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樓書店,小小的王國
龍應臺曾將香港比為“逃生門”。散布于繁華商業大廈二樓甚至更高樓層的二樓書店可說是香港作為文化逃生口的又一個例證。在商業浪潮下,依然有人堅持著文化的理想主義,固守著對于文化應有的誠心。
可能是因為長期以來互不了解所形成的偏見,提起香港,內地人常想到的是是亞洲之都、購物天堂。除了風行一時的香港電影,其文化的一面向來不為內地人所了解。
龍應臺曾在香港大學發表過《我的香港,我的臺灣》的演講,將香港比為“逃生門”(emergency exit)。過去上百萬人涌入香港。其中,不僅包括普通難民,也包括大批文化上不認同、政治上持異議的人士。
這些“晚清遺老”、祖國的流亡者、無生計可尋的普通人,一批又一批涌入香港這個逃生門,在此得以喘息。正是在這里,錢穆、唐君毅等新儒學代表人物創辦新亞書院,以示“亞洲新生”。在這個大道統之外,稀松平常中,更能顯示香港在華人社會中獨特文化的則是二樓書店。
臺灣有“文化地標”之稱的誠品書店,香港并沒有這樣的書店帝國,相反,其文化標識是散布于繁華商業大廈二樓甚至更高樓層的“二樓書店”。
香港寸土寸金,繁華地段滿是時裝店、化妝品店、數碼產品店,店鋪標識、招牌廣告密密麻麻,但是如果留心,在這密集的廣告牌中總有幾個小小的,寫著“田園”、“青文”、“樂文”的招牌安靜地立在那里。沿著指示,穿過擁擠的人群,通過狹窄的入口,順著油漆斑駁的樓道直上二樓,就另是一般風景了。
二樓租金相對便宜,但開銷也不小。為了放下更多書,書架都被拉高,書架之間只留下容一人側身通過的空間,這樣密集的安排反而使得書和人更加親密。書大體上是按門類排列,偶爾也看到顧客隨手擺放在書架或茶幾上的書,有時僅僅看到這些書上熟悉的標題都會覺得欣喜——曾有跟我一樣的讀者來過,或者他們就是此刻與我同在書店的顧客。而一些前所未見的書籍和作者往往能給人驚喜。二樓書店的上架圖書不算多,但每本都經過了精心挑選。所以店長店員(經常是一個人)對店內存書了如指掌,能從角落里翻出需要的書。去的次數多了,跟店主也熟悉了,語言上存在一些障礙,也不影響交流,這時店主會順手遞過來幾本可能合你口味的書,買不買沒關系,把書接過來就這么站著翻一翻也都感覺不錯。我是在這里才知道香港文學除金庸的武俠小說外的各類作品,特別是雜糅了中西文化的粵語作品。
二樓書店的創辦者大約都是新亞式的理想主義者,有深切的文化自覺,與新亞不同之處可能在于多年與內地隔絕,香港本土文化成長起來之后對本土文化有了直接的關切,而其所對抗的對象也轉為社會的浮躁、虛榮和逐利。
青文書屋和它的店主羅志華是“二樓書店”常被提起的一個例子。陳云、陳冠中、也斯、梁文道、馬家輝等現今活躍的香港文化人士都直接或間接受惠于青文書屋,他們當中不少人的書甚至是第一本書都是由羅志華一人包辦(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裝訂,一人搬運)出版。青文書屋一時成為香港文藝青年的集散地,羅志華也由此被贊譽為是香港文化界的“幕后推手”。
這樣的二樓書店莫不可說是香港作為文化逃生口的又一個例證,在商業浪潮下,依然有人堅持著文化的理想主義,并且在繁華的一樓之上的二樓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間。而“二樓”這個空間又是如此地具備象征性,在一樓的時裝、化妝品和美食店之上一個小小的文化的獨立王國,仿佛是空中樓閣,固守著對于文化應有的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