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半夜】王景國專欄 父親的父親和父親

父親的父親是祖父，俗稱“爺爺”。從我記事起，“爺爺”就是養育我生命的實際父老，而稱謂“爸爸”的父親僅是出現在信箋左上方的標準用詞。所以，關于“爸爸”的書寫，在幼兒園時期開始，是爺爺督促我每月一次的家信履行。而直面父親喊出“爸爸”時，我已經九歲，從此每年暑期的探親假，才是我和親父在一起的時光。

爺爺的父親是上海中華書局創始元老，因此童年的爺爺在完成私塾教育后即進入中華書局，從排字到總校，終身吃“書局飯”……其間任工會主席，積極于工人運動，配合抗戰協助新四軍籌辦印刷廠，后隨中華書局轉撤香港二年，轉赴北京八年。再回到上海時，兩個兒子均已完成學業，大兒（我的伯父）遠赴西北，二兒（我的父親）遠赴東北，父輩們的“親父記憶”尚不及我。

我亦為“父”，第一次聆享“爸爸”的稱謂是在紐約肯尼迪機場。那年，兒子已經五歲。兒子到達紐約當天與他奶奶通話時說“幸虧媽媽介紹，我認識了爸爸”，這確是親兒對父（銘心于我）的童真描述……迄今，即將南加大畢業的他，若以日計，與我在一起的時日不足一年。

顯然，包括我在內的三代“父親”，于三代兒子的年少光陰間都是不稱職的。“父親”只是聽說、期許和寄托的自然存在體，感知的企圖是希冀心思的解讀和構塑。

幼年的我崇尚軍旅，心中的父親便是軍人，唯有的依據僅僅是一幀父親著軍服的照片。而真正了解我父親，卻已經是改革開放初年。因父親出席首屆全國科技代表大會，見諸報章關于父親事跡的報告文學……忘不了當時的閱后心情：以往所有關于父親的誤知和困惑瞬間消融，猶如清流蕩滌枯污，使我懂識了父親的偉大。

于爺爺的了解，我甚于我的父親，卻是緣于十年文革劫難。我十歲的那年是1967年。某日放學回家，途中已有鄰居告知我去外面躲躲，因為“你家出事了”。待我戰戰兢兢回到家，家中已是滿目狼藉，里里外外貼滿大字報和標語，猩紅的圈圈叉叉勾勒著爺爺奶奶的姓名，幾乎所有被打倒的黑類頭銜布滿我的視線所及，家里沒人了，奶奶被里弄造反派帶走，爺爺被單位造反派押來又押去，唯有姑姑托人捎話給我；“在家待著，乖。”

自此，我不得不開始進入對于爺爺之了解，先是大字報所揭發的材料導讀，之后是幫我爺爺整理“罪行坦白”。日常的畫面，常常是傷乏的爺爺躺在床上努力敘述，伏案的我努力記錄，翌日凌晨爺爺再整理謄寫，上班時向組織準時交付……在那個被打倒的年代，如我爺爺這樣的通常一星期被批斗四次，其中一次是被斗的主角，另三次是陪斗的配角。值主角批斗時最慘，挨打是必然的，那塊幾十斤重大牌子的細懸鐵絲深勒脖后頸，鮮血淋淋。

主斗后回家寫的是繼續坦白材料，陪斗后回家寫的是受教育體會。尤其每次主斗后拖著傷殘勉力回家已經是奇跡，爺爺躺著我寫著，成為我多年的日常“功課”。因為是“特務”，我了解到爺爺曾經是舊時代的工會主席；因為是“叛徒”，我了解到爺爺支持抗戰加入過新四軍；因為是“資本家”，我了解到爺爺如何慷慨解囊支持親友辦實業；因為是“歷史反革命”，我了解到民國先輩于我家族的姻親淵源……

我和焦晃先生是莫逆之交，喜歡和我爺爺談話的他對其有很高評價。畢其一生的版印排校職業使爺爺校閱古籍名典無數，積淀為自然流淌的言語學識。使我受益的是家里擁有無數白皮書（書局的版前樣書）。小學時，因把書借給同學被查抄，校組織迫我交代讀過多少“毒草”，整整一下午我居然坦白記錄了五百多本已閱書目，驚動了老師，也落下了“白面書生”的綽號……

基于時代背景下的人文視角，讀懂我的父親很容易。他是他們整整一代精英學子——信奉科學、崇尚實業，心念國家、勵志奉獻—集體投入新中國建設的單體縮影。他和他們開赴蠻荒遠地，全力無中生有的創造，為中華龍的騰飛竭盡所能，而“望子成龍”的傳統夙愿幾乎是這代精英的集體遺忘，“兒子沒有成為流氓已然欣慰”的心聲，往往折射著他們面對無暇顧及的親兒時，大多有的辛酸和無奈。而今，我作為父親，不稱職的脈跡依然傳承，所不同的是“當事人”心態的自我體會和思酌，又夾雜著近距和遠觀的相悖和交集。能夠無疑的，是所處時代仍然是極度動蕩的時代，比之以往的區別在于中華崛起是此番動蕩的緣由和主題，所面對的更是前所未遇的世界格局，綜觀之下，能否成為稱職的父親，依然是個問號，更在于下一位父親的成長和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