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史話之四】改造科舉制：清末新政的第一步

“人才為先折”是一個兼顧新舊、思想保守的折衷方案，旨在改造科舉制，變科舉取士為學堂取士，學生可以增多，知識可以更新，但其教育思想和“學校之法”，別說與19世紀歐美等國相比，即使與日本明治初年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人有病，需救治，國家亦然。變法，就是給國家治病。為人把脈不易，為國把脈更難，只有確診病情，才可對癥下藥。士紳文人，比較中西，指斥時弊，疾言變法，確與不確，無關緊要，只是輿論而已，馮桂棻《校邠廬抗議》是也；樞臣督撫則不同，一書一折，上達朝廷，即可影響國策，張之洞《勸學篇》是也。及至“江鄂會奏變法三折”，直接為“國病”開“藥方”，關乎朝廷命運，更是非同小可。劉、張位高權重，帝、后不得不依，但其對“國病”把脈準與不準，“藥方”對與不對，緩急如何，療效怎樣，時人當局者迷，難作定論，但事過百年，我輩必須厘清，庶幾以鑒來者，有益后人。

國有病，官知否？

《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簡稱“人才為先折”，以下該折引文，俱見《張之洞全集》第二冊，“奏議”五十二，pp1393-1394），是“變法三折”的第一折。序言曰：“惟是中國貧弱廢弛之弊，或相沿百余年，或相沿二千余年，一旦欲大加興革，必須規畫周詳，確有下手之處，然后氣血生而宿疴自去，疣癱決而元氣可支”，言之有理；“竊謂中國不貧于財而貧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氣。”此言差矣，當其時也，中國既貧于財更貧于人才，既弱于兵更弱于志氣；“人才之貧由于見聞不廣，學業不實。志氣之弱由于茍安者無慮危救亡之遠謀，自足者無發憤好學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無由……”這幾句說得沒錯，但沒點透，其實，造成“見聞不廣，學業不實”的病根正是科舉制。

清代科舉，基本沿襲明制。童子幼齡入塾開蒙，習《四書》《五經》，十幾歲經縣試、府試、院試取得生員資格，俗稱秀才，然后分往府學、州學、縣學繼續學習。生員分三等：由官府供給膳食的稱廩膳生員，簡稱廩生；定員以外增加的稱增廣生員，簡稱增生；于廩生、增生之外再增名額，附于諸生之末，稱為附學生員，簡稱附生?？既∩鷨T，就取得了參加鄉試的資格。鄉試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舉行（如遇國家大慶或皇帝登基、大婚之年，加考一次，稱為恩科），又稱鄉闈，考場設在省城，稱為貢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稱秋闈，凡本省科舉生員與國子監生均可應考。

鄉試考中者稱舉人，第一名為解元，中了舉人便取得了次年進京參加會試的資格。會試在鄉試的次年，即逢丑、辰、未、戌年在京舉行，由禮部主持，會試考中者稱貢士，第一名稱會元。再經過保和殿的復試，然后參加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殿試按成績分為三甲：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其次序俗稱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其余進士再參加朝考，挑選擅長文學書法的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內特設的教習館（亦名庶常館）學習三年，期滿舉行“散館”考試，成績優良的分別授翰林院編修、翰林院檢討，其余分發各部任主事，或分發到各省任知縣。

科舉制是一種選拔官員的程序和方法，盡管自古以來為人詬病，成為戲劇、小說和維新人士譏諷、批判的對象，但它在保障程序正義和公平競爭方面，一直有著無可替代的優越性。張之洞出身探花，兩任學政，久在翰院，可謂科舉專家，他對科舉制的弊病了如指掌，認定中國積貧積弱的病根在科舉制上，非常正確。

其實，科舉制的弊病并不在于考試方法（“三試”），也不在于考試內容（八股文），而在于它有悖于現代教育的宗旨——西方現代教育是由政府推行的平民教育，辦學宗旨是為社會培養各類所需之才，提高國民的文化素養，而中國傳統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是為科舉服務的，其宗旨是為朝廷培養和選拔官員。私塾、書院、縣學、府學可以為“三試”培養出足夠的生員，但培養不出現代國家所需要的各種專業技術人才。“承平之時，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人才的供需矛盾不突出，朝廷不會考慮改革科舉，“今日國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轍，何以拯此艱危？”科舉制才再次成了維新派批評的焦點，成了朝廷推行新政首先要解決的頭等問題。因為沒有人才，變法、新政，根本無法施行。于是，劉、張“參考古今，會通文武”，提出了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舉、獎勵游學四條措施。

采“各國學校之法”，設文武學堂

“人才為先折”的核心是改造科舉制，而設文武學堂、罷武舉、獎游學都只是圍繞前者必須施行的配套措施。奏折介紹了“泰西各國學校之法”，對日本的“學校之法”敘述甚詳，擬設的學校、學制和課程配置，在參考日本的同時，又顧及國情，有所變化。

學校分為蒙學（家塾、義塾）、小學校、高級小學校（州、縣）、中學校（府）、高等學校（?。?、大學校（京師）。

孩童8歲入蒙，學習識字，讀蒙學歌訣諸書，“除《四書》必讀外，《五經》可擇讀一二部”。

12歲上小學校，兼習《五經》，識中外簡略地圖，算術至開立方，繪地面平面圖，習中國歷史史事大略、本朝制度大略，習柔軟體操，三年畢業。

15歲入高等小學校，解經書較深之義理，行文法，策論，詞章，中外詳細地圖，算法至代數幾何止，繪圖法至畫出地上平剖面、立剖面、水底平剖面，習中國歷史大事、外國政治學術大略，習器具體操，兼習一門外國語言文字較淺者，三年畢業，“本管府考之，分數及格者，給予憑照，作為附生，送入府學校”。

18歲入中學校，習普通學。為了照顧有同等學力的舊學生員和營中弁兵，規定有監生世職職銜，愿入普通學者亦可入學，但須酌捐學費；有營弁、營兵文理通暢能解算法，繪圖考驗有據者，亦準入學。課程有：經史地理，仍兼習策論、詞章，并習公牘、書記文字，學精深算法至弧三角、航海駛船法止，學精深繪圖法至測算經緯度、行軍圖、目揣遠近斜度為止，學中國歷史、兵事，學外國歷史、律法、格致等，學外國政治，并講明農、工、商等學之大略，習兵式體操，兼習外國一國語言文字較深者，詞章一門亦設教習，作為選修課。“弁兵入學者，專學策論，免習詞章。”三年畢業，“學政考之，給予憑照，作為廩生送入省城高等學校”。

21歲入高等學校，參酌東西學制，分為七專門：一、經學（中國經學、文學）；二、史學（中外史學、中外地理）；三、格致學（中外天文學、外國物理學、化學、電學、力學、光學）；四、政治學（中外政治學、外國律法學、財政學、交涉學）；五、兵學（外國戰法學、軍械學、經理學、軍醫學）；六、農學；七、工學（測算、繪圖、道路、橋梁、營壘、制造軍械、火藥等）。學生各認學一門，須兼習一國語言文字。另設農、工、商、礦四專門學校，亦三年畢業。其學武者，專設一武備學校，擇普通畢業之廩生愿習武者送入；或仿日本，設一炮工學校，專學制造槍炮之法；均三年畢業。學生畢業，送入與本專業相關的部門實習一年，均名曰“練習學生”，合計在學肄業及出外練習文武各門均四年學成。高等專門學校學成者，督撫學政分文武兩途考之，取者作為優貢。

25歲入大學校。京城設文事大學校、水軍陸軍大學校各一所，門目略與省城專門學校同，學業益加精進，三年學成，參加會試，欽派總裁大臣考之，中者作為進士，經廷試后，文授以部屬、知縣等官，武授以都司、守備等官，“均令分部分省分標候補，優其序補班次，勿庸歸選”。

酌改文科

以上學校之法，在形式上或與歐洲國家和日本類似之處，但實質上是作為科舉制的一種替代品而設計的。從年齡上說，科舉制下中秀才一般在18歲左右，舉人的平均年齡在25歲左右，進士則在30歲左右，按新學制，兒童自8歲入蒙，至大學校畢業，共21年，18歲為附生，21歲為廩生，25歲為優貢、舉人，28歲為進士，“除去出學入學程途考選日期外，亦不過30歲內外，較之向來得科第者并不為遲”。從課程上看，8歲入蒙即讀《四書》《五經》，至17歲高等小學校畢業，用十年時間達到“解經書較深之義理”的程度，其經學水平當不在舊生員之下。這也就是為何在小學之前加四年蒙學的原因，歐洲國家和日本，兒童六七歲上小學，大學畢業要比“進士”早四年。

但即令當年（1901，辛丑）小學能在全國各州縣一律開辦（中學校、高等學校、大學校陸續開辦），兒童從入小學校到高等學校畢業，也要十三年，在此期間，科舉不能停罷，必與學堂共存，只能“漸改科舉章程，以待學堂之成就”。張之洞將他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所奏變通科舉折略加修改，提出“酌改文科”之法，“頭場取博學，二場取通才，三場歸純正，以期由粗入精。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二場試各國政治、地理、武備、農、工、算法之類，三場試《四書》《五經》經義”。改科舉考試內容的目的是令科舉“與學堂并行不悖，以期兩無偏廢，俟學堂人才漸多，即按科遞減科舉取士之額為學堂取士之額”。

那么，科舉、學堂的取士名額就有一個妥善分配的問題。其辦法是：取中之額，以舊日歲科考取進學額為學堂所取生員之額，以鄉試、會試，中額為學堂所中舉人、進士之額，大率比本省中額（舊科舉時應取名額）加倍而略多。“初開辦數年，學堂未廣，取中尚少，前兩科每科分減舊日中額學額三成，第三科每科分減舊額四成，十年三科之后，舊額減盡，生員舉人、進士皆出于學堂矣。”

學堂既然是科舉制的替代品，開設之初就要考慮學生畢業后的仕途問題。高等學校畢業生（優貢）經督撫學政考試，考中者作為舉人，選拔一半送入京城文武大學校，“所以止送一半入大學校者，一為京師大學若欲全容天下舉人，費用過多，故減半送京，以節經費；一為分半就職，俾得及時效用，以應目前急需”。對于落選者，或已送入京師不愿上學而愿就職者，文職授以七品小官及六七品佐貳首領，分部、分省候補，或充各局委員，武職授以武備、千總等官發營委差。

在學堂與科舉并立的過渡時期，對于舊生員的出路，亦要有妥善安排。25歲以上至50歲，因種種原因不能入新學校學習，或三科十年不能中式者，可為小學、中學、經書、詞章之師。衰考不第而學行尚有可用者，可由督撫訪察考選：50歲以下者，分別舉貢生員，用為知縣、佐貳、雜職；60歲以上者，酌給職銜，“似亦足以安宿儒而慰寒酸矣”。

停罷武科

科舉縱有百般弊病，朝廷總要開科取士，做官總要文理兼通之人，是故文科只可“酌改”。武科則不然，所考科目，無非硬弓刀石，默寫《武經》，武生、武舉、武進士與外國現代軍官的軍事才能相差甚遠，已經完全落伍于時代，勢在必罷之列，取而代之的，則是現代的軍校。

“人才為先折”詳細介紹了日本士官學校的教學內容，擬在省城開設的高等學校，有兵學一門，即武備學校，所習課程沒有細分，略有外國戰法學、軍械學、經理學、軍醫學，“其武學生武備學校畢業后，令入營學習操練一年，半年充兵，半年充弁，以實在營一年為度”，與日本士官學校相似，畢業后，發給憑照，授以千總，相當于日軍的少尉軍銜。擬在京城設立水軍、陸軍大學校，培養高級軍官，畢業后經廷試，授以都司、守備等官，相當于日軍的大尉、中尉軍銜。

此折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二十七日上奏，七月十四日下詔，自明年始，鄉試、會試等均試策論，不準用八股文程式；停止武生童考試及武科鄉試、會試。七月二十九日上諭，“現在整頓兵制，停止武科，亟應于各直省會建立武備學堂，以期培養將才，練成勁旅”，命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擴充北洋湖北所設武備學堂及山東隨營學堂，認真訓練，并命其余各省督撫設法仿照籌建。（《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1958，p4718）

速成學堂與獎勵游學

以上方案看似完美，但有兩個問題若解決不了，便成畫餅。十年之內，要在全國建成數萬小學，數百中學，數十高等學校，資金從哪里來？教師從哪里來？為解決“經費太拙，師范難求”問題，設計者采用反常之法：先多設中學、高等學校，“應各就省城及大府酌量情形迅速籌辦，以資目前之用”。又提出借鑒日本速成學校之法，請旨飭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鐸，“切托日本文部、參謀部、陸軍省代我籌計，酌擬大、中、小學校各種速成教法”，建成各種文武速成學校，以應急需。

“求師之難，尤甚于籌費”，即使請日本幫忙籌劃速成學堂的教法、教材，沒有教師，也是枉然，惟有廣派學生赴外國游學一法，可以救急。而赴外國游學，尤以日本最善，一是文字較近，課程較速，相對于游學歐美，學習比較容易；二是學費省、路途近，較之于游學歐美各國，經費可省三分之二，學成及往返日期可省一半。

當時，江、鄂等省學生在日本學堂者甚多，劉坤一、張之洞建議：“此時宜令各省分遣學生出洋游學”，按文武兩途及農工商等專門學科，由學生分門認習，學成后持憑照回國參加復試，如學業與憑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為進士、舉貢，分發各省，以補各省學堂教習之不足；并宜專派若干人入其師范學堂，專學師范，回國后充各小學、中學普通教習。

但官籌學費，畢竟有限，劉、張“擬請明諭各省士人，如有自備資斧出洋游學得有優等憑照者”，回國后復試相符，亦按其學歷等級作為進士、舉貢。對政府而言，既省官費，又省心力，又得無數人才，如此一舉多得之舉，何樂而不為？應對自費游學者，按憑照優獎錄用，以資鼓勵。

中日對比，立見差距

“人才為先折”是一個兼顧新舊、思想保守的折中方案，旨在改造科舉制，變科舉取士為學堂取士，學生可以增多，知識可以更新，但其教育思想和“學校之法”，別說與19世紀歐美等國相比，即使與日本明治初年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日本現代教育始自明治維新。明治二年設大學令統領全國教育事務，四年改為文部省，五年（1872）始定《學制》，采歐美義務教育之精神，其諭書曰：“自今之后眾庶人民無論華世族與農工商，至其婦女子，必期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又曰：“惟高尚之學各任其人之才能，至幼稚孩童則不別男女，必當從事于小學，其不然者失在父兄。”

《學制》劃分全國分為八大學區（翌年四月改為七大學區），每學區設一大學校；各大學區分32中學區，每區設一中學校；各中學區分210小學區，每區置一小學校；全國共有8大學校，256中學校，53760小學校。按當時日本人口3226萬計算，平均每600人設一所小學校。

小學分為普通小學、女子小學、村民小學（偏遠地區的簡化學校）、貧民小學、私塾、幼兒小學（入學前的預備教育）等等。最基本的是普通小學，分初、高兩等，原則上初等小學6歲入學9歲畢業，高等小學10歲入學13歲畢業，以此為基準，中學、師范學校、專門學校、大學等也都制定了嚴密的制度。明治六年（1873）小學有12558所，到了明治十二年（1879）為28025所；教員數也從25532人，增加到71046人。培養教員的師范學校也于明治五年五月在東京成立，及明治六、七年，大阪等六個府縣也都紛紛設立，已擁有七所官立師范學校。同樣地，女子師范學校也在東京及各縣建立起來。明治十年（1877），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學校合并，成立了東京大學，這是一所最早的綜合大學，設有法、理、文、醫4個系。

政府不僅在學校組織方面采用西方作法，在學科內容上，也廣泛地吸收了西學。在學校組織方面，參照了法國制度，而在教學內容方面，則主要效法美國。小學的教學科目里有西方算術、地理學、物理學、繪圖、幾何、博物、化學等。中學規定由外籍教師教授外國語，有的中學則用英、法、德等外國語教授中等教育的學科內容，以作為理解大學里外籍教師?？浦v義的預備教育。師范學校也聘請外籍教師，外籍教師把師范學校的上等生看作小學生，教授外國小學課程，使其理解教授法。

明治十九年（1896），文部省頒布《中學校令》、《小學校令》、《師范學校令》及《帝國大學令》，且制定各種學校通則。根據《小學校令》，孩童年齡滿六歲至十四歲，稱為學齡，這八年間孩童接受普通教育為父母及保主之義務。小學校分為初等、高等，學制各為四年（另設簡易科，按情形以代初等科之用，學制三年）。中學校亦分為初等、高等，凡學生未能選擇志在實業與進大學深造之前，必須受中學教育。全國分五區，每區各設一高等中學校。高等中學校附置法學、醫學、工學之一部或數部，主要收取欲讀大學的學生。以往中學校學制六年，據新頒《中學校令》，尋常中學校以五年為期，各府縣任宜開辦之。

其后，經二十年的改革和發展，日本各種學校愈發興盛。到了明治四十年（1907），日本人口總數達到4932萬人，其中，學齡兒童818.34萬人，就學率已達97%。日本的義務教育原為四年，政府憂其年限過短，不足以收效，便延長為六年；另外，女子教育的進步尤其顯著，就學率雖在男子教育之下，但比之甲午戰前，差距日益縮小，此亦普及國民教育的最大特點。

明治四十年全國學校情況如下：小學校，27125所，教員122038人，學生5713664人；盲啞學校，38所，教員208人，學生4043人；中學校，258所，教員5462人，學生111436人；高等女學校：132所，教員2011人，學生40273人；師范學校，69所，教員1176人，學生19359人；高等師范：2所，教員122，935人；女子高等師范：1所，教員45人，學生365人；專門學校：52所，教員1745人，學生26318；帝國大學，3所，教員503人，學生7370人；實業學校：5284所，教員5738人，學生250090人……（其他學校略）。學?？倲?5178所，教員總數147059人，學生總數6329688，學生人數占總人口的12.83%。

明治初年入小學的孩童到甲午年（1894，明治二十七年）已經二三十歲，中國的生員舉子在思想、文化和才能方面與其相比，完全不在一個層次。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或許很多，但根本的原因是，讀經制藝的一代中國人敗在了受過西式教育的新一代日本人手里。（此節參見大隈重信等著《日本開國五十年史》，商務印書館，1929；第六冊，西園寺公望著《明治教育史要》，pp21-34；第十三冊，大隈重信著《開國五十年史補遺》，pp129-133）。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說》，商務印書館，1992，pp41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