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徐友漁 主義中人

無論今天『公知』已經被怎樣地污名化，徐友漁仍然堅持認為，

啟蒙在今日中國仍然非常必要，有充分的理由，是知識分子肩上未竟的事業。

徐友漁 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代表人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曾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哈佛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等高校作訪問學者，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和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 《“哥白尼式”的革命》、《羅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語言》、《告別20世紀》、《自由的言說》、《直面歷史》、《人文立場》、《重讀自由主義及其他》等。

徐友漁一口川普，講起思想界的爭鳴史繪聲繪色。作為“主義中人”，多年來他參與甚至發起了思想界的多次論爭。從自由主義、后現代主義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傳統主義、憲政、共和，對每一個時代的焦點問題，他都發出聲音，從不缺席。用他的話說，“80年代、90年代我都是活躍分子”。

朋友不少，論敵無數。在中國當下語境中，他堪稱尖銳的言說方式讓有些人感到芒刺在背。我們的談話正在興頭上時，突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徐友漁警惕地問：“誰？”對方許久才答：“送快遞的。”徐開門取完快遞回到座位上繼續“擺龍門陣”時，沉默了兩分鐘，淡然地說了一句：“我還以為是那啥呢”。

我沒有做精神導師的壓力

嚴格說起來，早在上世紀60年代后期，徐友漁就已經是“思想界”的活躍分子了。只不過，那時節中國還根本不存在思想界，有的只是理論界。

1980年代，神壇毀棄，瓦釜齊鳴，人心荒蕪。面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知識界山頭林立。徐友漁參與創辦的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這是一個由中國社科院和北大畢業的研究生組織的山頭，代表人物有甘陽、徐友漁、陳嘉映、周國平、錢理群、陳平原等。

這批人氣味相投，心高氣傲，定位是引進20世紀的人文主義思潮。正如梁啟超所說，中國人可能在一二百年之內，甚至二三百年之內就是要翻譯書，先慢慢把世界文明了解清楚之后再來說事。這群年輕人當時就是想花幾十年時間安安心心地翻譯書。

在社科院主辦的雜志上，徐友漁介紹羅素，陳嘉映介紹海德格爾，趙越勝介紹馬爾庫塞。這個山頭后來也辦培訓班，在北京辦班時，一個外地懂6門外語的大學教授也跑來當這幫年輕人的學生。這個八十年代就開始就公共思想文化問題發言的群體，堪稱中國新一代的啟蒙人物，也可以說是今天公共知識分子的雛形。他們用常識取代教條，從“整體意志”和“歷史必然性”中拯救出人性，希望引領中國走上人類文明的共通道路。

何謂“啟蒙”，徐友漁舉了兩個例子。一是克林頓訪問中國時在西安問一個小女孩是否知道美國總統是干什么的，女孩說是管美國人的，克林頓告訴那個女孩，應該說是美國人民管美國總統，徐友漁說，這時他無疑是在從事極為必要的啟蒙。另一個例子是，當全國的媒體和萬千網友同聲批駁某位地方官員的言論“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時，這也是在啟蒙。

無論今天“公知”已經被怎樣地污名化，徐友漁仍然堅持認為，啟蒙在今日中國仍然非常必要，有充分的理由，是知識分子肩上未竟的事業。當然，他強調須繼承的是“五四”的啟蒙任務，而不是啟蒙心態。所謂“啟蒙心態”，用王元化先生的話說就是“對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過分信賴”。

他也是中國學術界最早對現代思潮的負面作用發出抨擊的人物：“中國任何把思想領袖跟精神導師這個使命加給自己的人，都會有一種壓力，我沒有這種壓力，我從未想成為一個可以提供答案的精神導師。我覺得凡是提出來的藍圖，最后都不成立。所以假定我要在思想學術上有追求的話，我想追求的就是并不宏大、最后證明能夠靠得住的東西。”

余豈好辯乎？

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友漁長期處于論爭的風口浪尖。他批評新左派錯置時空，政治投機；批評民族主義火中取栗，虛偽粗鄙。他不得不與曾經的朋友如甘陽、劉小楓、汪暉等人成為論敵。“余豈好辯乎？余不得已矣。”

和當年的一干友儕日益走向純粹的哲理思辨或是投身教育事業不同，這個主義中人也仍然與許多具當下性的現實問題糾葛不清。仇富問題、民族主義問題、對“文革”的反思問題……跟人論戰、抨擊時事，有時還會牽扯進一些不相干事情中去，讓旁觀者覺得不夠愛惜羽毛。

他自己卻毫無悔意，比如他對方舟子的學術打假行為評價非常高，可是卻參加了針對方舟子妻子的碩士論文涉嫌抄襲的公開信。論及此事，他的態度是就事論事：“如果都因為人事關系、人事糾紛牽扯到任何一件事都不能做，搞成一場說不清楚的混戰，那么中國學術打假的前景讓人感到很悲觀，中國的學術前景也就不大光明。”

他也不避諱談及自己在“文革” 中的作為。因為父親“有歷史問題”，徐友漁時時感到身負原罪，自尊而又自卑，盼望“重新做人”。“文革” 的爆發提供了機會，他瘋狂投入運動，不僅成了紅衛兵，而且成了成都赫赫有名的中學紅衛兵一派頭頭之一。

徐友漁能寫邏輯嚴密的長篇論文，從“文革” 爆發到1968年3月下旬，他是成都市第一中學紅衛兵組織“一月風暴戰團”頭號理論家，代表“戰團”與對立紅衛兵組織論戰。但當“文革“發展到武斗階段后，他越來越不理解，一度隱退，閱讀了大量經典，當然，大多數是馬列主義著作，希望從革命導師的書中找到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真理。

在考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后，他更是一頭扎進了當代西方哲學而且是抽象的分析哲學中去，整天抱著維特根斯坦、羅素和杜威的原著看。他沒有選擇從改造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版入手來改變中國的現實,覺得那是一種雖然現實但不徹底的做法，他更愿意做一些思維方式、思想方法或是整個思想文化層面的事情。

警惕用浪漫主義看待中國轉型

雖然也是文學愛好者，但徐友漁一直特別警惕的傾向是：用文學和浪漫主義來看待中國的轉型。他始終認為，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自由主義面臨著一個如何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問題。西方經典的自由主義總是在價值層面上論證自由的優先性跟重要性，但從來沒有論證如何才能實現自由，這是時代給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提出的重大課題。

1990年代初，中國的人文社科學者非常自覺地沉下來重新思考，很多學者都主動改變了學術方向。徐友漁思考的結果是，從語言哲學、邏輯哲學、分析哲學這種純粹抽象的哲學轉向英美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導致這種轉變更現實的原因在于，時代的議題變了。1980年代人文學者談的都是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東西，但鄧小平南方談話后，中國的問題變得更現實更具體，社會科學自然也變得比人文科學重要得多。

1990年代后期，隨著改革開放走向深入，產生的社會問題也日益凸顯：貧富差距過大，腐敗深入社會肌理……思想界的大分裂開始了，學者明顯分為左右兩派：左派認為，這些社會問題的產生，罪魁禍首是市場經濟制度；右派（自由主義）認為，問題出在政府強力介入經濟領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小政府、大社會。左右兩派如今早已發展到雙方視對方如仇讎的程度，嚴格意義上的學術之爭反倒看不見了。

凡此種種，讓他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前途并不樂觀。“中國不可找到一個拐杖，就靠它走路，永遠需要探索。我也不可能找到西方自由主義，就在這棵樹上吊死。”

秉持啟蒙、理性和自由主義的立場，他不缺乏關注社會現實的勇氣和熱忱，但也沒有放棄對那些更具安身立命意義問題的思考。有一段時間，如果每天看書沒達到8個小時，心里就會特別難受。書本之于他，猶如百草之于神農，總希望從中找到一味對癥之藥。

［采訪手記］

如坐茶館

徐友漁和我都是四川人，他成都，我綿陽，他年輕時還在綿陽下轄安縣“上山下鄉”，但我在2000年以前沒聽說過他的名字。

1999年，他出了一本《自由的言說》，我2001年仔細讀過。徐友漁的《自由的言說》、秦暉的《問題與主義》、朱學勤的《書齋里的革命》，都是草原部落知識分子文存推出的重點圖書，三本書把我給驚了，好像一斧頭劈開了天靈蓋。彼時我還是一個混跡在商場的生瓜蛋子，成天對著形形色色的商人說著言不由衷的話。

我決定棄商從文。沒成想，十多年后，作為記者，我走進徐友漁家。

“我看過你與李澤厚先生的對話，不錯。”一見面，他就表揚我。李澤厚先生屬于徐友漁的老師輩，他們曾經還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同事。他尊重李先生，但認為李先生也需要被超越。

既然他對我印象不錯，我就立即抓住機會表達了我的請求：我列了三十來個問題，咱們今天能不能慢慢聊？“沒問題。”他說。

他提起暖水壺給我倒上茶，自己手握把紫砂壺喝，由此開始了長達4個小時的暢聊。從10:00到14:00，我喝干了他家一壺開水。他談起思想界的那些人和事實在是引人入勝，比如甘陽的為人、新左派既利用哈貝馬斯又批判哈貝馬斯的招數、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學熱興起的背景……

聽著聽著，我竟產生了錯覺，咱們不是在成都的茶館里“擺龍門陣”（聊天）吧？聽徐友漁說話，用“如沐春風”這個詞有點太煽情了，但用“如坐茶館”還是恰當的，茶館就是老派中國人的沙龍啊。我暗自揣測，如果沒有“文革”，徐友漁未必會學哲學，未必會介入中國當代的主義之爭，他可能一輩子都會巴巴適適地待在成都。如今已過了退休年齡的他，真要待在成都，一定是茶館里的?？桶?。

我們都忘了還有午飯這件事。訪談結束，我邀請他共進午餐。他婉拒了，因為跟我說了太多的話，他有些累，想休息一下。

第二天，我的郵箱里收到了他的郵件，是幾篇與訪談有關的文章。徐夫子夠認真。與我們的暢聊相比，如上文章所能展示的，不過是一鱗半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