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孤魂，肉身何在

兩千年的儒家曾是古代中國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識形態，一百年前，在西學的沖擊下，儒家文化解體，失去了其制度之根和社會之根，雖經幾代新儒家學者力挽狂瀾，光大絕學，然而儒家義理猶如孤魂，在少數精英的上空游蕩，而不再在大地有其肉身。

傳統儒家之所以如此風光，乃是有雙重的制度肉身。其一是漢代的五經博士制度和宋之后的科舉制度。儒家是王權欽定的官方意識形態，儒家士大夫也成為帝國官僚階層的唯一來源。

其二是宗法家族社會的風俗、禮儀和民間宗教。儒家是古代社會的文化“小傳統”，在民間有深厚的土壤，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綱常倫理。

然而，儒家的這雙重肉身到了現代社會已被連根拔起，摧毀殆盡。雖經一個世紀的磨難，儒家到21世紀的中國有了復興的希望，但如今的繁榮更多的只是學院層面的熱鬧，少數精英那里義理儒家的蓬勃興旺，反過來襯托了制度儒家的落寞荒涼。儒家之魂，悠悠蕩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如何改變一個世紀以來儒家的魂不附體、讓其在制度上有所附麗？比較起牟宗三、唐君毅、杜維明等注重義理的老一代新儒家，今日新一代儒家人士開始注意到制度儒家的重要性，而上層頻頻吹來的溫馨暖風和社會的精神饑渴，又給制度儒家的復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時代良機。問題只是在于：儒家之魂，將依附于何張皮上？是目光往上，得君行道；還是視野往下，覺民行道？

王官之學，已證明是一條死路，心性之學，只是精英宗教而已。儒家在未來中國最廣闊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倫理秩序的“文教”。這個“文教”，希望不在于國家權力之推廣，而是與社會結合，在民間自然、自發地生長。

王官之學：此路不通

王權與儒生相互利用，結成同盟，因為終極目標不同，終有決裂那一天。

儒家與基督教、佛教不同，不僅是入世之學，且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經世致用，實現治國平天下。儒生們的政治抱負雖大，卻有著自身不可克服的軟肋：與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經濟實力、又可與王權相抗衡的獨立建制；與古希臘公民比較，也沒有參與政治的制度化管道。儒家士大夫雖然謹記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堅信儒家的信仰（道）尊于王權（勢），但在政治實踐之中，“道”卻不得不借助于“勢”，看君主的臉色，借“勢”的跑道踐行“道”的理想。

從古至今，凡是有強烈用世之心的儒家，因為擺脫不了“道”依附于“勢”的宿命，總是習慣于走上行路線，時時尋覓明君，希望將一己之學抬升到王官之學。

儒家需要明君，明君也需要儒家。秦二世而亡的教訓，讓漢武帝以下的君主們明白，僅僅靠法家官僚用嚴刑峻法治理國家是不夠的，暴力威懾得了百姓，卻無法征服人心。儒家有民本主義的王道政治，以儒補法，可以為王朝的統治獲得長久的合法性。于是，大部分的中國皇帝，從漢武帝到康熙雍正乾隆，其統治方式皆為外儒內法，偶爾濟之以黃老之學，霸王道雜之，三管齊下。

王權與士大夫的結盟，是一個有限的、互為手段的脆弱聯盟。王權最迷信的，永遠是馬基雅維利之學，再熟悉儒家經典的皇帝，其作為權力的化身，決定了他骨子里流淌的，只可能是法家的血脈，相信“法術勢”這套治理體系無遠弗屆。

對于儒生而言，王道政治是體之所在，王權不過是其用；但對王權來說，儒家再好，乃是用也，法家才是體本身。

以晚清的洋務、變法和新政為例，士大夫與清廷雖然都為保國，其實是各懷“鬼胎”。士大夫以富強保中國，最終要保的是天下——那個儒家所心儀的文明秩序，但清廷以富強保中國，最終要保的是江山——那個滿清權貴獨攬天下的小江山。士大夫為了保天下，可以改朝換代；而清廷為了保江山，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