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我與中國
近年來關注中國問題的學者越來越多，理論原創的沖動也越來越強。不久前浙江工商大學舉辦了題為“中國問題與理論原創”的學術研討會，會議議題意味深長，它以簡潔明了的方式點明了中國學術思想界的焦慮與理想。但何為“中國問題”？何為“理論原創”？這兩者的關系如何？卻是一些看似明白實則晦暗的問題。我有三點看法，在此就教于大家。
中國問題在什么關系中詢問？
我以為詢問中國問題的關系域至少有四：1.中國與太空關系中的中國問題；2.中國與世界關系中的中國問題；3.中國與別國關系中的中國問題；4.中國與我（個體中國人）關系中的中國問題。近年來王岳川先生多次從中國與太空的關系立論談及“中國文化身份”的問題，這代表著第一種思路。而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以及中國與別國的關系入手討論中國問題者（比如全球化與地方性、中國身份、文化戰略、文化輸出、文化殖民、流散文化等等）則是近年來學術思想界的主流與時尚（也是本次會議的熱點），這顯然是第二、三種思路。令人驚異的是第四種思路幾乎闕如。這是怎么回事？它意味著什么？
是“中國與我“的關系不重要嗎？顯然不是。那為何思想在此一關系域里沉默呢？如此之沉默意味著什么？在中國與太空的關系、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以及中國與別國的關系中思考中國問題固然必要，但如此之思想主流與時尚是否掩蓋著某種逃避？是在逃避思想者（作為一個中國人）與切己之生活世界（中國）的思性關系嗎？是在逃避那不愿或不敢正視的“我”與“中國”的問題嗎？
思考中國問題的問題域空缺“我與中國”的關系，這本身就是一個來自“我與中國”關系的中國問題。因為不管多么熱鬧地討論中國與太空關系中的中國或中國與世界關系中的中國，那個中國離“我”都非常遙遠而飄渺，因為“我”是“中國”的肉體與靈魂，沒有“我”在的中國，“中國”只是一個空殼。其實，逃避“我與中國”的關系，僅在幾乎與我無關的領域中討論中國問題不但是一種當代現象，也是中國文人的一種傳統。古代文人操心“天下”大事，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操心呢？那是就“民與天下”的關系而操心?！懊瘛辈皇恰拔摇?，那里無“我”，更無與我相關的“天下”。中國與作為個體的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關系？中國對我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中國？幾乎是文人們不思考的問題。
第一個明確思考這個問題的是魯迅，他讓狂人在滿紙仁義道德的字縫中看出兩個字：“吃人”，那個被吃的人就是“我”。此外，魯迅還讓看出這兩個字的“我”驚異，這驚異的神情顯露出一種意識，即首次意識到我有拒絕被吃的天然權利?？上У氖?，魯迅式的思考很快夭折，被吃的我又沉默了，思想又逃逸到太空與世界中去了。
我與中國之間發生了什么關系？
作為一個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我”與“中國”發生著某種非此不可的關系。我生活在中國，這是生我養我的地方，也是吃我的地方嗎（如魯迅所說）？我與這個被稱為中國的地方究竟發生了什么關系？細察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我”（個體中國人）與中國這個地方發生的關系幾乎全然是被動的，也就是說，我只是被動地、無可奈何地生活在這個地方，我幾乎沒有任何主動建構和改造它的權利與現實可能?！爸袊笔侵袊松畹牡胤?，這個地方是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就其基本結構而言，中國主要是由五大空間構成的生活世界，即政治空間、道德空間、信仰空間、經濟空間和文化空間?？疾煳遗c這五大空間的關系，便可看出“我與中國”的基本關系。
就我與政治中國的關系而言，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人個體的政治權利從來就沒有在國家體制的框架內真正建立起來，即使是天子皇帝也沒有純個體的、非身份（血統）的政治權利，因此，一旦建立在他的血統與武力基礎上的權力消失，他便成為什么也不是的東西。在單純的“權力政治”中，個體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的人”，后者是有政治參與權利和政治自衛權利的人，即具有政治自由權利的人。因此，只有當國家成為一個自由的“權利政治”空間時，個體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的人（亞里士多德所謂的“政治的人”就出現于希臘民主政治而消失于羅馬專制政治）。在幾千年的歷史上，政治中國作為單純的權力政治空間在剝奪了個體的政治權利的同時也切斷了個體對它的真切依戀與操心，政治問題成了“肉食者謀之”的事情。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謂“以天下為己任”的“天下”只要求匹夫擔當關心它的責任，而從來沒有給匹夫真正介入它的權利；至于匹夫也只知道鐵肩擔道義而不知道他有質疑天道的權利。
再看我與道德中國的關系。在今天，國人愈來愈感到過一種善意的、道德的生活十分困難，道德實踐甚至變成了一件危險的事情。所謂“惡有惡報，善有善報”這種傳統信念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戰。在傳統中國，不管道德實踐的現實庇護多么虛偽和脆弱，那庇護多少還有，而在今天，這種庇護基本上被一掃而空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應該是道德實踐的現實庇護者或道德秩序的現實維護者，一旦國家失去這種職能，甚至變成一種不道德的現實秩序的象征，它與國民的道德關聯就會疏遠并惡化。
在個體信仰與國家權力的關系方面，沖突與緊張從來沒有像在今天的中國那樣突出?，F代國家當然應該為個體信仰的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而當代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可謂舉步維艱。至于個體命運與經濟改革的殘酷沖突有目共睹，發展的硬道理將無數的個體變成了犧牲。而文化中國在幾經劫難后，已滿目虛無，人們在失去價值歸依與意義指向后不知何往。當代中國人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是“郁悶”，該詞最為準確地表達了“我與中國”的關系。郁悶是一種壓抑而又難以發泄與傾訴的情緒，一種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緒，這顯然是國人當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癥候。
我與中國之間的問題何在？
郁悶的情緒掩蓋著厭惡、恐懼、憤怒與無奈，它導致與郁悶之源的疏遠和逃離。在有關中國問題的太空關注、世界關注和國際關注中，我們也可辨認出如此這般的逃離，即對“我與中國”關系的逃離，以及對來自這一關系的“中國問題”的逃離。
所謂中國學者的理論原創，依我之見，不是花樣翻新地尋找什么奇思異想和橫空出世的概念術語，而是面對“我與中國”之現實關系的勇氣與駐足于郁悶中的決心；不是在相關到太空、全球的“宏大中國經驗”中沉溺于不關自身痛癢的高談闊論，而是要在我與中國之“切身的小經驗”中進入中國問題的理論疼痛與難產。在“小經驗”與“大問題“之間建立理論原創的基本關聯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擺脫傳統文人習氣的根本任務，非此，無論是中國問題還是理論原創都還是文人的閑談。往深里說，相對于當代現實和個體的生存郁悶，任何蹈空高遠的理論都有一種罪責。阿倫特在談及黑暗時代的思想時認為理論的責任在于照亮黑暗，尤其是照亮那掩蓋在尋常之光亮所照亮的事物背后的黑暗，因為公開人們的生存狀態乃是改善這一狀態的必要前提。所謂郁悶，乃是國人對切己之生存狀態茫然不明的情緒反應，在此即有白夜般的晦暗。我理解的中國學者之理論原創必須面對這一晦暗并照亮這一晦暗。
為此，中國問題與理論原創的基本關聯不在思者或學者的己外而在己內，即在“我”的郁悶之中，或在切己的現實關聯之中。由此發問和入思，我們迎面便碰到了政治中國中我的政治權利問題、道德中國中我的道德實踐的現實庇護問題、信仰中國中的我的信仰自由的體制保障問題、經濟中國中我的經濟利益如何正當獲取并守護的問題、文化中國中我的文化教養與文化虛無緣何而來的問題……一旦進入“我與中國”的關系域，中國問題才有了它的肉體、靈魂、悲歡離合與喜怒哀樂，理論原創也才由太空人和世界人的沖動返回中國人的現實郁悶。
當然，我們這樣說并不是要否定在中國與太空、中國與世界、中國與別的國家關系中的中國問題的重要性，而是說所有這些問題都不能取代中國與我的關系中的中國問題，并強調后者在所有中國問題中的優先性。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數學者都逃離我與中國的關系而從事“我”不在場的理論游戲或宏論天下中，恰恰顯露了中國與我的關系的嚴峻性和相關中國問題的嚴重性。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我”生活在切膚之中國，而“我”卻好談與我關系遙遠的那個中國，這個“我”怎么啦？這個“中國”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