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騎士 孫大午

十年前的牢獄之災，將孫大午逐漸改造成一個“愁容騎士”—時露愁苦之相，卻仍不乏斗志。從為個人不公正的際遇呼吁起，進而關注不合理的周遭。他的自信和堅忍，亦讓他陷入爭議，爭議的聲音，不乏來自朋友。在一手打造的大午城內，孫大午開始自我解除權力和利益的“盔甲”，尋求在權力均衡的制度下，企業可持續發展之路。一個企業威權體制的締造者，而今卻執意親手打破它。倔強的“騎士”，不只不懼外界質疑，亦敢槍挑自身局限。

孫大午 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創始人，現任集團監事長。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特邀研究員暨院長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他曾以非法集資風波引發全國關注；他創制的私企立憲制，開民企治理和財富傳承的先河。深知商場官場潛規則，手中毫無政治資源可依仗，卻耿直倔強仗義執言。大午集團曾被評為“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之一。

在擬定 《拯救中國最優秀民營企業家孫大午的呼吁書》時，胡星斗躊躇了半天—孫大午的確很優秀，是否“最優秀”，偌大中國，不能輕率下結論。但，如果不使用“最”字，文章就不足以吸引人們的關注。“不得已，救人要緊，我還是希望他成為‘最優秀’吧。”

那是2003年6月北京最難熬的一個夜晚。此文一經發出，如炸彈掀起網絡狂瀾。“那些天只要有警車警報聲，我就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口，看是不是來抓我的。”回憶起當年冒著風險發出呼吁書的情形，這個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說那全是因為“不忍”，“一個不愿茍且，為當地百姓造福的人，居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拘留，作為學者，不管不問，良心難安”。

2013年2月，胡星斗被孫大午以貴賓的身份邀請至河北徐水縣大午集團，“大午集團發生了很大改變，不論怎么說，他還是一個優秀的企業家，同時是自信的思想家。”相交十多年，胡星斗始終感佩孫大午的堅忍—混跡商場，卻堅持“眾人皆濁我獨清”。青年學者郭宇寬，8年前認識孫大午后，彼此敬佩，亦有砥礪，“我們有時因觀點不同，拍桌子大吵，吵后大午照樣喊我來喝酒。”不記仇，愛思辨，“不像商人，反像有人格追求的知識分子”。

本刊記者將這些朋友的話轉述給孫大午，他沒有表態，沉默得如一口老酒缸。他習慣了掌聲，如今，也忍得了荊棘。他知道，他的耿直與不妥協，得罪過權勢人物，亦與一些朋友產生誤會和間隙。他不喜過多解釋。如今孫大午戀上微博，退隱經營幕后，殷勤地在微博上編織著自己的思想短章，批評的鋒芒間或逼人目光。

私人治理的“王法”

以1000只雞和50頭豬發展起來的大午集團，坐落于河北省徐水縣高林村鎮郎五莊村一片荒廢的果園上。企業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中，“投毒，放火，毀機器，毒打，暗殺，綁架都經歷了”。2003年5月29日 ，億萬富豪、董事長孫大午被當地以非法集資的罪名收押。

這個喜歡歷史、熱衷與學者交游的企業家，出事前常為中國農民的前途命運憂心忡忡。他在北京大學演講，直言農村有八座“大山”。秦暉、茅于軾、秋風、陳志武他敢將這么多知名知識分子稱為朋友，這在中國企業家中也為數不多。秋風在孫大午入獄時就稱他是一個“有公共精神的企業家”，一場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讓孫大午受到全社會矚目，引發了一場大討論，并促成了私有財產入憲。

而現在，孫大午正汲汲于在企業內部創制“私企立憲制”。當年企業臨危，孫大午25歲的長子孫萌接替了父親的董事長一職，當時剛從河北農大機電系畢業不久的孫萌，純粹成了一個維持會長，并受到元老的反對，這讓出獄后的孫大午不得不重視企業接班人的選拔問題。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給我了很大的啟示。唐太宗胸懷并不大，他能把他的哥哥弟弟都殺了，他怎么不想殺魏征？是殺不了啊。因為唐代已有非常成熟的三省六部制，就說皇帝要殺個大臣他得發布命令，命令是中書省起草，門下省審議，尚書省去執行，尚書省分兵部刑部，刑部去審。他有一個完整的制度。不是皇帝說句話說把你殺了就殺了。三省六部制，就是一種分權確權限權的制度。”孫大午如此向記者講述自己創制“私企立憲制”的心得。

“我的后代有本事，可以去競選董事長什么的，沒本事就領取2到3倍員工平均工資的生活補貼，也能享福過一個體面的生活。”孫大午很是滿意自己設計的私企治理制度—決策權、監督權和所有權的三權制衡。這個制度基于兒子當年不能勝任董事長職責而被迫設計，十年來并非一成不變，但核心權力和利益的分享精神卻沒有變。

為什么不進行股份制改造？“搞股份制怎么搞？我和我妻子多少股份？兩個兒子多少？兩個弟弟多少？元老多少？”在孫大午的理解里，企業同國家一樣，不能因為個人或者內部產權的問題禍起蕭墻。一旦打碎了企業的統一性和完整性，不僅僅是金錢的損失，更嚴重的是企業失去精神上的凝聚力，這樣不僅僅是繼承者，包括社會、員工所付出的代價都是昂貴的。

更為關鍵的是，孫大午認為，如果實行了股份制，大股東說了算的就要出問題。這就可能形成“有能力決策的人沒有決策權，沒有能力決策的人擁有決策權”的局面。而這些，正是孫大午最為擔心的。在私企立憲制下，大午集團近十年來，進董事會的人，不再只是家族子弟，或者企業高管，還有普通的員工。“財權可以繼承，但是創業能力怎么能繼承？所有人都知道這點，可誰也無法跳出來。有人說我這是君主立憲，但這種虛君制度，有幾個民營企業敢于做？這個制度，考驗的是企業家的胸懷。”

孫萌十年前，在孫大午身陷囹圄之時做過短暫的董事長，在2013年第五屆選舉中，又以最高票當選為董事長。相對當年的忐忑和恐懼，現在多了自信和坦然。“在家里出事之前，我已做好了出國留學的準備。“監事長對我出國的事情不支持。他對課堂和校園的教育不認同，他認為真正地讓人成熟、成長還是在社會。”

孫大午在設計私企立憲制時，與他的兩個兒子商量制定了“家族內部憲法”，規定“因為法律或注冊的需要，量化的股權對外有效，對內無效，他的職位權力有效，股權是無效的”。

當時，孫萌和弟弟孫碩要簽字畫押、摁手印，被孫大午制止了，“如果這個制度對他們有好處，他們會自然繼承下去；如果對他們不好，他們可以推翻它。”父親這番話，孫萌記憶猶新。他也由非常不希望留在家族企業工作，到慢慢理解父親，開始承擔責任，適應董事長的工作角色。“第一次做董事長，覺得理所應當，沒覺得自己做董事長有什么問題。但是后來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覺得做董事長很空。不是幫了別人，而是給別人添亂?，F在看到的是，大家相處都很和諧，每個人都做得很好。這時候除了一些大的投資決策或者一些大的方向上需要我用心用力，其他方面就是看我能不能給他們提供什么服務了。”

大午集團現在的總經理劉平，是孫大午妻子的侄女，1990年進入大午集團，做過“不安分”的雞場飼養員，那時17歲。“私企立憲制，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我們會不折不扣地去執行。因為我們子公司的經理，也是從員工當中產生，選為候補董事，然后正式董事，然后選舉經理，這個大家都很有壓力。他就想，兩年這一任，我得做出點業績來，要是沒有業績，那員工怎么選我呀？”劉平告訴本刊記者，她自身就是這個制度的受益者，“剛開始時我也懷疑，但是后來，我非常堅定地相信。”

被錢烙過的人性

2003年11月，在羈押近半年后，徐水縣地方法院判處孫大午3年有期徒刑，緩刑4年，并判處大午集團30萬元和孫大午本人10萬元罰金。就在孫大午案件宣判的第二天，聯想集團掌舵人柳傳志發給孫大午的大兒子孫萌一份親筆簽名的傳真，對孫大午境遇表示同情和支持，并鼓勵他，堅持就一定能度過難關。“當時我還在看守所，他派他的一個副總送來。柳總愿意借款1300萬支持大午集團度過難關，用不了那么多，我們最后收下1000萬。”回憶當時企業界的第一個恩人，孫大午情緒激動。“2003年年底，我去北京，在聯想控股辦公樓里和柳總見了面。柳總很關心，問我還有什么具體困難，我就說，‘最頭疼的就是資金難題，您幫了大忙，我都不好意思再張口了。’”

第二年，大午集團就償還了聯想的借款。沒有刻意地談自己與商界教父的關系，以儒家信奉者自許的孫大午在內心深處，也許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這種淡，看似沒有豪邁的承諾、出手的闊綽。“他經歷了權力的冷酷打擊，但在內心深處，他是極度自信的，他飽讀各類書籍，企業經營本來風生水起，他有資本內心驕傲。獨立人格，讓他對各種刻意為之的行為，都保持警惕態度。這也容易讓人感覺他時而有情，時而不那么溫情。”一位熟悉孫的朋友這樣解釋他眼中的孫大午。

在大午城采訪，記者轉悠到一處香火繚繞的處所，孫大午說那叫三圣殿。一個具有自由精神的企業家，以此地棲息自己的精神？孫大午坦然解釋：“建這是個信仰問題嘛，因為我母親信佛，我父親信道，我信儒，中國的傳統信仰，我們家齊全了，所以我就想建一個三圣殿。”在他看來，這是侍奉父母和照顧自己的一種方式，再正常不過。三種信仰同處一室，孫大午覺得自然而然，“中國儒釋道是相通的嘛”。在信仰這類精神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圓融，并沒有體現在孫大午的物質生活中。

錢，在某些方面，是衡量人情和人性的試金石。孫大午認識京城一位自稱家境殷實的朋友，以兄弟相待，然而，一筆很清楚的旅游培訓費，被這位朋友橫插一刀。即使孫的秘書把問題說破，對方也不認可。事情陷入僵局。那段時間，孫大午極度傷神，“我以他為最忠實的朋友，可是我連他都會失去，這究竟是不是我的悲哀？你們不相信他做的事情，我覺得他自己都不會相信！同窗曰朋，同志曰友，他究竟亦朋亦友，還是朋而不友？”

億萬富豪的大名在外，樂善好施的美名已成招牌，于是向他化緣的組織與個人也接踵而至。開始時，孫大午統統安排見面。“因為2003年的風波，幫我的人很多，總覺得自己欠社會太多。”孫大午說。對那些年輕的創業者，孫大午和對方商量，能否先與大午集團合作，賣大午集團的熟食，“先跑跑業務鍛煉鍛煉？”年輕人往往大失所望。

對那些生計無著妻離子散、追求理想的中老年人，孫大午也是耐著性子聽他們不著邊際地高談闊論一通，無奈地囑咐秘書，送一個月生活費，“送他們走人”。大午集團秘書處副處長紀偉聯見識了不少這樣的場景，“往來多了，也見識了不少世道人心。”

有的朋友生氣地說:“孫大午說大話，使小錢，不像個男人！”孫大午說他開始聽了，覺得委屈，后來習慣了，“巴菲特還被人罵鐵公雞呢”。

摧折不了的“公牛”

在學者郭宇寬看來，孫大午也是特別愛“擺譜”的一個人。“每到逢年過節，就在他大午城，請來很多演出隊，在戲臺子上表演節目，還請當地的鄉親們也來自娛自樂，他給大家發獎品。而且他也愛擺流水席，經常有各路友人，在他莊上大魚大肉吃得口滑。”

“不避諱別人把他當有錢人，而且特別樂意把財富給他們帶來的快樂和別人分享，他們招待大家吃喝，其實自己沒吃多少，這樣反而讓他們更加快樂。這就像孟子見梁惠王說的“獨樂樂，與眾人樂樂，孰樂？”郭宇寬理解這個上世紀80年代從鄉鎮崛起的企業家的苦樂與惆悵。

“他是一個講正氣的儒商，他有自己獨立的人格追求。他說‘均貧富難，等貴賤可’，財產收入的差距很難避免，不能刻意去均，企業、社會都不能搞平均主義，但每個公民的人格不分貴賤都是平等的，應該追究實踐。”郭宇寬說，孫大午的坦率，甚至超出了人們對商人的傳統理解，“他的每個行為背后，都有自己的邏輯。”“當然他性格強悍，豪邁，容易得罪人。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別人是捏著鼻子認了，他就是咽不下氣。”

2012年初，孫大午給郭宇寬講過自己一件煩惱事。在他剛剛創業的時候，出于綠化的需要，在其企業廠房周邊種了許多楊樹?，F在十幾二十年過去了，這些楊樹都已經成材了。楊樹的特點是壽命較短，只有二三十年，如果成材之后不及時砍伐，就容易空心、腐爛，因此為了能騰出空地種新樹，孫大午就將周邊的楊樹砍伐了一批。

結果當地的林業局就找上門來。孫大午就給搞糊涂了，說我在自己的地方種樹,樹長成了之后自己砍,怎么還要跟你們打招呼呢？林業局的人說,按照現行林業法規定，除非是農民在自己院子里種的樹,其他樹木如需砍伐都需要向林業部門打報告，申請砍伐許可證,要不就是屬于盜砍盜伐。“這把孫大午給氣壞了，還是他太太勸他說，你年紀也不小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賠點錢算了吧。于是孫大午交了幾千元罰款,事情才算過去了。”這事讓孫大午很是不爽，而且越想越覺得不爽，那段時間逢人就說，覺得自己非常憋屈。

這種憋屈的感覺，孫萌感受頗深，“我從五六歲看父母創業，非常辛苦，非常堅持。又堅持、又辛苦又不能完全地表達。當時就是陷入了一個風險，這種風險來自被別人欺負，甚至被別人破壞。”

2003年，出看守所的第3天，縣委書記宴請孫大午。孫大午帶著孫萌赴宴。出席人員囊括當地參與訴訟的各級部門一把手。書記端起酒杯稱為孫大午“壓驚”，同時提出三點希望：一、正確對待這場訴訟；二、希望正確對待參加訴訟的單位和個人；三、回去以后把企業繼續做好，盡量少接觸媒體。

孫大午隨即表態：“請領導放心，前兩條我能做到，但第三條我做不到。我不能不接觸媒體，因為媒體給了我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我感謝他們。但我可以不談案子本身，多談企業，請書記放心。”

“2003年的牢獄之災，肯定刺激了他。他開始學著與權力保持相敬如賓的關系。”郭宇寬說。不在管理一線忙碌，熱愛歷史的孫大午開始研究當地文化。2008年9月，在徐水縣政府支持下，孫大午牽頭成立徐水釜山文化研究會，擔任會長，研究“黃帝合符”，追尋炎黃子孫的起源。大午集團投資二百多萬，并將研究成果編輯出書。見到成果，徐水縣劃撥二十多萬研究經費，將之前被破壞的釜山保護起來。“當然，這樣對當地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企業家如是說。

雙方“化干戈為玉帛”后，關系看上去日益“親密”，沒有什么疙瘩。實際上，孫大午沒有迷糊，始終很清醒。他曾經告訴別人，“即使人家和我稱兄道弟,我心里也很清醒,這種意識,這種官民差別是很大。這是永遠的！”

這種清醒，于孫大午的性格而言，是一以貫之的。只不過，以前的清醒，是公牛闖進瓷器店，不服潛規則，亂相頻出；現在的清醒，是不卑不亢。特別較真，從來不服輸。在兒子孫萌看來，父親的性格真的很難改變，“要說變化，也不是一點變化都沒有。但是骨子里那種性格、精神，應該說是沒什么變化。尤其是在認準了一件事情。除非是撞了南墻，不撞南墻他不會服輸。撞了南墻也不會服輸。”

［對話孫大午］

我已厭倦

以私情支付公義

“沒這個胸懷，他就落選了”

記者：“私企立憲制”能在其他民企推廣嗎？

孫大午：只要那個老板有這個胸懷就可以，完全可以推廣。這個選舉不要擔心選不上好的領導人，絕對是能選上精明強干的人。最主要的一點是它能上能下，這個通道太厲害了。

記者：一代也許有，但二代不一定有這個胸懷？

孫大午：那就是有這個制度上的設計。他胸懷不胸懷的無所謂，如果沒這個胸懷，他就落選了。

記者：假如他要是廢除了呢？

孫大午：他廢除不了，這個制度他是三會并行的制度，他沒這個權力，因為他是被人選上去的嘛，每兩年選一次，而且參選的人都是有十年以上工齡的干部工人。

記者：有人說，在這個制度里，你是“君主”？

孫大午：不是“君主”，如果要說是“君主”，也應是一個家族的概念，不是一個人的。我們監事委員會，有家族成員，有法權部財務總監有工會主席，退位的元老。

記者：家族利益怎么保障？

孫大午：家族的利益就是每月領取員工平均工資的兩到三倍。我們規定，現在領兩倍，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家庭成員比如說我的小孫子一出生，他就能夠領這個集團工人平均工資的兩倍，那是終身制的。

記者： 在企業管理方面，你經常給兒子耳提面命嗎？

孫大午：耳提面命成效并不大，一個順承的孩子一定是沒有作為的。我的兒子與我一直在博弈。在這種博弈當中他才能悟出道理來。如說他去清華上MBA，回來就會說爸爸你看你這套不行，說人家講的就是人性惡，你搞得這個是儒家的人性善。我就與他辯論。西方人的思維，是無罪推定，他從來不株連九族，咱們國家人性善，你爸爸被抓你兩個叔叔都被抓。我說我們是人性惡，你說人家是人性惡。人家是有罪但無罪推定，我們是無罪有罪推定，我說你這清華學的東西對頭么？他就無話可說，對吧。

“敢說也敢叫人看”

記者：你也說過農村的真正問題不是貧窮，而是貧血？

孫大午：貧血就是它沒有自我的造血功能。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脈，農村沒有金融，農村沒有自我服務的金融組織。打工在外掙幾萬塊錢，你存在信用社或者銀行，這個錢是用來建設城市了，而不是用來建設農村，不會回到農村。如果能回來的話每個村莊都有很多錢，問題是這個錢他留不住，它流向城市了。

記者：南街村和華西村，同是在農村發展而聲聞全國，你去過沒有？

孫大午：南街村去過幾次，華西村也去過。

記者：為什么想去看他們？

孫大午：我們在探討我們的發展模式。第一次去南街村大概是1996年。我到一個家庭去問一個老太太：你滿意嗎？她說滿意啊。每家好像是七八十平米的住房，一個彩電，一個沙發。我問吃飯的問題，她說每人每月幾十斤大米，20斤面粉，幾斤肉幾斤雞蛋，配送的。我說，想吃螃蟹怎么辦呢？她說我們這兒沒想吃螃蟹的。

我們第二次去南街，就有變化了，每家就發消費券了。農民拿消費券去超市買東西，想吃螃蟹就可以去買。你可以憑借消費券選擇你需要的東西，可以多買雞蛋少買肉，有改進了。但是我坐在觀光車上問女導游，我說你們這自行車摩托車特別多，為什么沒有小汽車呢？她說我們不需要。我說你如果需要呢，比如說你串親戚或者說看病。她說跟大隊長報告大隊派車。我說你交個男朋友出去兜兜風，他給你派車嗎？她說，你怎么會提這個問題？她就覺得很奇怪。她說，我們這沒這種想法和要求。我說在我這個企業里很多年輕人都有這樣的想法，他們都有車嘛。我的孩子早就買車了，多正常買個小車。

記者：你與他們負責人聊過？

孫大午：沒有，沒有意義聊這個，你說他他不愛聽，他說你你不愛聽。華西村我們去過，華西村是一個大雜燴，大雜燴什么主義都沒有，就只有實用主義。

記者：觀察了這些名村后，對你建設大午城有什么啟示?

孫大午：就是我們不搞形式化嘛，我們搞實實在在的，我們以自己的需求為主，敢說也敢叫人看。

“有能無耐必定失敗”

記者：未來的大午城是什么樣子？

孫大午：我是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我希望未來的大午城是一個“少有所教、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的祥和社區，大家能夠在這里安居樂業。

記者：你說要把大午城建設成桃花源，這種世外桃源是比較脆弱的，因為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日益劇變的年代，桃花源它永恒嗎？

孫大午：大午集團的桃花源是什么概念？它應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它既是一個自治的社區、一個自治的小天地，又是一個和諧的社會，盡管有窮有富，但是窮人和富人能和諧地生活在一起。我想這才是桃花源的本意。在一個自治社區里，有窮富矛盾，但這種窮富矛盾不是對抗性的，而是可以自我調節的。因為一個自由的社會是有道德約束力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財富是流動的，窮富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富人必須行善積德，遵從道德的約束，才能守住自己的財富，如果違背道德，人們就不會再和他交往、共事，不會再和他做買賣，他的后代也會將財富揮霍掉。我覺得桃花源在歷史上應該是真實存在的，我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

記者：自由和諧的狀況，在大午城能出現嗎？

孫大午：能體現出來。剖析一下大午集團，這里原來也是一個獨立的封閉的空間。二十多年前，這里是塊荒地，水電不通，道路不通，遠離管制也遠離塵囂。但是，實際上我們的創業空間又非常狹窄，與政府各部門發生的沖突也很多。就我本人來說，我的作用就是撐起這個勞動空間，真正對人們的生活和生產經營我沒有干涉過。我讓企業順其自然、信馬由韁地發展，人們的生活也保持一種很自然的和諧的狀態。

記者：如果要總結集團的成功經驗，你覺得最可借鑒的是什么？

孫大午：就是做事要堅持，不要放棄。有能無耐必定失敗，有耐無能必有所成。否則天資再好，也不會成功。

記者：大午集團進一步的發展可能遇到的瓶頸是什么？

孫大午：我們一直面臨的困難就是國家政策的不確定性。政府改革的遲緩，這個是我們的瓶頸。

記者：這個瓶頸是所有企業都可能遇到的問題？

孫大午：不一樣，一個是我們的企業地處農村，比如說我們這個酒店就是五星級酒店但我不能抵押貸款，就是我們沒有一寸土地是可以評估抵押的，很多企業不會是這種情況。第二，大多數企業整合的是政府資源，或者說很多企業有土地金融的優惠政策，而我們的企業地處偏僻的農村地區，我就沒有辦法去做這些東西，我沒有任何政府的資源去依仗，沒有這種權力和背景。我也不愿意去勾兌。所處的環境，沒有這樣的背景，自己的性格都加在一起，那么我所能整合的資源就是社會資源、民間資源，就是周圍老百姓十里八村，這個是我的最大的財富。所以我很期盼著國家的政策能夠改革到農村。

“守不住自己的人，不可能守住財富”

記者：你曾用八個字評價自己：可喜可賀，可悲可嘆。

孫大午：可喜可賀，就是死里逃生，這就是說我是幸運地也做出成績了；可悲可嘆，就是我并沒有做出大的成績，我應該能做出更大的成績，但是我沒有做出來，而且就是這點成績還沒有什么代表性，這是可悲可嘆的地方。

記者：你認為造成這個境況，是什么原因？

孫大午：還是政策問題，在農村很少能有成功的企業，尤其是農牧企業。

記者：有你個性的因素嗎？

孫大午：對，所以我是可喜可賀的，這就是成就。沒有我這個個性哪一個農村能有大午城的發展？有人會說還有南街村、華西村，那個是典范，其實他們才是真正地利用國家資源發展起來的，不全是自力更生發展起來的，很大程度上不是。

記者：這十年來，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孫大午：變委婉了。以前是直來直去，是不管對方愛聽不愛聽，都要說?，F在，如果對方不愛聽，就不說了。

記者：你做過不少捐款、資助和借款的事情，但仍有江湖傳言，說你小氣？

孫大午：有的朋友，他們對我的期望是，不管是以捐助還是借款的方式，起碼是十萬二十萬，且沒有還款日期。各種滋味，非常讓我難受。我已厭倦以私情支付公義！

記者：有人會說，像你這么富有的話，肯定會給有困難的朋友送十萬八萬的？

孫大午：那種想法的人，永遠也成不了富人。因為他不知道富人是怎么富起來的。

記者：富人是怎么富起來的？

孫大午：做他自己。守不住自己的人，不可能守住財富。

［采訪手記］

疼，但不可怕

“一個盜竊團伙去偷東西，這個團伙的頭能判明這個家值不值得偷，這叫圣；第一個帶頭沖進去叫勇；最后一個撤退叫義；分贓的時候他少拿，這叫仁；把握全局取得勝利，這叫智。也就是說，一個盜竊團伙的頭要想當好，就得具備這五點，第一個沖進去，最后一個撤出來，分贓時候還得少拿，人家才會跟著你賣命。你說咱們的干部要當企業家，這一點素質要不具備，還怎么當頭？你這個團隊怎么帶起來？”

外出講課，孫大午習慣舉例子說“盜亦有道”，以此來講解企業中層和高管應具備的素質。他琢磨問題，習慣從俗語和歷史中尋找中意的論據或觀察問題的角度。他的表達，通俗與深邃兼具。他的能耐就是，面對不同對象，可以變換對話方式。他身上具備多種矛盾性。他信奉儒家，能自圓其說地解釋孝—重在順著老人的心意而非顧及臉面的供養，卻喜歡從西方民主資源中尋找社會發展或企業治理之道；他疏財仗義，八方百姓擁戴，卻往往被朋友誤會為“愛說大話，使小錢”；他追求民主治理，盛贊個人自由的價值，但常常亦被批評者誤會為專斷，一言堂

在大午城采訪期間，我一直被這個謎團困惑。一天傍晚，我們在大午城轉悠。走到一處廣場，場上是中國到處可見的健身舞者。音樂強勁，孫大午居然說，他也想進去跳跳。我一時心里大嘆：這么有著批判思維的人，也喜歡湊這個熱鬧，多俗啊。

隨著采訪深入，居然發現：俗，于孫大午而言，可以是一種方法論和價值觀：一切的工作和生活，都是為俗世幸福而服務；一切深刻的思想表達，需要接地氣，回應族群的文化心理的習慣；商人為錢護錢，天經地義，而不是口是心非。此所謂“俗亦有道”。

他太有個性了。他自信，可以散盡錢財，但不喜歡被人唐突，尤其是以某種名號來脅迫，連權力部門他都不惜頂撞，遑論其他；他原則性太強，性格激烈，不善于掩飾，聽到不喜歡聽的話，辯論；看到不平的事，批評；不和稀泥，凡事先問是非。他的敏感好強，往往容易造成一些誤會。

他的商人思維和知識分子的思維，往往轉換靈活。沒在一個頻道思考問題的人，容易被他的觀點震驚，爭議的事情，也成了家常便飯了。

經歷了大小風波，孫大午似乎看開了，淡然了。他現在開始練毛筆字了，相信他會練好的。我想起他給我說過這樣的事情：兒子小時怕打針，他就拿針頭對著自己真扎，告訴兒子：疼，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