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事兩權分立”與四人幫的覆滅

編者按：近期播出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再現了1976-1984年間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其中“粉碎‘四人幫’”一節，有這樣的臺詞：“抓捕‘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引起一些討論?？偩巹↓埰狡皆诮邮苊襟w采訪時說，華國鋒在當時場合說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劇本之所以這樣寫，是有“紅頭文件”依據的。應該說，這樣的解釋，是比較有說服力的，但還不夠透徹（大概是記者訪談這種文體的限制）。我們編發了這篇文章，供讀者在了解這段歷史時參考。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們只能上上彈章而已。“四人幫”在所謂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坐上了“言官”的地位，口銜天憲，言語殺人，積仇聚怨。他們的威權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實又與古代的言官一樣淺根弱植，權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們的下場一定慘于歷代的言官。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因癌癥住入305醫院，并進行第一次大手術；同月中旬，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也出現明顯問題，中央為他專門成立了醫療組。毛周二人的生命都已進入最后階段，可以說，以這一個月為界，中共最高領導正式進入“最后過渡期”。

也正是在1974年的下半年，毛澤東一方面發出了著名的“三項指示”，一方面加快落實自己身后的人事布局。而這兩者之間是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的。

所謂“三項指示”，即毛澤東在1974年8月發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F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的指示；同年11月發出的“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發出的“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漸敲定的：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和掌控權；鄧小平、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等主導行政事務。在軍事系統中，則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葉劍英、鄧小平、陳錫聯等主導軍事工作；張春橋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導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總體來看，毛澤東設計的權力格局可稱為“言事二權分立”，即“辦事權”與“發言權”兩權相互牽掣，類似于軍隊的司令員、政委的兩權制。這是1974年下半年，毛澤東布下的“理想的過渡方案”。這一格局成為毛澤東身后權力消長的基礎。

那么，毛澤東的“三項指示”與人事格局之間有什么關聯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給“事官系統”的權力目標，“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是給“言官系統”的權力目標，而“安定團結”，則是意在調和“事官系統”與“言官系統”，雙方和衷共濟，在堅持“文革”一系列理論的前提下，搞好國民經濟，攜手進入自己身后的新時期。這就是所謂的“三項指示”與人事格局之間的全部內容。

一、言事兩分的形成

言事兩權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是經過新中國成立后十多年反復變動后形成的。

毛澤東歷來十分重視權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務系統權力過大。1952年底，毛澤東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撤銷了政務院黨組干事會，成立以高崗為首的計劃委員會，獨立于政務院之外，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用以分割政務院的權力。1954年，高崗倒臺以后，政務院升格為國務院，計委歸屬國務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進”期間，毛澤東再次批評國務院的“分散主義”，“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黨委、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只能有一個核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p674）隨后在八屆五中全會期間，在書記處之下成立財經、政法、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