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場】新商會

有人群，就有幫派，有商業，就有商幫。 他們以鄉土情緣為紐帶，以商人為主體，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他們自律，并謀求自治，他們不是政治組織，在商言商，卻又與政府親善。商幫有光榮的傳統，清末的湯化龍和張謇，既是當地商會會長，又是咨議局局長，如今的商幫『幫主』，也是游歷于政企之間，為各種頭銜與光環所籠罩。分享資源、打通關節、處理糾紛、組織公益，是當今中國商會的主要職責，未想天外有天，海外的商會，已經把商會辦成了會員的家，人性化的活動，讓商會更娛樂化和親情化。 

商會集結

種種細節讓企業家感覺到，政府對外地商人的服務接待檔次明顯提高、出席活動的領導級別越來越高，大會上民營企業家發言，會議期間民營企業家的座位安排，也比以前更靠前、席位更多了。

“您好，歡迎來到株洲”……9月26日下午，湖南，株洲，當天最低氣溫14度。株洲體育館外，由女大學生組成的180名志愿者，著裝單薄，在冷風中微微顫抖，但依舊保持嫣然笑容，熱情迎接著一位位西裝革履的客人，并引導他們進入館內的會場入座。2013年湖南經濟合作洽談會暨湘商大會即將在此拉開帷幕。

集結 從2007年在長沙主辦首屆湘商大會，到此次在株洲召開第六屆湘商大會，湘商作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已成為湖南的一張商業文化名片。一年一度的湘商大會是湖南省規模最大、規格最高、影響最廣的湘商盛會。為了奔赴這場盛會，有人特意改簽了機票，有人早早留好檔期，還有人臨時從某個會議抽身專程趕來。

有久違的朋友再次相聚，相互擁抱，握手攀談，敘鄉情，照合影，笑語連連，“湘”音濃濃。來自海內外的兩千多名湘商代表，從安檢通道魚貫而入，匯聚一堂，將會場坐得滿滿當當。有一位湘商玩笑稱，“今天的株洲體育館，大概匯聚了千萬億的財富。”

往屆的湘商大會，一般有三天的會期，今年則將主體活動精簡為一天半，取消了文藝晚會、大型宴請等活動，各項活動安排緊湊，回歸樸實節儉。湖南省副省長何報翔，株洲市委書記賀安杰，株洲市委副書記、市長毛騰飛隆重出席。湖南衛視知名女主播張丹丹擔綱主持。

“這是我第三次來株洲。”登上開幕式的舞臺，在清一色的湘商嘉賓代表中，微軟中國首席技術官Sandy Gupta因不同的膚色和高大的身材脫穎而出。他笑著說，“今后，我可能要長住株洲了。”就在前一天，微軟株洲項目獲得了美國總部批準，并與株洲市完成了商務談判。在湘商大會上，他代表微軟與株洲市政府正式簽約。

26日當天，微軟中國授權在湖南省株洲市成立“湖南微軟創新中心”，并在株洲云龍示范區建設微軟IT學院以及微軟軟件產業園等項目，成為中部地區第一個微軟中心。對于微軟與株洲市政府的“牽手”，湖南省省長杜家毫滿意地評價：“微軟與株洲市建立創新中心和人才培訓基地的協議，使湘商隊伍的國際化及現代化程度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在株洲招商專場上，Sandy Gupta與株洲籍企業家、新華聯董事局主席傅軍等230余名與會客商分享投資經驗，笑談“株洲夢”。他們甚至化身為株洲的招商“代言人”—“不來株洲，你一定會后悔。”

聽到會場里熟悉的鄉音，來自海外的一名岳陽籍湘商告訴本刊記者，在海外并不能經常聽到鄉音，這些鄉音聽起來特別動感情。而且，在各地政府的招商宴會上，他們被安排在重要席位上，受到政府官員熱情款待，被許以豐厚投資待遇。

時間倒回到大約10天之前，9月17日下午，北京。在香山腳下的健壹景園，會議室里洋溢著地道的關中口音，秦商—陜西商人們聚集在一起，參加北京陜西企業商會換屆會議。無論湘商或秦商，如今均遍布世界各地，本身就是一個集中大量信息、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等資源的巨大商務網絡。每年春天在西安舉行的“西洽會”和“全球秦商大會”，同樣集結數千名秦商代表，共話桑梓之情，共謀發展大計。

論道 9月27日上午，作為湘商大會的主要活動，湘商發展論壇的地點被安排在株洲市政府禮堂，來自政界、商界和學界的數百名嘉賓齊聚一堂。“參加這次論壇的，有見多識廣的政界精英，有知識淵博的學界高人，也有事業有成的商界名流，相信通過大家的精彩演講和互動交流，我們能得到很多真知灼見，碰撞出很多火花。”湖南省副省長何報翔在開場時介紹道。

湘商發展論壇的主題，是幫助廣大湘商科學判斷當前及今后的經濟走勢，最終提振信心、給力發展。兩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賀鏗和遲福林開講，讓發展論壇成了一場思想碰撞的盛宴。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指出：“現在開始，政府角色應由一線招商轉向創造公平環境”。在談及國內經濟形勢時，賀鏗分析，當前，中國主要面臨三個問題。一是內需外需增長乏力，因此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不足，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二是長期的積極財政和地方債務等問題，致使金融風險比較突出。三是長期投資保增長導致一些行業產能過剩。中國經濟處在了滯脹階段，居民收入趕不上經濟增長，這是內需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

在演講之后的論壇對話環節，主持人張丹丹直接向企業家發問：“湘商發展過程中最不好的地方在哪里？”該問題讓臺上的五位嘉賓在突如其來的尷尬過后，開始暢所欲言，對目前湘商群體、企業發展過程中的弊病、弱點進行犀利點評：一是大家都很自負，不愿意學習別人的長處，無形中給自己搞了一個天花板封頂；二是企業家太操中國的心了，不能集中精力在自己的本位上；三是交流很少；四是團隊建設上不是那么完備，合作精神不是那么強。最后，被評選為“2013年責任湘商”的大漢控股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傅勝龍補充說，產品品質還比較低端。

廈門湖南文化促進會名譽會長周華松指出，湖南企業家“敢為人先”的思想是一個嚴重錯誤！“我們的企業家明明是一個總經理，卻操著總理的心，大家坐在一起就是談天下的事，談宏觀，談經濟，搶了經濟學家的飯碗。”歸根結底，他認為這個“缺點”就是不務實。主持人張丹丹分析，在網絡時代，大家接受的資訊對稱了，曾經有一些資訊壁壘是不能打破的，“你以為你可以管天下的事，但是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必須把它集中集中再集中，集中在你要做的點上才能獲得大的成功。”

反哺 在北京陜西企業商會換屆會議上,商會秘書長張亮的心情顯得頗為不錯。因為憑著之前在“民企進陜”系列活動中的招商成績，北京陜西企業商會被陜西省政府點名表揚。

從陜西旬陽走出的知名企業家梁汝明，作為北京陜西企業商會副會長較為低調。會議的間隙，站在會場外的角落，他獨自玩著手機查看微博和微信。在近幾年，他明顯感覺到自己和家鄉的聯系陡然增多，越來越多地受到陜西省各級政府的邀請，參加了不少項目推介、投資座談、政策研討等活動。在北京辛苦打拼十余年的他，去年以不同身份往返京陜兩地數十次。在西安舉行的“西洽會”和“全球秦商大會”上，他感受到一些細節的變化：活動期間對回陜參會外地秦商的服務接待檔次明顯提高、出席活動的領導級別越來越高，大會上民營企業家發言會議期間民營企業家的座位安排，也比以前更靠前、席位更多了。

這種變化的個中妙處，參加湘商大會的嘉賓們也有同樣的切身領悟。不少外地湘商的諸多項目在湖南遍地開花，投資心態愈加堅定，原因無疑是湖南省各級政府從上到下對民營企業回鄉投資的全方位重視。

“招商時間緊迫，任務繁重。”湖南省岳陽市招商局一位工作人員表示，今年先后在多個地方進行招商宣傳、項目推介。而據北京陜西企業商會秘書長張亮介紹，包括咸陽、渭南、寶雞、榆林、安康、漢中等市縣的招商負責人，早已是商會的座上賓、老熟人了。在京舉行的大大小小項目推介會和招商活動，僅2012年就舉行了十來次。

在返鄉投資和引進投資方面，湖南各商會均有會員企業在湘開發項目，不少項目投資金額上億元。借著商會的“社會身份”，企業可以更加方便地接觸家鄉或所在地政府,進而獲得生意上的便利。商會則作為橋梁，既可以協助政府合理引導民資，又可以代表民資在商業上與政府“談條件”。湘商各地商會主動服務各種投資湖南的經貿活動；主動對接湖南各級政府、部門以及各級產業園區，宣傳推介家鄉發展情況，并利用民間資源為湖南招商引資。2012年4月，北京湖南企業商會引進了香港衛視國際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在株洲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立國際傳媒區域總部，項目投資金額達2億美元。

臺灣湖南商會會長、臺灣網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熊子杰，經常組織臺灣湖南商會團來大陸參加活動，進行考察，包括曾組織過一次八百多人的來華考察活動。自第三屆開始，他就成為每屆湘商大會的座上賓。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他表示，這次湘商大會相對以往有點不一樣，這次做得更為精簡些，像主辦方安排坐公交車，就很罕見。“即便走路都可以，看看株洲風貌，同時也鍛煉了身體，想必也是極好的。” 

舊幫新命

從商幫到商會，中國的商會組織走了一個輪回，目前的商會既有傳統商幫的地緣特性，有官商結合的歷史烙印，也有市場經濟的共性要求，更有國際化的創新壓力。商會在中國，商會在路上。

“你看，這是李彥宏、馬云，這是張朝陽，丁磊在這，還有鄧峰，都是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精英。”北京CBD，國貿中心辦公室，漢能投資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宏指著十幾年前的一張照片合影，恨不能將中國互聯網精英收入囊中。

1999年，陳宏在美國組織華源科技協會，這是一種依托行業的商會組織。華源，取自“來源中國”的本義，成立的初衷是要幫助在硅谷創業的中國人投資。而陳宏的漢能，也是基于同樣的取名風格：“中國人一定能”。

陳宏是中國留美學生創業者中最早一批的代表人物，他創立的GRIC公司1999年在納斯達克上市，成為美國第一個將企業帶上市的中國留學生，被旅美華人尊為榜樣。2002年，美國《商業周刊》將陳宏的華源稱為“連接中國商界明星和美國的橋梁”。在陳宏的召集下，華源吸納了一大批中國IT精英，其中不少大腕級的，正是他視為珍藏的合影照里的主角，“我參與的協會里都是最好最高的精英，這里面的人一般人要見他們都比較難，但是他們都是我的朋友。”陳宏不無得意地說。 

政經一體，官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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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浙江商人的商會做得紅紅火火，不甘人后的秦商也打算試水商會，“學習浙商，希望大家能抱團做事”。而建立好與地方政府的親善關系，是各地商會的共同目標，不用學也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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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宏是一個愛談也很健談的人，他穿梭在各種論壇中，媒體中時常能看到他的身影，聽聞他的見解。2013年北京陜西商會換屆大會上，陳宏從馮侖手中接過會長一職，做起了北京陜西商會第三任會長。

三年前，陳宏和馮侖、張朝陽、愛國者的馮軍、張維迎，當時團中央書記陸昊（現任黑龍江省省長）吃了頓飯，飯桌上的主題是怎么把商會做好，如何把在北京最優秀最有名的企業家聚攏在一起參加商會。陳宏等人就是在那個時候集體參加的北京陜西商會。從第二屆開始，真正有名望的企業家開始進入北京陜西商會。由于馮侖的名望，大家推舉他做了第二任會長。

陳宏 第三屆北京陜西商會會長，漢能投資集團董事長兼執行長，留學美國州立紐約大學石溪分校，1996年成立網絡漫游公司GRIC，公司于1999登陸納斯達克；2000年成立華源科學技術協會，以幫助中國人在美國主流社會成為成功商人。

北京陜西商會每三年一換屆，6年前，在京的陜西商人在北京組了個圈子，會員70多個。“當時是一個很松散的組織，也沒多少會員，只是一個很小的協會。”陳宏回憶，秦商們組建商會是受了浙江商人的影響。無論是陳宏、張朝陽還是馮侖這些陜西商會的骨干，他們和浙江人都打過不少交道。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曾多次參加浙江商會的活動，9月26日，他被湘商大會邀請作為特邀嘉賓參加商會發展論壇。給他印象特別深的，是浙江商會和福建商會，尤其是浙江商會，浙江商會下面有溫州商會，遲福林去過的省份，幾乎都有溫州商會，“溫州人打天下，它能夠把商業的力量聯合起來集中做事”。

遲福林 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委員會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海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

提到浙商，財經評論員葉檀也是刮目相看，葉檀是上海人，與浙江地緣很近，文化相通，浙江是她常去的地方，特別是最具爭議的溫州，她的文章不少源自這個中國民營經濟做得最紅火、影響最大的熱土。“浙商現在能量很大，他們已經分流到縣、市一級了。他們在項目的篩選，尤其在融資、互相幫助這個方面的力量都不可小覷，可以說，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浙江人就利用體制縫隙，游歷于全國大街小巷，從事著修鞋、補傘和小商品的販賣，那個時候，還沒有商會這樣的組織，他們是串街走巷的個體戶，離鄉背井的外地人。到了上世紀90年代，浙江人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們開始了產業升級，外貿加工、原材料采購。做大了的浙江人開始聚集、抱團，“溫州街”、“臺州街”、“義烏路”，各種帶有浙江特色的群落開始在全國出現，溫州商人率先組織商會，把溫商的牌子打向全國，“有苦有處訴、有愁有人解、有難有人幫、有事有人助”。近年來，浙江商會開始結合政府，與政府相互助力，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政商一體化的商會模式。政府主導，企業主事。 “政經一體，官商結合是它的最大特點。”清華大學NGO研究所于為友教授對浙江商會這樣評價。

商會活動邀請人的名錄里，總有政府官員的身影。比如這一次北京陜西商會的換屆會議上，新任會長陳宏對陜西省政府、省政府駐京辦事處表示了感謝，而陜西省人民政府駐京辦事處、經聯信息處副處長馮曉君親任副會長。

政府介入商會，湖南也不甘落后。2013年9月26日，在湖南株洲舉辦的湘商大會，湖南省政府干脆將商會活動辦成了項目合作洽談會，在商會活動上搞起了現場簽約，湘商大會因此成為地方政府的聚寶盆。當地媒體對這次商會活動的報道更是大張旗鼓，直接以簽了多少單子彰顯業績：“9月26日，2013湖南經濟合作洽談會暨湘商大會在株洲開幕，來自國內外的47個代表團、異地商會和湖南各市州及株洲市各縣市區組團共1000余名客商參會。開幕式現場簽約重大項目93個，總投資766億元。”

對于商會活動變成政府的招商引資，葉檀并不感到意外，“政府會想盡所有的辦法招商引資。招商引資政府直接在做，一些政府部門也在做，很多地方都有考核指標。”

陳宏執掌的陜西商會，同樣與地方政府相處融洽。陜西商會經常接觸各省的領導，省長、書記都有，他們經常聚餐，有時商會可以幫助介紹、引薦一些大的企業投資陜西，地方政府部門找不到的人，通過商會很容易找到。“昨天晚上參加完換屆大會，我就去另外一個朋友家里，商會的幾個老大都在。我跟他們講，省委下次來的時候，我們就吃個飯聚一聚，看看我們陜西有什么機會，他們很贊同。”對陳宏來說，企業家和政府兩邊都有他的朋友，他和馮侖認識的一線企業家太多，資源算得上是頂級的。在北京陜西商會的名冊里，記者發現劉永好、柳傳志都被拉來做了商會咨詢委員會的顧問，“當然很多跟陜西沒有關系的企業不太好拉過來，但是我們都是好朋友。我們陜西企業家，特別是馮侖，還有布長集團董事長趙濤，他們愿意為陜西做貢獻，把自己的資源分享給陜西，可以滿足地方政府的需求。”

秦腔匯，秦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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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強商會影響力，陜西商會已經將商會的地緣范圍擴大了。劉永好和柳傳志都不是陜西人，他們也被拉進商會領導層擔任職務，除了壯大聲勢，還能從他們身上分享到更多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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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中國的商幫都以同鄉為紐帶。葉檀以廣東商會為例，“廣東人在外面經商，把商會當娘家，如果融資有問題都通過商會來解決?，F在他們的商會有自己的微信群，有自己的網絡平臺，有自己媒體，信息傳遞很發達。他們在各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會長，因為會長都是大公司的，商會跟地方的政府關系都比較好。”

對此，遲福林也有同感：“中小企業有商會的需求，他們可以借助商會的平臺了解更多的信息，分享資源。大企業也要利用商會，他們要擴大影響力也必須借助商會，這些是相互需求的。”

陳宏說：“我們把在陜西出生、生活和工作過的人都算作陜西人，這個范圍就大了。在陜西工作過的人很多，以前插隊的知青在陜西的也都屬于陜西人。另外就是在陜西有重大投資的，就是陜西之友、商會之友，其中特別有名的我們就拉到顧問委員會，比如柳傳志，他在陜西念的書，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校友，劉永好，在陜西有很多投資。”

“這個平臺把大家粘在一起。為地方和企業家搭建橋梁。這不是說一年兩三個活動，或者開個會就可以解決了。”商會就是建立一個信息平臺，在這個信息平臺里，投資項目可以看得很清楚，會員們覺得在這個商會里有點收獲。例如馮侖價值三百億的西安立體城市得到不少企業家的看好和投資，項目的重要參與者劉永好，就是馮侖在陜西商會做會長期間拉進去的咨詢委員會委員。

商會另一個作用是把一些有號召力的優秀企業家聚集在商會的最頂層，“馮侖是很典型的，他做會長的時候北京陜西商會發展得很快，就是因為他來挑頭，我們大家愿意干。馮侖現在把會員做到六百多，我打算三年后突破一千。”對于商會的未來，陳宏顯得信心滿滿。

經過三屆磨礪，陜西商會的體制架構已經確立。“你可能體驗到我們陜西商會的選舉都是很嚴肅的，這個程序很嚴謹。”為了處理好新老會長之間的關系，陜西商會設定了一個會長，退下來的就做名譽會長，比如剛剛退下來的馮侖，他的頭銜由會長變成了名譽會長。”而常務副會長就是配合會長工作的，是下一屆的會長候選人，除非犯重大錯誤或者不愿意干了。”如今，北京陜西商會設了二十多個副會長，個個都是在京名企精英。“在第二屆馮侖的帶領下，我們把很多在北京優秀的企業家聚攏起來，你能想到的人都在我們商會里了?？梢院敛豢鋸埖恼f，在京秦商，有實力的企業家百分之百都在里面。”

張增科 新疆陜西企業商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烏魯木齊新億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多年致力于促進陜西和新疆兩地經貿合作。

張增科在受邀參加北京陜西商會換屆大會前，他接待了在烏魯木齊舉行的楊凌示范區經濟合作懇談會。懇談會上軍人出身的張增科忙著回答兩地地方領導的咨詢，他自己也成為嫁接兩地經濟關聯的紐帶。“在2012年11月舉辦的第19屆中國楊凌農業高新科技成果博覽會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經貿代表團首次正式組團參展，自治區錢智參副主席親自帶隊，現在，舉辦經貿合作懇談會，目的就是進一步增進了解，擴大交流，搭建合作共贏的平臺。”張增科對自己企業家兼聯絡人的角色頗感滿意。

北京陜西商會的常務副會長郭家學更是一個經歷曲折的人，白加黑，是他的得意之作，5年前，被稱為醫藥狂人的郭家學走入人生低谷，將白加黑轉讓給了德國拜耳，東盛科技失去王牌，郭家學飲恨商場。事實上，在轉讓之時，白加黑的市場正如日中天，突來的變故，源自東盛科技資金鏈斷裂。“如果不是家學將錢借給政府，他肯定是中國首富之一，一百億到一千億的級別了。”對于郭家學曾經遭遇的不幸，陳宏表示惋惜。

如何幫助會員，如何處理好會員與地方政府的關系，郭家學的經歷，讓商會的互幫互助成為商會關注的焦點，這是商會應當承擔的職能，也是商會將來面臨的一大難題。

搞商會并非中國專有，現代商會的來源是西方。近年來，海外在華商會與中國本土商會發展同樣迅猛，呈現出治理結構更合理、管理與活動更人性化的特點。華南美國商討會，就是眾多西方在華商會的佼佼者，已成為華南地區最大的外事商會。

洋會長的關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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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奧巴馬弟弟到中國地方政府領導，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賽亞丁把政府公關做到了極致，哈利就是這樣一個不拿酬薪只干活，忙于四處融通關系的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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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日，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賽亞丁被美國商務部授予“促進商業和平獎”。華南美國商會的轄區和美國駐廣州領事館的轄區一樣,包括廣東·廣西·福建·海南。采訪時，哈利的身上攜帶著獎章。這個獎項是在1790年由托馬斯·杰弗遜設立的，至今獲獎者不超過20位,是美國商務部授予公民的最高榮譽。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弗朗西斯科·桑切斯當時特地飛來廣州為哈利頒獎。

哈利·賽亞?。℉arley Seyedin） 擔任華南美國商會會長至今已十年有余，大力推動中美貿易發展，并將美商會在華南地區的會員從200家發展到2000多家。2013年4月，哈利獲得美國『商業促進和平』獎章，成為美國商務部授予公民的最高榮譽的獲得者。

哈利來中國已經22年，因為太太是中國人，哈利也從美國來到中國居住和工作。

哈利的公司開始時只是華南美國商會的一個會員企業。后來,哈利當選為會長,他不受薪，將大部分的時間都貢獻給了商會。這個過程,盡管很累，但他很樂意，很開心。10年前，華南美國商會的會員僅僅只有211家，現在已經超過2300家,規模翻了10倍，哈利的會長也當了10年。

華南美國商會的會員增長這么快，說起來沒有什么秘訣。和中國的商會一樣，在哈利眼中，“美國商會不過就是會員需要的一個強大的組織和平臺，為他們提供服務和一些投資機會，以及解決一些商業方面的問題。” 哈利和他的商會經常與中國的商會交流、溝通。無論是廣東、廣西、福建省以及中央政府，他們都有非常緊密的聯系，哈利是廣東商會的名譽主席，也是深圳商會榮譽的副會長。

華南美國商會會員中有70%是美資企業，25%是合資企業和跨國企業，5%是一些高素質的中國企業。寶潔公司就是他們的會員企業，幾乎在華南地區的世界500強，都是他們的會員企業。哈利介紹，“對于會員企業來說，一般只會加入兩個商會，一個是他們本國的商會，另一個就是華南美國商會。”

作為會長，哈利最欣慰的是看到自己的員工是一群忠誠于美國商會的人，他們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才華橫溢、能力卓著，同時，他們也是非常勤快的一群人，彼此之間相處得很好，就像一家子一樣。對于會長的責任，哈利描述：“如果你管理的商會工作團隊每天都非常開心地工作，那么效率會更高，能夠為會員企業做出的貢獻也更多。”

事實上，在華美國商會已經與中國本土商會的功能相似，這或許是投資國的國情所決定的。美國本土商會組織的功能就跟中國商會不一樣，葉檀介紹：中國的商會是解決一些很實際、很具體的問題；而美國的商會基本上像一種游說組織，在國內是一股很重要的政治力量。

美國商會進入中國，也學會了與政府建立親善關系。今年9月8日晚上，華南美國商會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派對，這是一個年度酒會，商會邀請了美國的樂隊演奏，哈利會見了福建、四川、重慶的政府領導。

華南美國商會有個會員值得一提。奧巴馬的弟弟馬克先生也是哈利會長的老朋友。2002年馬克來到深圳，當時哈利就與他相識，并成為了好友。自此之后,馬克對商會的活動都非常支持，尤其在慈善事業方面。馬克來到深圳之后,和一個孤兒院簽訂了協議,每個周六都會去那里義教鋼琴。平時，馬克和華南美國商會的很多活動聯系都很密切。“馬克的學術背景也非常好,他的本科是物理學位，還獲得過斯坦福大學的一個碩士學位。馬克能夠寫和讀中文,他看了兩遍《紅樓夢》，還出版了一本研究《紅樓夢》的書。他會寫中國的書法,也是一個演奏團的鋼琴師，他有一顆慈善的心。他當然也是華南美國商會的會員。”哈利為能有這樣一位會員感到榮幸。 

中國化 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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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不同，企業文化不同，中外商會活動的側重點就不一樣。美國商會進入中國，面臨中國化的選擇，而中國商會同樣也有國際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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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市場這個大染缸里，美國人的關系網比中國人的似乎更強大、更靈活，他們的活動，也體現出人性化的特點。從這個方面看，中美兩國的商會各有側重點。

提到商會活動，中美商會有不同的側重點。陳宏的陜西商會每年都有年會，年會下午有論壇、吃飯。“除了年會，我們會跟其他商會會長之間的互訪，一起去各個地方，這就不局限于去陜西，還包括我們到重慶或者別的地方去。”

美國商會組織的活動更娛樂化和親情化，這是企業文化的不同決定的。除了日常的商務活動，華南美國商會有自己的棒球聯盟，每年有大約300位4到17歲的小孩會參加到棒球聯盟之中。賽季在天河體育中心舉行，每周六都會在那里打棒球。他們的家長中有70位會擔任教練，義務教孩子怎么打棒球。商會會提供一些隊服，鞋子和一些必要的裝備。“在每個賽季結束之后，我們就會舉行一個盛大的夏日燒烤派對，會邀請到這個賽季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整個賽季和最后的派對籌備工作相當繁重。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收獲不少,也玩得很開心。”哈利介紹。

2013年美國總統大選，華南美國商會在廣州富力君悅酒店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活動，“商會請一些中國朋友來猜一下誰會當選，他們大多數都猜奧巴馬會當選。我個人本來是傾向于羅姆尼，但我猜奧巴馬會連任。我在共和黨中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包括小布什，老布什……”

在現場參與競猜的人群中，其中一位猜中的幸運兒，得到往返美國的機票。“這對于中國朋友來說,也是非常難得的一次體驗美國文化的機會，能夠更了解美國。”哈利已經令商會具備了促進中美民間交流的功能。

美國商會進入中國，面臨中國化的選擇，而中國商會同樣也有國際化的需求。在遲福林看來：“中國是一個大池塘，越來越多的華僑華人在海外有投資，他們愿意通過商會的形式來了解國內的市場行情，借助商會的平臺實現企業實現不了的。中國是大市場，這個市場依然存在，不會削弱，這是海外華人華僑、海外的企業來參與的最重要的渠道，這是國際化第一步。”

遲福林特別提到，國際合作的增多使一些商會活動涉及國際交流，甚至跨國官司。“目前福建商會正在做一個工業園區，幾個企業聯合起來走出去，今后這種企業聯合走出去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多。此外，一個企業的國際交流也跟外面去打交道，甚至打國際官司。這樣單個企業可能很困難，通過商會可以促進這以層面的國際交流。”比如福耀集團董事長、中國僑商會副會長曹德旺，在2001年—2005年福耀對美國反傾銷官司中,他帶領福耀團隊歷時數年,花費一億多元,打贏了這場舉世聞名、曠日持久的官司。

辜勝阻 改革要讓政府向商會放權

走出中國最大的官辦商會—全國工商聯，辜勝阻呼吁商會應該辦成市場化的中間組織，將商會辦成介于政府、市場的『第三只手』，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助力。

辜勝阻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浙商研究會名譽會長、著名經濟學家。

“商會比政府更懂企業。”面對記者的提問，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辜勝阻如是說。

從經濟學的視野來詮釋，辜勝阻認為商會是市場經濟體系中“合縱”、“連橫”的治理機制，起著承上啟下的“平衡器”、“協調器”和“保險閥”的作用，具有政府不可代替的多層面經濟職能。“當前行政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向社會放權，向市場放權，向商會放權。”

辜勝阻曾作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和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考察了東歐國家的商會，與韓國、日本的商會界人士進行了交流，他還考察過美國商會，中國臺灣、香港、澳門的商會。他感言：“市場經濟體制離不開代表商人利益的商會，也離不開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政府要協調平衡兩者利益，使其共生共榮。”

浙商，是辜勝阻關注的重點。他將浙江比作中國民營經濟的風向標。在他眼中，浙商的地位舉足輕重，“浙江塊狀經濟的發展和集群式創新模式對于中國民營經濟‘集群化’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和示范作用。浙商注重群體發展，強調產業的‘扎堆’效應和創業者之間的‘扎團’理念，強調共生共榮。這種區域文化大大促進了產業集群和塊狀經濟發展，形成了民營企業集群式創新的新模式。”

商會要承擔中觀管理職能

辜勝阻：商會具有強化社會管理、彌補政府“失靈”的作用。要推動經濟轉型和體制轉軌，過去的“政府—企業”的二層結構必須轉變為“政府—市場經濟中間服務體系—企業”的三層結構，政府職能要由“全能政府”和“利益政府”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有限政府”和“中性政府”的轉變。政府要改變“大包大攬”的格局，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特別要弱化政府微觀、中觀管理職能。政府在轉變職能中讓出的治理空間，可由包括商會在內的社會中間組織加以承接，以避免制度上的“治理真空”。

商會具有提供社會服務、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如果把政府作用的領域叫“公域”或“第一域”，企業活動的領域叫“私域”或“第二域”，那么作為公權補充和制衡的協調個人和群體、群體與群體以及群體與政府之間關系的商會，則是“第三域”或“志愿域”。商會天生就是市場競爭和秩序規范的仲裁者。企業之間遇到糾紛往往“上法院，似乎不值；找政府，似乎不管用；上門打一架，似乎不妥；就這么認了，似乎太窩囊”。商會是內行人管行內事，局內人管局內事，對會員糾紛能夠有效地自行調解。同時，商會也可以組織企業與政府主管部門之間的溝通對話活動，在工商、稅務、金融、行業準入、權益保護等眾多重要話題上反映民企的呼聲。

辜勝阻：商會是勞動關系的“協調器”，有利于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在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勞動力結構性失衡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構造勞動關系的協調機制，引入國際上通行的“三方協調機制”，建立由政府、工會組織和雇主組織組成的三方協商機制，形成企業與職工的雙贏局面，都有重要意義。

商會也是利益“平衡器”，有利于新社會階層自律和維權。商會是行業自律組織，市場秩序由無序到有序需要市場組織內部的自律。作為組織的力量，商會可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提高發展素質。同時，商會還應具有他律性。通過對市場主體行為實施監督，為國家立法提出全行業的共同意見和建議，如通過參政議政和學術研討等，影響公眾政策和法律的制定，為同業企業進入市場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市場準入規則。

記者：商會對商人、對企業、對社會的價值在哪里？

辜勝阻：商會作為連接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橋梁”，不僅能辦成企業想辦而辦不到的事，也能讓政府了解到企業最真實的需求。

具體而言，第一，商會為會員企業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商會能提供信息服務，降低企業信息成本；提供培訓服務，使企業員工的技能和知識不斷更新；提供中介服務，為企業牽線搭橋，增加成員的交易機會；積極開展創業輔導、政策咨詢、技能培訓等服務，鼓勵和支持個人創業，積極配合政府建立和經營“孵化器”。

第二，商會能實現內部資源整合共享。商會作為一種中介組織，能提高企業的內部資源組織化水平和外部競爭能力整合程度。

第三，商會能促進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交流溝通。政府的意愿通過商會轉達到廣大的會員，會員的想法、要求和需要通過商會轉達到政府。商會也可以組織企業與政府主管部門溝通對話活動，在工商、稅務、金融、資本市場、行業準入、權益保護等眾多重要話題上反映民企的呼聲。

第四，商會能協調各方利益主體。避免或解決各商會組織之間、商會內部成員之間在競爭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協調其成員的經營活動在不限制競爭的前提下，防止不正當競爭和抑制惡性競爭。

此外，商會還在行業自律、企業維權、糾紛仲裁、國際交流等多層面促進民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浙商要做帶頭羊

辜勝阻：浙商的發展，與浙江商幫的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商幫形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是，要有共性的區域文化。“浙商”文化最核心內容是“敢為天下先、敢爭天下強”的創新精神和“人人想賺錢、個個當老板、處處創事業”的創業意識。魯冠球、馬云等“新浙商”的標志性人物，都是這種創新意識、創新文化的引領者和代表者。

我所了解的浙江商人，多具有吃苦耐勞、崇商敬業、敢于冒險的品質、有強烈的致富欲望和創業沖動、以及“寧為雞頭，不作鳳尾”的強烈的老板情結。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應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有眼光，能看到市場潛在的商業利潤；二是有能力，有膽略，敢冒經營風險，從而取得可能的市場利潤；三是有經營能力，善于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進行并實現生產要素的新組合，最終獲得利潤。冒險精神是企業家的重要品質，這也是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并且能成為商幫的重要因素之一。

依托商幫的強大凝聚力，商會在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0年，活躍在世界各地的以浙商為主要會員的協會、聯合會、商會、促進會共四千多家。規模龐大的浙江商會組織為浙江企業提供了很多交流合作機會，開拓了廣闊的市場空間，是浙江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有統計顯示，2010年杭州地區有兩千多家商會會員企業參加了四十多次經貿合作活動，為企業尋找創業和發展機遇創造了條件。

辜勝阻：浙商行走天下，浙江商會也隨著浙商的腳步遍布五湖四海，浙江商會對商幫的成長和區域經濟發展影響巨大，有不少經驗值得其他商會借鑒。

一是商會通過整合資源，促進市場細分和企業協作，提高產業組織化程度，形成富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產業集群是促使區域競爭優勢形成的重要力量，是區域經濟活力的有力保證。商會可以發揮其“合縱連橫”的資源整合功能，利用自身的集合性彌補企業的單一性和分散性，實現資本的擴大效應和產業集聚的規模效應，并在此基礎上推動產業內有序分工與協作，進而打造有特色、有價值、有專長的產業集群。在浙江商會的引導和培育下，浙江產業集群和區域塊狀經濟已發展得相當發達。

二是商會通過發揮較強的凝聚力，集中力量打造區域品牌，推動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商會不僅能利用其組織和服務功能，動員企業多以整體形象出席各類活動，提高本地商品知名度，共創區域品牌，還能制定產品和服務質量標準，通過引導企業從自發創建企業品牌向自覺塑造區域品牌轉變。像“浙商”品牌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浙江商會的共同努力下，已經成為浙江商人行走

五湖四海頗具影響力的名片。

三是商會特別是異地商會能給予企業更為廣闊的合作空間，促進不同區域之間合作發展。異地商會對家鄉和企業所在地的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異地商會能引導企業“走出去”拓寬家鄉產品的市場空間。在外地溫州人經營銷售的產品中，溫州產品占58%，外地溫商已經成為溫州產品銷往全國各地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異地商會能促進其所在地的市場繁榮和經濟發展。異地商會的設置以及外地企業的建立不僅能為當地經濟發展帶來豐富的資本、技術和人才，還能充分發揮“鯰魚效應”，激發當地市場經濟的活力，實現兩地企業的共同發展。

此外，憑借“兩頭熟”的人脈資源和信息優勢，異地商會成為“以商引商”的重要載體，是連結兩地經濟社會的窗口和紐帶。近年來浙江為加快區域經濟轉型發展的步伐，呼吁“浙商回歸”，共商浙江發展大計。在此過程中，商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異地商會已經成為組織浙商回歸的重要力量。

曹德旺 自治、自律、自覺

商會是慈善公益組織，不是老婆孩子店。做商會，要有一顆公益的心，還有正確的追求。

曹德旺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 ，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董事長，中國僑商會副會長。從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計個人捐款近60億元，認為財施不過是“小善”。

商會是一種非盈利的公益機構，它不以盈利為目的，當然也是社會公益的機構。在臺灣、香港、新加坡，商會接受社團法管理，與義工組織、志工組織、社團組織是同一個檔次，也叫慈善公益機構。慈善公益是兩塊，一塊就是社團法人，第二塊是財團法人，像我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會，基金注冊可以經營，但是經營所得的歸慈善，這就是財團法人性質。

既然商會是慈善公益機構，那么作為這個機構的領導，應該把定位弄清楚了，才會明白自己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商會也有領導和會員之分，不管你是會長還是會員，權利都是平等的。會長的身份是召集人，而不是有什么特權，他在商會里的作用就是承擔責任。會長的具備條件必須是德高望重，大家相信他的能力與品行，第二是他有熱心公益的激情。作為會員，應該知道這個協會是他們的家，他們也應該關心這個家。大家應該按章程的規定自治、自律，會員們的義務，應該自覺去履行，去做，商會的事情不單是會長的，也是大家的，大家都靠會長，下面工作怎么做？

要把商會做好，首先要有良好的動機，如果組建商會目的是為了用名片去忽悠別人，或者去跟政府打交道，多做幾次，下面的會員就不相信你了，大家都不相信你，自己就都白干了?，F在很多商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包括一些從國外回來的商會，你去查它的地址就會發現，商會的地址就是他家的地址，整個會員就是他的老婆孩子和他，他用這個名片忽悠別人。沒有人說家里的成員不可以，但是這樣做肯定不好。所以，做商會應該首先理解商會是慈善公益機構，要有正確的追求。

慈善實際上是公民素質的體現，慈善不一定要捐錢，是要培養公民的悲憫心、同情心、愛心、善心，有了這些的同情心、愛心以后，那誰有困難，你肯定會去幫助他。困難不一定就是給錢，有的只是需要你去安慰他，有的只是需要你認真地去聽他說什么，好像家里的老父親老母親，他非?？释忝刻旎厝タ此?，不一定是你帶什么東西來吃，其實如果你有孝心的話，你自己心里要念叨著父母，有時間你就去看一下他們。孝心是這樣，慈善也是這樣。

現在商會也組織一些慈善活動，比如給災區捐款捐物，這種事情，做了就是對的，但絕不是為了沽名釣譽，商會最大的追求應該是培養會員有互助互救的精神。

商會扶危救困，首先要幫扶自己內部的成員。為什么要成立商會，會員們為什么會加入商會？首先，參加商會的成員都是自愿的，入會的時候，都是希望抱團共同抵御外面的人欺負我們；第二就是防止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第三可以互通信息；第四互幫互助，因為做生意好多時候會很困難，難免有時高有時低。

在國外，不同商會組織成員之間發生經濟糾紛，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告狀，是先通過雙方商會的會長解決，會長與會長談判，再談不下來，才打官司，成員之間的矛盾糾紛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由商會會長解決，生意就是要這么做。中國現在很多商會都沒有做到這些，中國人相信法官，整天打官司。道理沒有辦法講，越講越亂，同樣的事情，不同階層的人有不同看法。

國際上，商會會員與會員之間的矛盾可以由商會出面協調，但中國這個方面做得還不夠。比如英國，由于經濟衰退，年輕人整天示威抗議，政府考慮把這些人抓起來也不是辦法，后來商會出面，找這些年輕人開座談會。年輕人說我要工作，商會里生意界的長輩就教你怎么做生意，并且幫你做。在中國，這種事情不好推動，主要問題是因為我們的制度跟他們不同。中國的年輕人喜歡當官，受的教育是應試教育，素質教育不夠。英國人偏重素質教育，一沒了工作就想去跳樓；中國的大學生畢業幾年沒有工作，也沒關系，因為他等著做公務員嘛。

臺灣的商會與協會組織多如牛毛，相互之間也很抱團，比如疫苗協會、醫救協會，臺灣的醫救協會有幾百上千個，因為沒有政府管，他們在市場經濟中主要發揮了一些作用，淡化了政府的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