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史話之五】新政綱領：“江鄂會奏變法”第二折

劉坤一、張之洞試圖雙管齊下，一方面通過整頓吏治，整理財政，建立清廉高效的政府來領導新政；一方面采用外國在教育、軍事、法律、技術等領域的成法，加速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以使國家早日走出困境，安定富強。

太平天國之后，清政府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恢復，到甲午戰前，財政基本達到了收支平衡。甲午戰敗和隨之而來的巨額賠款，政府每年赤字高達一千三百萬兩，庚子事變，又賠銀四億五千萬兩，財政狀況更加惡化。而督撫為了穩定地方秩序，促進經濟發展，不得不另辟財源，羅掘各項灰色收入以平衡地方財政，致使官吏差役貪污腐敗愈益嚴重，內則民怨沸騰，外則瓜分日亟，政府陷入空前的困境。劉坤一、張之洞試圖雙管齊下，一方面通過整頓吏治，整理財政，建立清廉高效的政府來領導新政；一方面采用外國在教育、軍事、法律、技術等領域的成法，加速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以使國家早日走出困境，安定富強。“江鄂會奏變法三折”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擬訂的。

病癥與藥方

《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四日上奏，此為江鄂會奏變法的第二折。

“竊惟治國如治疾，然陰陽之能為患者，內有所不足也。七情不節，然后六氣感之，此因內政不修而致外患之說也。”這段話有一定道理，但細究則不然，假使道咸以來，內政修明，外患果可免乎？否也。當局者迷，劉、張看不透中西沖突乃是全球化大趨勢下兩種文明碰撞的結果，內政修與不修，到了19世紀，歐洲人都會來。“蓋立國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強國。既治則貧弱者可以力求富強；國不治則富強者亦必轉為貧弱。整頓中法者，所以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為富強之謀也。”

劉、張把“立國三要”中的“治”、“富”、“強國”割裂開來，“治”即是修內政，只能用儒家思想和傳統治術來“整頓中法”，不能實行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法只是富強之術，采用西法只是為了富民強國，這就把西法排斥在“治”的范疇之外，只取其技術性的措施。這是張氏“中體西用”思想在變法問題上的具體應用。

“整頓中法折”，按其意圖，要達到“或養民力，或澄官方，或作士氣”的目的，其欲整頓的事項也是從這三個方面規劃的：第一條“崇節儉”，第二條“破常格”，第十二條“簡文法”，旨在約束宮廷和職官的奢靡之風，革新陋規舊制，以鼓士氣；第三至八條“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去差役”、“恤刑獄”、“改選法”，是為反腐倡廉，整頓吏治，廉潔政府，以消民怨；第九至第十一條“籌八旗生計”、“裁屯衛”、“裁綠營”，是為整理財政，平衡收支，以養民力。“以上十二條，皆中國積弱不振之故，而尤為外國指摘詬病之端”，這些內容恰好表現了“國病”的各種癥狀，十二條措施就是根治的良方。

宮廷職官，虛糜華奢

“今京畿凋殘，秦晉饑饉，賠款浩大，民生困窮，以后更不知如何景象，此時若欲挽回天意，激勵人心，非貶損寅畏力行節儉不可。”此言顯然意有所指。甲午年，就在中日戰爭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