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財政超收7000億應還利于市場還利于民生

■經世濟民

*無論如何，一個資金日漸充實的國家，社會保障與教育經費位居世界末流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中國經濟的一個悖論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居然經常發愁錢怎么花，在外匯儲備方面是如此，而財政超收收入更是如此。這表明，在政府財富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缺乏公共財政體系已經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增長效率，財富分配的組織架構、分配模式與財富創造模式嚴重不匹配。
    我國實行的是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因此從數字上看政府成為最大的獲益者，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萬億元，2006年達到了3.9萬億元，是2000年的3倍，而2006年的GDP僅是2000年的兩倍。2007年前三季度，全國稅收收入累計完成37161億元，比去年增長30.8%，接近2006年全年稅收收入，今年財政收入將超過5萬億元。國家稅務總局計劃統計司司長舒啟明說，這個增長率創下了近年同期最高。據估算，今年財政超收收入將超過7000億元，去年超收2000多億元。
    超收如此之多，首先說明財政部預算報告質量不高。有關方面的解釋是，這是因為預算目標定得過高，萬一完不成會形成抵觸情緒。這一似是而非的理由反而證明了財政部對于每年的家底心中無數，沒有形成科學的預算體系。其次證明我國稅收過高，稅收巨增與GDP和工資收入相對緩慢的增長形成鮮明對比。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宋蘭在今年5月表示，中國的稅收收入已占到財政收入的95%左右，是財政收入最主要的來源。財政增長過快說明我國稅收負擔在加重。國稅總局的解釋是因為征稅技術的進步，但即便我們認可這一點，也不能解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為何遠遠高于GDP10%左右的增長速度，以及工資收入大大慢于GDP的增長速度。
    另一方面，我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基金、罰沒收入、土地出讓金等到底有多少，更是一筆糊涂賬。特別是預算外非稅收入、制度外收入是很難統計準確的，完全游離于灰色地帶。
    既然政府收入如此之多，到了為如何花費煞費苦心的地步，說明稅制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我國增值稅在東北與中部進行的從生產型過渡到消費型的試點，應盡快在全國范圍推廣。財政部的一大擔憂是稅收減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安體富曾做過計算，如果參照東北試點在全國推開，并仍限于在八個行業進行增量抵扣，則稅收減少約為400億-500億元；倘若在全國全行業鋪開，并將抵扣范圍擴大到全部固定資產投資，則至少減收700億元。而財政部門的靜態算賬結果是減收1500億元。即便按照財政部的預算，以目前的財政收入仍然可以承受。并且，在增值稅轉型的同時，政府可以同時開征資源稅、遺產稅等，以解決壟斷企業的資源占用以及二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同時為被高稅費所苦的中小企業留下合理的生存空間。
    超收收入的急劇增加同樣暴露出公共財政體系的不健全，只要是財政收入都應納入人大的監管范圍，實現公共財政的透明化、科學化，同時積極推進費改稅，把能改稅的非稅收入轉化為稅收，把預算外非稅收入納入財政預算內支出。
    現在不要說每年的預算與實際收入相差越來越遠，超收收入的使用黑洞更反映出公共財政不公共。據《經濟觀察報》報道，在2005年以前，超收收入的使用情況從未向公眾公布過。2005年“兩會”期間，財政部在預決算報告中首次匯報了2004年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才開始對人大有所交待。但中國的預算法規定，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決定，只需將執行結果報告全國人大，不需要事先報批；對超收收入的使用，全國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強制性。這就將人大的審批職權削弱了一大塊，也給超收收入留下了廣闊的操縱空間，一枝筆無需審核就動用上億元資金，成為公共財政亂象的一個縮影。
    去年預算法修訂期間，全國人大堅持將提前報批寫入預算法中，但因各方意見無法統一而擱置?，F在超收收入已成為公共財政大漏斗的情況下，所有對中國經濟持有責任感的人，相信都不會反對給預算法打上補丁，這同樣是建立公共財政的當務之急。
    至于今年的超收收入如何使用，一是由財政部向人大溝通，將人大首先解決近3000億元人民幣赤字的要求放在首要位置；二是切實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社會保障、食品安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減少赤字、適當增加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八個方面的承諾，而不能用于增加政府的行政開支。
    無論如何，一個資金日漸充實的國家，社會保障與教育經費位居世界末流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國家財政的12％左右，而在西歐、北歐這些高福利國家，財政的錢有45％以上是用在社會保障上的，即便是西方國家斥為最“小氣”的美國財政也有1／3以上的錢用在社會保障方面。
    （作者為經濟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