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匯】他們的城 博物館人

博物館——歷史和人文的見證者，被認為是當今社會真正的公共財富。在中國，一群博物館人，為了他們小小的一座『城』，一路探索并前進著。在努力捍衛公共性和人文精神的同時，他們也思索著博物館在經營與發展上獲得良性循環的各種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平均每35萬人，就能擁有一座博物館。

1996年，馬未都建立的觀復博物館成為了新中國的第一座民辦博物館。2005年，樊建川在四川的安仁小鎮創建了建川博物館聚落。至今，這兩家博物館依然是中國最具代表性，同時也是最成功的民辦博物館。

十余年間，國內民辦博物館的熱潮逐漸升溫。據國家文物局公布的2012年度全國博物館名錄顯示，2012年中國的備案博物館已達到3866家，其中國有博物館3219家，民辦博物館647家。對比2011年全國博物館總數增長了277家，而光是民辦博物館的數量，就增長了112家。

博物館，歷史和人文的見證者，被認為是當今社會真正的公共財富。但在中國，民辦博物館之路遠不如大眾想象中走得那樣順遂。時至今日，絕大部分博物館館主依然只能依靠自己并不強大的經濟實力，來努力維持整個博物館的生存。

資金的斷裂、運營的困難、政策的空白中國民辦博物館的生存法則在時間的磨礪中一次次受到挑戰。究竟有沒有一套成功的模式可以作為典范供中國博物館借鑒學習？什么樣的運營機制才能保證民辦博物館在捍衛公共性和人文精神的同時，在經營與發展上獲得良性的循環？而這群博物館人又將如何在挑戰中守護他們的城堡？ 

2013年10月，“2013安仁·博物館論壇”在成都小鎮安仁舉行，中國的博物館人匯聚一堂，就文物保護與文化傳承、博物館與文化旅游發展、博物館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博物館的現代化傳播等話題展開交流討論。在這樣的頭腦風暴中，人們也進一步了解到中國博物館人的生存現狀。

做有價值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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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新建一個規模更大的博物館，周慶明開始源源不斷地往里面投錢。他賣了汽車，賣了土地，賣了廠房……他說，“要想把民營博物館做好，并且不受到別人的非議，首先自己就必須要有做好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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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慶明 中國民間工藝美術家，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徐州圣旨博物館館長。

周慶明請來了建筑大師劉家琨給自己的圣旨博物館新館做設計。這個決定意味著他要再掏出一大筆錢。但既然下決心要做，周慶明就要做一座最有價值的博物館。

投入的資金就像滾雪球，一發不可收。4500萬，這是周慶明最初預計的建館資金。而真正開始建館后，他才發現這筆錢“差了一大截”。不談收藏時付出的錢，光是建館就至少得花費8000萬以上，“比我之前的設想要翻了一倍”，周慶明尷尬笑笑。

事到如今，周慶明只能想盡一切辦法盡量省錢。他咨詢了專業人士，將場館中展柜設計的自動升降的功能變成手動，恒溫恒濕的自動功能也被簡化……但錢還是不夠。“文物法有規定，文物無法作為抵押物去貸款，況且場館還沒建好，銀行也不可能貸款給你。”在建館時，政府給了很大一部分便利，而朋友該找的也都找了，周慶明不好意思再問他們借錢。“到了這一步，我們只能繼續辦下去，并力所能及地把它做好。”

于是，他賣掉了自己在蘇州工業園區的廠房。實際上，要是晚三個月，這個廠房最起碼能多賣三四百萬。但周慶明實在是等不及了。為了建館，他賣掉的何止是廠房，還有他的土地，他的汽車……他用行動證明了自己堅不可摧的決心。

《水滸傳》中有一首歌謠：“九里山前擺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順風吹動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而今的九里山下，沒有了楚漢相爭的戰場，人們卻在周慶明打造的現代場館里邂逅了古老文化留下的痕跡。和最初的老館相比，2012年建成的新館功能設施更加完備，設計與規劃也更加超前。從500平方米的小館，到今天建筑面積8500平方米的新館，周慶明整整堅持了13年。

“中國，一個泱泱大國，擁有上下五千年文明，許多優秀文化傳統應該得到國人的傳承和保護。中國人了解外國，都是通過高科技。但外國人了解中國，最主要的還是通過中國的文化、傳統。文物是他們碰觸中國、了解中國的最好媒介。這些東西在他們眼里是一個國家的象征，但國人每天都浸淫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之中，看得多了就容易不以為然。實際上，國人應該為中國每一件文物感到驕傲。毛澤東送外國友人的禮物是什么？一塊長城的磚，一張懷素自敘帖。我們也應該有這樣一種驕傲感，尊重我們的傳統，傳承我們的文化”，周慶明說。

周慶明喜歡書畫，而圣旨的收藏則是一個意外。年輕時，周慶明時常流連于舊書攤尋覓各類字帖，久而久之，擺攤的老先生成了他的忘年之交。一次，周慶明在老先生的攤上發現了一道同治年間的誥封圣旨，“圣旨上的內容沒有斷句，自己簡直讀不成句，只是單純覺得書法寫得好，裝裱也很好”。

當時的周慶明并不懂得圣旨的價值，便將圣旨拿去給書法老師看。無論是圣旨上的書法，還是背后的文化價值，都得到了老師的大加褒獎。在老師的指點下，周慶明開了竅，研究之下，他更發現圣旨背后不僅僅有因朝代不同而導致的書法不同精妙之處，更有其歷史、社會背景的反映。“很難有一件物品，像圣旨一般，同時具備如此多的收藏價值”。于是，周慶明對圣旨的興趣與日俱增，更立志以此作為自己的收藏方向之一。

在這以后的四十年里，周慶明便和圣旨結下了不解之緣。如今，他收藏保存的圣旨真品已有兩百多道。“喜歡的東西，買不到就痛心疾首，買到了就忘乎所以。一開始當然是被這種收藏的樂趣沖昏了頭腦，但靜下來，還是會想到有朝一日必須要辦館，而辦館，又必將會面臨種種困難……”

支撐著周慶明堅持13年的，除了他的信念，還有他于20世紀80年代初創辦的工藝品實業。“企業是一顆定心丸，是一個鏈條，無論如何，我都能用企業的盈利去支持我的愛好，往我的博物館里輸血”。但即便有了企業的支撐，周慶明的煩惱也并未停止，“真正進入到這個行業才知道，如果想把博物館做大，需要的資金可不是一個小小的企業盈利所能達到的”。

幸運的是，周慶明找到了一條新路子，而這一步極有可能直接影響到徐州圣旨博物館的未來——博物館的選址位于九里山兩漢文化旅游區內，與西漢楚襄王劉注墓相毗鄰。“楚襄王墓有豐富的歷史價值，風景好，名氣也很大。但是單一的景點，很孤立，孤掌難鳴。當我們的博物館做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群體效應，并使景區更加規?；?，帶動了更多的人氣。由于景區的有效整合，在2013年11月通過了國家旅游局的驗收，從3A級景區提升為4A級景區”。

除此之外，周慶明還在博物館中規劃出一塊展區，建成點石園。在這個結合了江南園林的樓臺亭榭、小橋流水以及北方園林的堆山疊石、楚漢雄風的園林里，有2000余件來自全國各地的石雕、木雕、磚雕等文物及碑碣。在參觀游覽之余，也給觀眾提供了休閑娛樂的去處。

如今，楚襄王墓、圣旨博物館、點石園三個景點實施了聯票制，“民營博物館和國有景區進行有機結合后，來參觀的民眾越來越多，也就帶來了可以通過門票來創造經濟效益的機會”。與此同時，圣旨博物館也設立了賣品部，通過一系列自主研發設計包裝的旅游產品的出售，實現了部分盈利。

經過不懈努力，圣旨博物館逐漸走上了穩步發展的正軌。但周慶明認為，這僅僅是博物館維持生存的階段，“如果想要在博物館上實現賺錢的目的，你就千萬別踏足做博物館。”說這話時，周慶明一改之前的和藹，收起了臉上的笑容，“我告訴你，不可能“。

給寶貝們造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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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籌備博物館，周慶明賣掉了自己的廠房和車子，留下一家企業用以支撐博物館的發展。但劉新崗的做法更加決絕——為了能有充足的資金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館的事業當中，他將手中擁有的三家企業全部拋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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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崗 書畫收藏鑒賞家，曾獲得『2012收藏年度人物』稱號，中國收藏家協會書畫收藏委員會副主任，衡水中國書畫博物館館長。

將自己的三家企業全部拋售后，衡水中國書畫博物館成了劉新崗的全部。劉新崗年輕時學的是石油鉆井專業，祖祖輩輩都是農民，沒受過什么藝術熏陶。但和周慶明一樣，他從小對翰墨丹青就有一種莫名的喜愛。大學畢業后，他獲得了一份國企秘書的工作，時常和文藝界的書法家、畫家打交道。耳濡目染之下，他對書畫的興趣越發濃厚。

收藏書畫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書畫作品最能體現燦爛的中華文明，歷史、人文、社會、藝術都在其中。最早單純是喜好，然后是執著，最后轉變成對文化的敬畏。”二十年來的收藏經驗，讓劉新崗冥冥之中有了一種責任，“這些作品歷經戰亂、社會動蕩，歷經千百年的洗禮，留下來的都是鳳毛麟角，我能將它們收藏起來，是緣分，更是責任。”至今，劉新崗收藏有41件宋元作品，186件明代繪畫作品，1200件清代繪畫作品，200多件明清書法，有2000多件近現代作品以及2000多件當代作品。

“收藏的最大樂趣并不是擁有，而是通過對實物研究獲得更大的樂趣”，十幾年來，他以超出常人的毅力和耐力，憑借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對美術史及不同時代、不同畫家的繪畫風格、技藝、特征的深入研究，加之多年的實踐歷練，發現并撰文縝密論證了五代末北宋初黃筌的《雪江雙鸚五卯圖》、北宋易元吉的《子母猴圖》、陳皋的《蕃騎弄簫圖》、南宋牧溪的《猿》、陳容的《云龍圖》、被畫史遺忘的畫僧壽峰的《臥虎圖》和明代唐伯虎的《仿李唐山水》及吳偉的《寒江雪釣圖》等填補畫史空白的重要作品，引起業界權威專家、學者的高度關注與認可。

尤其是發表于臺灣歷史博物館《歷史文物》月刊2011第8期的論文——《明末清初畫家牛石慧真實身份的考證》，通過對八大山人與牛石慧的繪畫作品的立意、構圖、技法以及印鑒印文與篆法等多方面的分析對比，結合八大山人身世的考證和對牛石庵遺址的考察，加之縝密的推理和論證，得出了牛石慧與八大山人實為一人的結論，推翻了流傳近百年來的“兄弟說”、“亦僧亦道說”和“法門兄弟說”，引起了學術界和收藏界的高度關注。劉新崗先后出版了三部專著，并于國內外各大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

劉新崗的藏品幾乎都是拍賣得來，而買藏品的錢，都來自于他在企業上的盈利。下海打拼十多年，他擁有了三家經營鋼結構的企業，每年能有一兩千萬的盈利。但一到拍賣會，劉新崗便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血汗錢換成了一件件藏品。“拍賣會上，一槌下去就是幾百萬的交易，企業運作一年都未必能賺幾百萬”。為了切切實實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他辦了件在別人看來難以理解的事——將三家企業全部賣掉。“干企業是手段，搞收藏才是目的”，劉新崗笑著說。

很多民辦博物館館主選擇了“以藏養藏”，也就是通過出售一些私人藏品，換取更多的資金，用以投入博物館的收藏積累之中。但劉新崗不愿意，“買藏品的時候奮不顧身，賣藏品的時候簡直像是賣孩子，根本舍不得。”有了博物館，劉新崗不再像以前一樣在藏品上“奮不顧身”地花錢。“以前是單純的藏家，看到喜歡的東西就非拿下來不可。但博物館建成之后，我有了更大的責任，對金錢、收藏的態度就很慎重了。非收不可的寶貝，當然還是義不容辭、毫不含糊，但是能不收的藏品，就狠下心來，不收。”

有了藏品，還得有靠譜的團隊。博物館開館之前，劉新崗親自籌備了一輪招聘。面試時，他向每個前來應聘的人都提了同樣的一個問題：“你知道博物館是不獲利的嗎？”劉新崗深知，博物館的公益性質，決定了員工不可能從中獲得很好的工資和福利，所以他特別注重團隊建設。最后，劉新崗甄選出不到三十個工作人員，其中保安就占了十個。由于工作量大，剩下的十幾個人都得身兼數職。“工資不高，日子清淡，但是身邊都是一幫志同道合的人，也很有樂趣。”每逢辦展，劉新崗看著大家搶著加班的樣子，都倍覺安慰。

2012年11月26日，在長時間的籌備后，衡水中國書畫博物館終于對外開館。“過去的收藏家都喜歡把寶貝秘而不宣地藏起來，實際上，這恰恰把它的價值貶低了。”研究、保護、傳承、弘揚——這四個詞不斷出現在劉新崗的講述中。這是他建博物館的動機。“建館總是比不建館要好啊。給這些寶貝們找一個安定的場所，讓它們安居于此，被保護起來。在我的有生之年對它們進行研究，寄希望于后人接力，將其傳承下去。這是我作為一個收藏家的社會責任。”

如今，博物館成了劉新崗的第二個家。平日稍有閑暇，他就在展館里走走轉轉，和游客聊聊天，談談藝。來博物館參觀的，既有白發蒼蒼的老人，也有天真無瑕的孩子。為了讓大眾離先賢名家之作更近一些，一年間，劉新崗策劃了十二次專題展覽，而且全是免費展出。“衡水是個小城市，過去人們很難有機會看到珍貴的藏品。”每當看到游客臉上露出欣喜和滿足的表情，劉新崗就打從心底感到高興。

一年過去，劉新崗說自己還處于“心氣正盛”的時候。然而，他最怕別人提的問題依舊是“以后怎么維持博物館的生存”。劉新崗琢磨著，自己曾經是一個商人，不可能連點賺錢的辦法都想不到。于是他開始嘗試摸索看哪一種路子最適合博物館的經營。第一步，他打算將館藏的一些名作，復制下來作為禮品銷售，開發一些工藝品；第二步，則是通過開辦一些相關的講座、培訓，實現一點盈利。劉新崗還想著，看看社會上有沒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企業家，能通過冠名贊助的方式給予一些資金上面的支持。

雖然有了滿腹大計，但博物館的維持現在靠的還是賣企業剩下的那點余錢。“錢總有花完的一天，這肯定不是長久之計。”現在館建成了，開放了，接下來就該考慮未來的發展了。“我覺得，館都辦起來了，總能想出一些出路的吧。”劉新崗說。

不靠岸的漁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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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企業家和收藏家雙重身份的黃彬榮，有著超乎常人的敏銳眼光，他意識到這個外觀精美、內藏玄機的香粉盒，極可能為其一手創建的開元博物館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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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彬榮 湖南開元聯合企業董事長，長沙開元博物館理事長、館長。

黃彬榮終于接到了來自中科院廣州化學研究所的電話。

前段時間，黃彬榮拿出一個以前收來的唐代鎏金鴛鴦紋銀粉盒用以鑒賞。粉盒是古時貴婦用來存放脂粉的，而這只銀粉盒造型美觀，花紋清晰，精致華貴，極有可能是唐代宮廷之物。當黃彬榮打開銀盒，驚喜地發現盒中的香粉不但完好無損，且依然散發著陣陣幽香。是何種奇珍歷經千年而馨香不散？收藏家的探究意識促使他去弄清楚這其中的奧秘，經過慎重選擇，他將銀盒帶香粉一同送到在業內具有權威地位的中科院廣州化學研究所去檢驗。

檢測的結果第一時間通過電話告知了黃彬榮——雖然歷經1300多年的時光洗禮，香粉的物質結構完好無損，香氣依然，充分體現了古人的聰明才智與高超技藝，創造了世界香粉工藝的奇跡。

黃彬榮從這個香粉盒中看到了商機。他一直在探索著開元博物館的發展之路。作為一家民辦博物館，在致力于文物收藏與保護的同時，其生存與發展離不開產業化的運作，而文物的價值，也不僅僅局限與鑒賞與收藏。這個香粉盒，極有可能成為新的商業契機。“現在古方脂粉的成分已經檢測出來了，可以說我們已經掌握了開啟古代宮廷脂粉寶庫的鑰匙。如果有具備足夠實力與發展眼光的相關企業機構與我們共同開發這一寶庫，打造宮廷御用脂粉品牌，極有可能產生轟動效應，并帶來廣闊的市場前景。”如果這個想法能夠付諸實際，香粉的銷售能實現一部分的盈利，而這些盈利，在一定程度上又能轉化成開元博物館的造血機能，為博物館的發展壯大提供經濟支持。

同樣等待研究開發的，還有黃彬榮收藏的三千余冊明代到民國年間的中醫秘笈手寫本。數千年來，中國歷代先民在與疾病以及惡劣的自然條件抗爭中，積累總結出中醫藥學相關理論，它不僅可以為現代醫學提供借鑒，補其不足，在養生、種植等學科領域也有著獨特的價值。黃彬榮收集的這些中醫秘笈手寫本，大多都是傳世孤本。如果能夠從中發掘出若干秘方，為現代醫學難以解決的疑難雜癥提供突破口的話，則其市場經濟價值更是難以估量。

黃彬榮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開元博物館。湖南長沙的鬧市當中有一棟陳舊的老房子。推開吱呀作響的古樸木門，便能來到這個面積不到3000平方米的博物館。這里珍藏著千余方從東漢時期到近代的匾額，近萬件從春秋戰國至民國時期的銀器，三千余冊自明代到民國年間中醫秘笈手寫本，還有許多名貴木材古典家具、近代史文物、科舉考試文物、古沉香、奇石等藏品。

這些寶貝的主人是黃彬榮。黃彬榮下過農村，當過知青。返城后招工進入市里的工藝美術廠，憑著對美術與生俱來的悟性，幾年之內，他便從工人、技師、業務員升至廠長之職。1991年，黃彬榮下海，涉足房地產業，如今，他已經是湖南開元聯合企業的董事長。早年身在工藝美術廠任職的生涯，讓他有了與各式各樣的工藝品接觸的豐富經歷，漸漸地，黃彬榮迷上了藝術品收藏。

他的收藏道路可以追溯至知青下鄉時期。當時，農村的文物保護意識幾乎是一片空白，在政治運動沖擊之下，許多文物更遭到肆意踐踏與破壞。當看到一塊塊書法精湛、雕工精美、寓意深長的匾額被糟蹋、毀壞時，年輕的黃彬榮痛心不已，暗下決心要保護好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財富。而在其下海經商、漸漸具備了足夠的經濟基礎之后，黃彬榮終于可以踐行自己早年的愿望。為了探訪、拯救那些流落民間的匾額，他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歷經艱辛，“農村的房子一有破損，村民們摸到板子就拿來廢物利用，填這補那。所以我收到的匾，有廁所門、豬棚門，還有牛欄門……”正是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許多珍貴的精品匾額被黃彬榮搶救回來，形成了今天匾額收藏“華夏名匾第一館”的宏大氣候。

三十年的收藏讓黃彬榮的寶貝有了一定的規模。2009年10月，黃彬榮帶著自己的三萬余件藏品，在長沙市營盤東路一棟古樸的房子里創辦了開元珍藏館。一年后，經湖南省文物局批準，開元珍藏館正式更名為湖南省開元博物館。

從珍藏館到博物館，開元歷經多次搬遷，藏品的數量越來越多。而目前博物館的場地面積與展出條件有限，難以滿足陳列展出的需求。為了讓博物館更好地發展下去，也是為了更好地保護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瑰寶，黃彬榮準備再次搬遷。他考察了香港臺灣等地的博物館，最后在政府的支持下，物色了一塊高鐵站旁邊的土地。“這樣來館的人流量首先能得到保證。”如今，新館的籌備工作正在有序進行中。

黃彬榮用“漁民族”來形容中國的民辦博物館。“住在船上，不靠岸，沒人管，很艱難。”國外的民辦博物館有基金，有贊助，有政策上的支持，還可以抵稅，但這些有力條件，國內目前相對而言要少很多。“以前開個全國博物館培訓班，來五十多個博物館館長?，F在開個會，老面孔只剩下了五六個，以前的那幫人都做不下去了?？梢韵胂竺褶k博物館有多難。”

在別人看來，黃彬榮的商業已經做得很大，但他也要面臨民辦博物館的窘境。“國有博物館有資源，海關沒收的文物，出土的文物，捐贈的文物，都歸他們。但我們民辦博物館呢，只能靠自己在民間收，然后積累，填補國家沒有的這一部分的空白。”雖然困難，黃彬榮依然認為，自己是在做文化傳承的大好事。“但是沒有國家和政府的支持，光靠一個人的力量，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寡言的黃彬榮皺了皺眉頭，深思了一會兒。然后，他抬起頭，斬釘截鐵地說：“不管怎樣，我還挺得住，也相信將來會越來越好。”

資格收荒匠的時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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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貴民從襯衫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名片。名片設計簡單，中間一行紅字倒是異常醒目：“老祖宗留下的 現代人拋棄的 我都要”。在名片上，老曹給自己封的頭銜是“資格收荒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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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貴民 電影收藏家，安仁電影博物館館長。 

曹貴民的老電影博物館位于安仁鎮樹人街44號的劉元公館里。時值秋日，院子里的桂花早已凋零，柚子樹上卻掛滿了沉甸甸的果實。穿過這個院落，是位于博物館一角的電影放映廳，銀幕上的光影穿過厚重的紅幕簾，在門外的水泥地板上閃動，陳舊放映機的聲音兀自響著，細細傾聽，還能分辨出參差幾聲屬于紅色年代的合唱。

曹貴民從放映廳走了出來，臉上帶著溫和的笑。在他的老電影博物館里，一共有221600件藏品，其中包括5000多部膠片、20000多張海報、1300多本電影連環畫、3400多本電影劇本，以及460多套電影設備，電影門票、說明書、觀摩券之類的相關衍生品更是不計其數。

除了電影，老曹還收藏許多怪玩意，算不上值錢，卻都是些打上舊時光烙印的物件——農耕用具、鐵皮玩具、各種各樣的收音機，他還收老地圖、老電視、老唱片、老掛歷……一有閑暇，老曹便會一頭扎進倉庫，和自己的藏品待上一整天。

老曹是個懷舊的人。而最早開始收藏，也是源于自己的懷舊情愫。為了找回童年時看過的電影《黑山阻擊戰》，老曹歷經周折，好不容易在電影公司找到了這部電影的膠片。而后，老曹又從各處采購來放映機、銀幕、音箱、連接線……甚至還去學習了膠片電影放映的老技術。最后，他叫來了自己的一眾親朋好友同事，在單位的食堂里偷偷“內部觀摩”了這部當年還沒解禁的影片。

得知老曹能找到市面上無法看到的老電影后，越來越多的人請他幫著找一找自己曾經看過的老電影。“他們給我錢，讓我去找片子。放映完，錢歸我，片子也歸我。”老曹一琢磨，這事兒挺劃得來，于是便開始了尋覓老電影的腳步。

如今，收藏成為了老曹畢生的事業。比起當初不自覺的收藏，老曹的肩上多了一份責任。那些請老曹幫忙尋找影片的人，也讓他在收藏中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自豪感。曾經有一位清華大學的教授，“文革”時被下放到湖北鯉魚洲農場勞動改造，干的是喂豬的活兒。當年還特地拍了電影，用以宣傳大學教授勞動改造后變得思想進步。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影片沒能通過審查，放映也就不了了之。許多年過去，已經移民的老教授通過各種渠道，從老曹的手上找到了這一部名叫《鄱陽湖畔煉紅心》的舊電影。老教授用整整一版的華人日報刊登了給老曹的感謝信，謝謝他幫自己圓了多年未竟的夢。

同樣的事情發生了無數回。一部又一部的老電影，幫許多人找回了自己青春時的夢，而老曹也在這樣的故事中，收獲了喜悅的笑容和感動的眼淚。在軍工行業干了大半輩子，為了全身心投入到收藏中，老曹辭去了這份穩定的工作。“想去收件東西，又是出差又是開會，郁悶得不行，索性辭了。”辭職之后，他花光了自己的積蓄，也沒有了賴以生存的職業。為了收藏，老曹還欠下了一屁股債，妻子無法理解，便和他離了婚。最潦倒的時候，他在機場附近租下一套房子，每一個房間都堆滿了藏品，而他自己唯一的家具，是一張行軍床。

一開始，老曹本想憑自己的力量打造一個博物館。但每當錢攢夠了，老曹又總是會被好的片子、好的機器、好的電影等藏品所吸引。就這樣，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錢，最終全部都換成了藏品，“沒錢再建博物館了，博物館夢就只能破滅”。嘴上是這么說，老曹內心的希望卻從沒有熄滅過，他一直在等待著愿意投身于文化事業的有識之士，和他一起聯手把博物館做起來。“其他博物館以展覽陳列為主要功能，電影博物館不一樣，它具有文化傳承的功能，而且能和人們產生互動，還能利用很多文化產業化的路子去賺錢養活自己。人們走進來，不僅僅可以參觀，還可以看電影，甚至拍電影……”

多年來，也有很多企業就建博物館的事找過老曹，但都被他婉言拒絕。“接觸以后，發現很多人都是出于純粹的商業目的。地產公司想要借助博物館來炒熱樓盤，拉高地價；影視文化公司想拿博物館作為企業名片證明自己的實力，好去融資；甚至也有地方政府，不是真心想要做文化產業，而是希望給自己貼政績……”老曹內心的期待，是“等一個真正能夠理解我、尊重我，理解藏品、尊重藏品，同時能讓藏品有個舒適的家，并讓它們得以傳至萬世的，不論是單位，企業，還是個人”。

就在老曹最困難的時候，一家企業向他伸出了橄欖枝，邀請他到安仁鎮建設老電影博物館。很快，成都文旅集團拿出了文博專項資金，電影博物館正式啟動。那些見證著時間流逝的藏品在這個民國風格的小鎮上終于找到了他們的家，老曹很感激，也笑說自己并不滿足。“博物館如今的狀態是很尷尬的。就出資渠道而言，它并不屬于民營，但就經營模式而言，它又不屬于國有。”

與此同時，他也不由得擔心起博物館的未來。“收藏是永不停止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的迅速發展，會出現4D電影，仿真人電影，或是我們聞所未聞的其他形式的電影。而新電影也終究會變成老電影。所以，老電影博物館永遠存在，老電影藏品永不枯竭。什么是傳承？傳承不僅僅是把現有的東西傳下去就行了，還應該隨著時間不斷補充新的東西。讓它產生一個永不斷裂的鏈條，這個鏈條會成為人類文明歷史的一部分。”

“我有幾十萬件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的兩個女兒志不在此，都不足以承擔起傳承這些東西的責任。”所以，老曹決定，在合適的時機，把所有藏品都捐獻出來。“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社會，只要誰能幫我圓博物館的夢，誰有能力繼續將我的東西傳承下去，我就把這些東西捐給誰。”

老曹心底還有一個未實現的夢想。有朝一日，他會把收藏的老電影、老地圖、老電視、老唱片、老掛歷等等烙上時光印記的各類藏品全都放到一起，合辦成一個博物館。連名字老曹都想好了，就叫“流金歲月博物館”。在他的描繪中，博物館的外形將是一個巨大的時光穿梭機，“就像科幻故事里頭描述的那樣”。走進博物館，是陳舊的歷史長廊，如同一條時光隧道般，人們在這里流連忘返。“每個人都能在某一個時間軸、某一個櫥窗中，找到一份屬于自己的回憶。”

尋覓昔日盛世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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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匹半途殺出的黑馬，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成為了中國民辦博物館的成功案例。王彬，這位博物館人當中少有的女性，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一條新型的發展之路，同時還帶來了國有博物館專業而成熟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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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 曾任陜西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現任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館長。

早些年，當中國民辦博物館人說起他們眼中最成功的博物館，總會提到觀復博物館和建川博物館聚落。馬未都的專業背景和超高人氣，使得觀復博物館在短短幾年間成為可媲美國字號博物館的中堅力量。而博物館施行的理事會和基金會制度，也成為了許多民辦博物館的參考范本。

第二個成功的例子是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館聚落。此舉堪稱前無古人，而這個占地500畝，擁有抗戰、民俗、紅色年代等系列內容的博物館群建設規模之大、展覽面積之廣、收藏內容之豐，遠非任何一個博物館所能匹敵。說到樊建川，周慶明稱贊其很有思想，劉新崗則認為他睿智、善于抓住機遇。有人曾感嘆，要想在那么短的時間里，那么快的做成一個成規模的博物館群，這事除了樊建川，世間再無他人能做到。

近幾年來，一個新型的民辦博物館如同一匹黑馬，一躍進入成功博物館的隊伍。2006年，在西市原址上進行大唐西市文化產業項目開發的大唐西市公司，發掘出東北“十字街”遺址和大量珍貴歷史遺存。為了使文化遺產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大唐西市公司決定舍棄商業利益，投入巨資建設首座具有遺址保護展示功能的民辦博物館。

唐代長安城西市，又稱金市，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的實際起點。唐代的西市曾經百業興旺，各國商品云集，繁華一時。以往，人們只能在李白的《少年行》中尋覓昔日的盛世輝煌——“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如今，在大唐西市博物館，游客可以透過腳下的玻璃地板，近距離邂逅一千年前的車轍遺跡、磚砌水溝、房屋墻基……

時至今日，這個建于絲綢之路東方起點遺址上的民辦博物館，已成為全國民辦博物館里唯一的國家二級博物館。“這改寫了中國民辦博物館的歷史，更是里程碑式的進步。”大唐西市博物館館長王彬驕傲地說。大唐西市博物館今日的輝煌，不僅得益于創辦人呂建中的支持，更離不開王彬和她的團隊在辦館和管理運營過程中做出的各種努力。跟其他民辦博物館的館長不同，王彬是博物館人中少有的女性，同時，她也沒有收藏家的身份。與馬未都和樊建川不同的是，她不是館主，而是一位有著專業博物館研究和管理背景，視博物館為生命的館長。

王彬笑稱自己從國有到民辦的角色，用“夾縫中的人”來形容毫不夸張。擔綱大唐西市博物館籌建之前，王彬在大名鼎鼎的陜西歷史博物館擔任副館長，任職七年有余。從國有博物館“出走”，來到一家由企業主辦的民辦博物館，雖然仍然是做博物館事業，但一切卻發生了改變……被理解、被認可，成為他們前進中不小的困難；同樣，在民辦企業發展格局中堅持民辦博物館專業規范，更是一項需要不懈努力，需要理解和認同的奮斗目標。

“剛來的時候，心理落差確實很大。”陜西歷史博物館是全國非常有影響力的博物館，而大唐西市博物館當時只是一個主體建筑剛剛落成、一切都不具備的民辦博物館。各種不規范、不專業，以及不確定因素都讓王彬感到困難和孤獨。“不管是國有還是民辦，其文物都是中華民族的文化遺存，同樣應該保護；其職能都是為社會提供文化服務，必須有專業支撐。作為一名多年從事文博工作的專業人員，有能力、也有信心擔起這份具有挑戰性的責任”。正是基于這一認識，王彬抱著做事業的心態走進了民辦博物館。“大唐西市豐富的文化內涵，創辦人呂建中的文化自覺和執著邀請，以及陜西省文物管理部門和陜西歷史博物館的支持，也是促使我最終下決心走出這一步的重要原因。”

上任之后，王彬發現，自己面臨的是不小的挑戰。無暇做過多的想象，瑣碎的雜事便紛至沓來——第一個困難是人才的短缺，隔行如隔山的不被理解……雖然是一個館長，但是她做的事情遠遠超過一個館長的責任。大到整個博物館的建設運營、組建架構的設置、遺址保護、展覽定位，小到洗手間的異味、空調出風口的噪音、展廳的溫濕度，事無巨細，王彬都必須親力親為。

讓王彬為難的不僅如此，“最初企業在建設博物館時，對博物館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性質理解不足，從企業角度考慮，希望博物館可以營利。在博物館展覽的定位、展品的選擇上，也有著不同的認識與沖突。”隨著博物館對外開放，得到文物管理部門和公眾的普遍認可，企業了解并接受了博物館的公益屬性和社會屬性。特別是博物館創辦人呂建中“以商養文，以文促商”的發展思路以及博物館“社會公益性和文化產業性并舉”的辦館理念的逐漸確定，使大唐西市博物館堅持專業規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能，這種雙輪驅動的路子，也為民辦博物館的經營發展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范本。

大唐西市博物館之所以成為其他博物館人理想中的成功模板，首先是建設復合型的民辦博物館團隊、建立健全國有經驗與民營特質相結合的管理制度，通過堅持舉辦與本館性質和任務相符合的展覽體系，并通過專業規范的藏品保護，個性化的教育活動，豐富多彩的臨時展覽，以及堅持各項博物館專業規范，辦出名符其實的博物館，得到國內外觀眾的普遍贊譽、各級文物管理部門的認可，以及政府的資金獎勵；其次，博物館通過文化創意產品開發、整合民間資源辦展、提供有償文化服務、創新展覽模式，設置體驗性展區，通過面塑坊、秦繡坊、書畫行、陶藝鋪、剪紙鋪、珠寶店等十數種業態，為游客提供傳統手工藝品展示，以及民間手工藝人的現場表演。通過展、演、銷三位一體的經營模式提高了自我造血功能力，使博物館逐步呈現了良性發展態勢，實現了經營的可持續性。與此同時，大唐西市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通過舉辦春節文化廟會、西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文化遺產節和彩繪絲路等活動，刺激文化旅游、會展經濟的發展，用文化產業發展成果反哺大唐西市博物館的良性運營。

“從整個發展狀況來看，民辦博物館應該是進入到了歷史上最好的一個時期，除了數量上的不斷增加，大家對博物館辦館質量，包括如何建館，建什么樣的博物館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王彬認為，民辦博物館做起來比國有博物館難度更大。“觀念、政策、人才、資源、資金的弱勢，導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達到期望的目標。”因此，民辦博物館需要更多像王彬這樣具有專業知識的人來參與。王彬認為每個博物館都是獨特的，“關鍵是要找準自己的定位，規劃好項目，在為社會提供既有個性又必須符合科學規范的文化服務的基礎上，贏得公眾的認可，堅持可持續發展的路子。”

打造世界級的博物館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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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華相信， 直指人心的，始終還是文化。因此，他不愿意用生意人的眼光，來規劃打造安仁這個博物館小鎮。文化，才是他在這個項目上真正想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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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華 成都文旅集團董事長。

2013年10月，“2013安仁·博物館論壇”在成都安仁古鎮舉行。這個論壇匯聚了中國的博物館人，而關于中國博物館發展現狀的討論也成為了論壇關注的焦點之一。論壇的主辦方，就有曾向曹貴民伸出橄欖枝、邀請他來到安仁建館的成都文旅集團。

這家擁有政府背景的國企，是寬窄巷子、西嶺雪山、平樂古鎮、五鳳古鎮的打造者。近幾年，這家企業把重心放在了成都大邑縣的安仁古鎮上。由于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歷史淵源，安仁，這個始建于唐朝的千年古鎮，如今以“中國博物館小鎮”的全新形象重新進入大眾的眼簾。

安仁，被譽為川西平原上的一顆燦爛明珠。而成都文旅集團則從千年的古鎮歷史中摘取了民國的百年，并以此為項目主題，提煉出“濃縮中國百年歷史”的小鎮特色。文旅集團董事長尹建華說，“這里有著名大地主劉文彩的莊園，也有在四川的政治軍事舞臺上名噪一時的劉文輝和劉湘的公館，還有‘三軍九旅十八團’的封號……可以說，民國至今的百年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很多都與這個小鎮有所關聯。這樣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值得我們去保護。”

“旅游越來越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今天，游客們不再滿足于單純的觀光，他們更希望去感受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一樣的風俗民情、文化傳統。我相信，直指人心的始終還是文化，只有文化才能真正觸及人們內心深處。”安仁小鎮最豐富的資源，恰恰來自其歷史和文化的積淀——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劉氏莊園、民間最大的博物館聚落建川博物館聚落、27座保存完好的公館……都成為了尹建華打響第一炮的“武器”。因此，在做安仁項目時，尹建華設立的第一個目標，是通過打造中國博物館小鎮的概念，來實現對安仁鎮的文化保護和建設。

“所以，做安仁，首先在文化價值上要做到位，要讓文化會說話，要宣明文化主題，豐富文化的形態，而且要善于表達文化，讓人走近文化，感受文化。”在尹建華的努力下，文旅集團在安仁鎮上牽頭引進了二十多家博物館，除了曹貴民的老電影博物館，還有許多以互動式體驗為主的微博物館、泛博物館，甚至家庭博物館。有趣的是，這是一種新型的博物館辦館形態——既非官辦，又非民辦。“雖然是國有企業出資，但我們辦館更多是通過民間和市場、社會各界的力量，去打造不同類型、不同形式的博物館。不像傳統意義的博物館，安仁的二十多家博物館，不僅以收藏、研究、展示為目的，更多的是要體現社會各方面的參與性，豐富博物館的形態和類型。”

為了使博物館小鎮的規劃更加合理、成熟，尹建華考察了國內外多個城市。韓國的濟州島無疑是安仁的第一個模板。“濟州島就有三十多座博物館，幾乎都是民間辦的。展示類的很少，大多都是參與體驗類的泛博物館，比如泰迪熊博物館、巧克力博物館、信不信由你博物館、綠茶博物館……這些博物館的互動性強，是游客可以近距離去接觸的，而且博物館本身根據館藏特色也開發了大量的紀念品、商品，供意猶未盡的游客參觀后購買。”一方面，博物館擁有一定的價值，能贏得游客們的喜愛，同時，博物館還能通過紀念品的開發，實現自我的供血機能。這無疑是尹建華將其作為參考的最重要原因。

因此，安仁走的也將會是同樣的模式。“我們定下了在安仁建造一百個博物館的目標，因此會鎖定更多元的類型和模式。”建川博物館聚落、劉氏莊園是展示教育類，而體驗參與類的家庭博物館、泛博物館，則是為了讓博物館的類型更加多元，同時拉近博物館和游客之間的距離。“集團做好區域的規劃，配套好基礎設施，做民間博物館的引進工作。甚至把館都建好了，民間力量進來只需要去陳列。”尹建華說。

“博物館是公益性質的，無法謀利的。文旅集團也不可能從博物館本身收取利益，而是希望通過他們的文化價值，帶動整個區域的開發。我們做的是做規劃，搭平臺，給政策，相當于是一種筑巢引鳳的形式。”在尹建華的計劃中，安仁將會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小鎮，“不是最高端，規模最大的，而是以特色、以其影響力來取勝”。 （鳴謝|建川博物館聚落 成都文旅集團）

[他們說]

“外國人了解中國，還是通過中國的文化、傳統。 文物是他們碰觸中國、了解中國的最好媒介。這些東西在他們眼里是一個國家的象征，但國人每天都浸淫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之中，看得多了就容易不以為然。實際上，國人應該為中國每一件文物感到驕傲。”

——周慶明

“建館總比不建館要好啊。給這些寶貝們找一個安定的場所，讓它們安居于此，讓它們被保護起來。在我的有生之年對它們進行研究，寄希望于后人接力，將其傳承下去。這是我作為一個收藏家的社會責任。”

——劉新崗

“民營博物館就是‘漁民族’，住在船上，不靠岸，沒人管。以前開個全國博物館培訓班，來五十多個博物館館長，現在開個會，老面孔只剩下了五六個，以前的那幫人都做不下去了?？梢韵胂竺褶k博物館有多難。”

——黃彬榮

“什么是傳承？傳承不僅僅是把現有的東西傳下去就行了，還應該隨著時間不斷補充新的東西。讓它產生一個永不斷裂的鏈條，這個鏈條會成為人類文明歷史的一部分。”

——曹貴民

“民辦博物館應該是進入到了歷史上最好的一個時期，除了數量上的不斷增加，大家對博物館辦館質量，包括如何建館，建什么樣的博物館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