會演講，厲害，學生都喜歡聽他講課。”

谷文達在1981年研究生畢業之后留校擔任國畫系老師，無獨有偶，范景中畢業也留校任教。兩人在校園經常交流詩歌、美學，范景中還為當時小有名氣的谷文達寫了一篇文章，公開發表。

精神的窗打開了，物資卻依舊貧乏。“那時的浙江美院只有陰暗擁擠的公共澡堂。畢業時學校分給我的房子，廚房和洗手間一樣也沒有。每個月十塊房費，而工資也就七八十塊錢。”

在谷文達留校的第五年，1985年，時任《中國美術報》的編輯舒群、高名潞聯合當時珠海畫院的王廣義等人發起珠海會議，試圖在新興藝術家中間凝結一股群體力量，以向傳統陳舊的藝術發起猛烈沖擊。高名潞寫信邀請谷文達參加，谷文達在當時頗有名氣，被稱為“八五新潮代表人物”。

“谷文達是在八五美術新潮中唯一的能夠與美術群體抗衡的個體藝術家”，高名潞在他的《中國當代藝術史》如是評價。那時，張培力、黃永、王廣義已經從浙江美院畢業，谷文達卻仍“身在體制內”。對學生，谷文達采取的是完全自由的教學方法，因此經常被認為是“壞老師、壞典型”。唯一支持他創作新國畫的，是現任中央美院院長潘公凱。他把谷文達的超現實主義的作品放在《新美術》的封底出版，這讓谷文達至今銘記于心。

在美國尋找藝術的生命

1987年是谷文達人生中一個轉折點，這一年他在浙美任教期滿，八五美術思潮也已經偃旗息鼓，谷文達迫切地感到自己需要尋找新的挑戰。他認為，了解西方的當代藝術不能光靠道聽途說，他想去紐約，到當代藝術的集結點去。

在當時，出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是錢的問題。幸運而又巧合的是，這一年谷文達意外地賣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件作品。

猶他州立大學的醫學院院長來華訪問，在火車上偶遇正在中國做演講的教授彼得·塞爾茲。彼得·塞爾茲是伯克利大學當代美術館建館首任館長，在西方是研究西方美術史的權威，和研究中國美術史的高居翰被稱為伯克利大學的兩個高峰。

路程漫長，院長與教授打開了話匣子，聊起中國的當代藝術。“我想看看中國當代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你能介紹一下嗎？”院長問。

“你一定要去看看中國的谷文達。”做中國巡回演講時，在一個就讀于浙江美院美術史研究生的翻譯引薦下，彼得·塞爾茲認識了谷文達，并被他作品中的生命力深深吸引。在彼得·塞爾茲的建議下，院長來到浙江美院，一口氣買下了谷文達的不少作品。這是谷文達的作品第一次賣出，好幾幅畫算下來收入大概是一萬美金。這筆錢成了谷文達踏上美國土地的部分經濟來源。

剛到美國，谷文達不會說英文，身上僅有的25 美元，是當時中國政府允許攜帶出境的最大限額。在美國第一次開銀行賬戶，谷文達至今清晰記得。他在“文革”中長大、上學免費，從來沒開過一個銀行賬戶。在朋友建議下，他特意置辦一身西裝，才緊張地踏進銀行大門。“當時我只想到，不能穿得破破爛爛的，萬一被拒絕怎么辦？”回憶至此，他忍不住大笑起來。

1987年之后是谷文達創作的勃發期，他的作品完全轉向了裝置和觀念藝術。即使是在更為觀念開放的西方，他的作品同樣引來巨大爭議。1990年，彼得·塞爾茲在舊金山為他策劃了第一個作品《經血》，谷文達采用了世界各地60 位女性的月經棉條，將它們陳列在白色綢緞上，并把這些女性給他的信件和畫也一并放在一旁。這件展品在舊金山、悉尼和紐約引起了抗議，還有博物館管理員提出辭職以示威脅。在大型藝術裝置作品《聯合國》中，他堅持用人的頭發和胎盤粉來創作，該作品在比利時展出時也遭到一些反對質疑的聲音。

這些質疑在谷文達看來，正是他藝術的生命——“沒有哪一種文化是沒有禁錮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要成為有創新意義的藝術家，肯定會與現存文化產生碰撞，必然有一個磨合過程。我驕傲的是我作品中有很多的前衛文化，能夠引起挑戰、激發思考。”

自1993年始，谷文達創作的跨人種、跨文化和跨國家的藝術計劃《聯合國》已經歷了二十個年頭，走進了二十個國家和地區，有四百多萬人參與捐獻人發?，旣惿?middot;絲塔克斯達德和大衛·奧瑞利在他們合著的《世界藝術史》中寫到：“谷文達的作品雄心勃勃地探討藝術與當代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命題。谷氏藝術具有卓越的時代性，正像所有重要的藝術作品一樣，具有現實意義的同時預卜未來。對于藝術家來說，最根本的問題是通過歷史去拓寬人類認知的界限、情感、思想和表達人性中最深刻的向往以及最有力量的理想。“

現在的谷文達，正享受著隨心所欲又不逾矩的愜意生活。他在美國紐約市郊哈德遜河河谷一帶有一個私人工作室，每年他會和他的美國太太凱瑟琳·斯考特在這里住上半年。凱瑟琳是美國著名的室內設計師，兩人因為藝術結緣。“當時高名潞在紐約舉辦一個展覽，我是開幕式的演講者，凱瑟琳收到請柬也來到現場。我們倆就這樣認識了。”第一次見面后，谷文達在世界各地旅行做展覽，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收到凱瑟琳寄來的巧克力、綠茶等禮物。在“糖衣炮彈”的追求下，一年后，兩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事后，谷文達才知道凱瑟琳曾向中國朋友討良方：中國男人怎么就這么難追？到底應該怎么追??？

與陳丹青所學不同

在藝術圈的人都知道谷文達有個奇怪的特點：不去美術館。評論家彭德記得很清楚：“那一次我和許江代表中國油畫代表團去紐約，我們都進了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谷文達）在外面坐著。”

這大約是在谷文達在90年代初養成的習慣。谷文達剛去美國的時候什么都看，囫圇吞棗，過了一陣就感到沒有意義了——自己吸收的都是二手資料。“我不像陳逸飛、陳丹青這一批人，他們接觸的是俄國、蘇聯寫實主義，到美國的時候知識結構停留在印象派一塊。陳丹青剛到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看到塞尚的畫時，大篇地討論塞尚，我說我看都不要看。實際上陳丹青和我是同代人，但是他學的是寫實油畫。而我們浙美這批人已經認識到西方當代哲學家、藝術家，包括極少主義、超現實主義以及后來觀念性的東西。”

對于別人對自己作品的解讀，谷文達始終抱有謹慎的懷疑態度。“有些評論是很奇怪的，有些從照片評論的，或者是從理論到理論的評論，很少人真正看過我的原作，或者他們看到的只是二流三流的作品。”

但對于有些事情，他倒比常人要想得開。谷文達曾遺失了不少作品，最嚴重的一次是，出國半年后，他從舊金山第一次飛往紐約時帶了一個盒子，里面裝了他認為自己最好的六十多幅國畫。因為盒子太大被航班員扣下來，后來便不知所終。最近，這些畫在瑞士藏家的展藏里出現，有些也出現在拍賣行。“當然我也可以雇一個國際偵探，但我沒有精力去做這件事，還是做作品重要。他們喜歡就讓他們去賣吧，說明他們已經認識到我作品的價值。這么想心就平了。假如說我放棄兩年創作把它追回來，搞得人家家破人亡，怨聲載道，自己的新作品也沒時間做了，這樣就好嗎？”

谷文達很想在北京做一個大型回顧展覽。前幾年，他曾與今日美術館館長張子康討論過展覽方案，但隨著張子康辭職，展覽便沒了下文?，F在，谷文達保持了高度辦展的頻率，如今的他正忙著籌劃明年威尼斯雙年展外圍展。談到創作，谷文達眼里閃爍著躍動的光，一大堆的點子正等著他去實現。“到現在為止，我的精神狀態和讀研的時候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