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詩，還是研究中國夢第三世界的漢學家的現實選擇
貝寧不會限制任何人的遷徙與居住自由，只是要求他們一旦搬家，要到居住地的政府部門開一張標明現住址和身份的證明，配合身份證一起使用?！拔覀冸x中國太遠了，有什么謠言都很難被發現。從前還有人說我們吃人肉呢?！?/blockquote>責任編輯：李宏宇 袁蕾 李曉婷 實習生 喻冬宇 何艾琳
2014年9月，“2014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舉辦第二期。半個月時間內，30余名青年漢學家除了聽學者講中國的文化、歷史、經濟等，還將分赴各對口單位，與專家學者交流研討。此外還要參加像太極拳體驗這樣的活動。
“誰說我們國家有戶籍制度？”
40歲的莫里斯瞪大了眼睛，像是蒙受了莫大的冤屈。
盡管拿著中國的博士學位，多年在中國駐貝寧大使館的文化中心做公關兼翻譯，莫里斯還是無奈地承認：中國和貝寧的相互了解太少了。
為了洗清“冤屈”，莫里斯給南方周末記者詳細地解釋了西非小國貝寧的人口管理制度：貝寧不會限制任何人的遷徙與居住自由，只是要求他們一旦搬家，要到居住地的政府部門開一張標明現住址和身份的證明，配合身份證一起使用。
“這個居住證明很容易開。怎么可能有戶籍制度呢？我們離中國太遠了，有什么謠言都很難被發現。從前還有人說我們吃人肉呢。”
“要在我們貝寧，我就不謙虛了”
“中國的工業化程度在70%以上，而城鎮化程度只有53%。這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土地制度基礎上的戶籍制度。這種制度，導致中國的城市里沒有技術經驗豐富的老農民工，我們稱之為‘農民工早退’……”
2014年9月4日，在北京的課堂上，經濟學家樊綱對戶籍制度和中國國民經濟的關系做了細致的解釋，莫里斯聽得很認真。
25個國家的三十幾位青年漢學家來中國，參加由文化部和中國社科院聯合主辦的“2014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中方邀請了經濟、歷史、中文和傳播方面的多位學者來給他們講課。莫里斯一概沒有提問。
這是他理解的中國文化美德之一——“謙虛”，“別把你的水平擺出來”。
“人家研究了中國古代文化五十年，講完了我們鼓掌，他鞠躬說，讓我們批判指教。你還說什么？這要是在我們貝寧，我就不謙虛了。如果我比老師懂，就會告訴他：這一塊內容我比較懂。”
1996年，貝寧國立大學第一次有了漢語課，由北京語言大學派來的一位老師授課，作為供學生選修的第二外語。英語系學生莫里斯懷著試試看的心態報了名，并成為班里最勤奮的學生。
畢業后，他得到中國的獎學金，來華留學八年。他以“中國利益與對西非的援助”為論文題目，拿到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學位才回國，結婚成家。八年間莫里斯在中國出了不少風頭，用漢語當主持人、表演節目、接受采訪，甚至還拜了相聲演員丁廣泉為師。
歷史學者葛劍雄在講座《中國的形成及其疆域變遷》中坦言：“從孔子開始，中國一直以來的歷史教育，都是為了政治需求，可以隨便解釋歷史。比如孔子說，周天子‘狩’，其實是逃命；到庚子年慈禧太后逃到西安，也叫‘狩’……現在有些學者，用兩套標準看別人和自己，我是很反對的。”莫里斯坐在下面聽著，露出微笑。
“你們的古代歷史經常會把漢族說成先進的、文明的，說少數民族是野蠻落后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們沒有這個問題。因為還沒有一個民族強大到能統一全國，就被法國人給統一了。”
貝寧原是法國殖民地，于1960年“非洲獨立年”獨立。莫里斯很羨慕一同參加研修的非洲老鄉——來自埃塞俄比亞的漢學家阿卜杜拉赫蔓：“我們國家的‘普通話’是法語，兩個來自不同部族的人要想溝通，就只能說法語。這有點損害自尊心。你看埃塞俄比亞人，他們沒有被殖民，現在就有自己的民族語言。”
“鄧小平說得對”
作為研修班里僅有的兩名非洲人，莫里斯和阿卜杜拉赫蔓迅速成了好朋友，上課總是坐一起，在一群研究儒學的德國人、研究李白的意大利人和研究孫子兵法的瑞典人中間很顯眼。他們的共同點還不止是膚色。
此次研修計劃的情況表上，在“研究領域與課題”一欄，莫里斯填的是“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國夢’，當代中國政策、價值取向、社會管理與發展模式，‘軟實力’影響力研究等”。
阿卜杜拉赫蔓同樣填了“中國夢”。全文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對中埃關系的影響，中埃關系的歷史，‘中國夢’概念及其對現今中埃關系的影響等”。
聽上去嚇人的計劃，實情卻令人莞爾。其實，他的計劃是在埃塞俄比亞發動一場“文化革命”，改變一些傳統文化的弊端。這場“革命”，與中國的“文革”僅僅是名字相似。
他所指的“文化弊端”，比如埃塞俄比亞的節日太多。有眾多的宗教性節日，季節性節日，革命紀念日，執政紀念日，戰爭大捷紀念日，還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9月11日新年。每一個節日都要放假若干天。按照非洲人的習慣，民間還要大擺筵席，遍請親朋……
“很多人幾天就把一個月的薪水花完了。以后怎么辦？肯定有辦法的，借債唄。”阿卜杜拉赫蔓對此深惡痛絕。“我要改變埃塞的文化，讓節日減少一些。不然，國家怎么發展呢？另外，埃塞人普遍有一點懶，工作效率低，這也要向中國人多學習……”
2003年來中國攻讀法律專業研究生時，阿卜杜拉赫蔓還是一名檢察官。這是埃塞俄比亞的傳統。至今，每年派到中國的四十余名留學生大多是國家官員，學習的也是與他們的工作相關的專業。埃塞俄比亞的現任總統就曾經留學于北大。向美國和歐洲派去的留學生則是普通的學生。
為什么專門向中國學習？阿卜杜拉赫蔓解釋：中埃兩國都是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都是發展中的大國，埃塞俄比亞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現在我們還是土地國有制。所以，向中國學習很有必要。”
現在阿卜杜拉赫蔓是一名律師，曾經為埃塞俄比亞政府引進中國投資建設的“東方工業園”提供法律服務。這是他極為贊同的方式。“鄧小平說得對。先發展，再說別的。歐洲人總是說民主、人權，可是這些東西不會自動變成面包。中國的這個方法非常好，先劃出幾個地方建立工業區，讓國外的投資進來，再擴展到整個國家。我們關著門是搞不好的。”
阿卜杜拉赫蔓說，研究中國的目的，是學習中國快速發展的奧秘，為埃塞俄比亞提供參考。盡管已經離開政府，但他想在報紙上寫文章。
晚上，阿卜杜拉赫蔓結束與中國朋友的聚會回到酒店，帶回來一本書：《道路自信：中國為什么能》。那是他從網上看到，向朋友點名索要的。
莫里斯（左，貝寧人）和阿卜杜拉赫蔓（右，埃塞俄比亞人）是研修班里僅有的兩名非洲人。（朱靜/圖）
學漢語的非洲人，不好找工作
9月的這個班已經是“2014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的第二期。
半個月時間里，除了聽學者講中國的文化、歷史、經濟等等，青年漢學家們還將分赴中國社科院、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單位，與對口領域的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開展專業研討和交流實踐。
三十余名青年漢學家中，有一個很突出的規律：來自發達國家的漢學家偏愛中國傳統文化，而“第三世界”的漢學家們的研究課題普遍偏現實。
“這很容易解釋。”莫里斯說，“日本、韓國，他們跟中國有幾千年的交往，很早就了解中國。非洲呢？只有鄭和去過，而他也沒有扎下根。我們了解中國，只有幾十年的時間。如果我去給貝寧人講中國的古詩，大部分等于是對牛彈琴。”
此次參與研修的日本漢學家，帝京大學講師柿沼陽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研究的秦漢經濟史在一般中國人看來很冷僻，但秦漢時代與日本的國家起源有關，“日本人還是感興趣的”。
“我們也發現了這個特點。”組織本次研修計劃的一名文化部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現在，“漢學”的概念，已經超出了儒學、李白、孫子兵法等中國傳統文化范疇；研究中國現實問題，做與中國有關的現實工作的人，同樣被劃入“漢學家”范疇，屬于本次研修邀請的對象。
“漢學的內涵和外延也在發生著歷史性演變……漢學研究既有助于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幫助外國人認識中國，同時也有益于中國人深化對自我的認識。”這位官員在給南方周末記者發來的電子郵件中總結。
“像德國那樣的發達國家，普遍都有研究漢學的傳統，我們沒有。如果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們國家的老師也不懂。”1983年出生的波蘭漢學家沈蘭，在表格里的“研究領域與課題”也填了“中國夢”、“中國夢對中歐關系的影響”。她有個同學在華沙大學中文系讀博士，研究中國的京劇，根本沒有一個專家能指導這種研究領域。
在華沙，沈蘭的工作是一名漢語翻譯，經常為波蘭的政府和商業公司的對華事務服務，有成功也有失敗。一次，中國一家大型國企參加波蘭一條高速公路的修建招標，順利中標。在簽訂了合同之后，這家企業卻想要提高工程造價，結果合作失敗。
“我認為，是他們在波蘭的代理方沒有詳細地給他們解釋波蘭的法律。”沈蘭回憶，波蘭的相關法規規定，簽訂合同后，施工價格也允許酌情有一定幅度的上浮，但必須在一定范圍內。
“現在因為烏克蘭危機，我們波蘭的蘋果和豬肉賣不到俄羅斯去了，歐盟的補貼又不夠。農業部長說可以賣給中國，可我知道，根本沒有這樣的協定。如果我們平時跟中國的農業交流就很多……”
“我們愿意為國家所用，可是……”莫里斯苦笑，“我在中國比在貝寧有名。
在他看來，雖然中國是貝寧發展友好關系的“重中之重”，但政府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和投入，還遠遠不夠。“政府沒有很重視我們。我現在的生活也不能說特別理想……總體來說，我無怨無悔。”
莫里斯擔任著貝寧“留華學生協會”的秘書長。貝寧有史以來留過華的二百多人當中，總共105人登記參加了協會。組織一個“貝寧漢學家協會”，是他下一步的想法。
“莫里斯學漢語的時候就非常用功。因為這個，我才推薦他來中國留學，拿獎學金。”75歲的北京語言大學退休副教授吳振邦，是當年教莫里斯的漢語老師。他一生教過幾十個國家的學生，莫里斯是他最得意的學生之一。
在貝寧任教六年的吳振邦也否定了“貝寧有戶籍制度”的說法。不過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莫里斯盡管勤奮、上進，還有博士學位，但能在中國文化中心找到一份公關兼翻譯的工作，仍然是幸運的。
貝寧人口少，工作機會難找。中國這些年來在非洲進行語言文化推廣的力度，已經超前于一些國家的發展現實，學漢語的非洲人，工作不好找。原本這個崗位上的貝寧翻譯患癌癥去世，這才輪到莫里斯。“所以從個人發展事業的角度來講，這些漢學家也得擴大中國在他們國家的影響。”
半個月的研修結束后，青年漢學家們將分頭回國，除了沈蘭。好不容易來一次中國，她要去河北邯鄲，看望公婆。
在為那次失敗的高速公路競標工作時，沈蘭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一個比她小四歲，同樣擔任翻譯的中國小伙子?，F在，他們的寶寶已經幾個月大。那次競標促成了好幾對中波聯姻，他們是其中之一。
希望兒子能在北京生活的公婆不無怨言，但沈蘭已經想好，將來會和丈夫、孩子留在華沙。沒有其他原因，只是因為沒有北京戶口，將來孩子沒法上學。“這個（戶籍）制度，當然是早就知道。”
網絡編輯：ze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