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史話之六】福澤諭吉的預言

對照兩本《勸學篇》，明顯感到張之洞與福澤諭吉完全不在一個精神層面上。張之洞提倡的“宗經”、固守的“三綱五常”和津津樂道的“中體西用”，正是福澤批判的迂腐謬論；而福澤提倡的“平等”、“民權”、“獨立”、“自由”、“文明”之論，正是張之洞批判的異端邪說。

19世紀中葉，日、中兩國幾乎有著相同的經歷，都曾在外國炮艦威逼下簽訂過不平等條約，都曾從閉關鎖國被迫向歐美各國開放通商口岸，都曾在面對“攘夷”與“開國”的抉擇時有過激烈的抗拒和論爭，都曾在固守傳統文化與引入西洋文明之間憂慮彷徨。但因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因素，導致兩國自1868年（明治元年）分道揚鑣，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其結果是，27年后，日本戰勝中國，成為亞洲最強大的國家，而清朝依舊是內政腐敗，戰亂頻繁，民窮財困，瀕臨亡國的邊緣?；厥淄?，國人莫不扼腕長嘆，然時過境遷，任何感慨和怨恨都無意義，惟有找出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對于啟迪愚氓，儆省后人，或有些許益處。

鴉片戰爭前后的日本國情

日本是個島國，在航海不發達的古代，海洋像一道天然屏障，保護日本從未遭受鄰國的侵占。

日本國土面積37.8萬平方公里，只有清朝的3.38%，比兩江、兩湖總督的轄地都要小，但海岸線卻有3.4萬公里，優良的港口比中國多得多，其海運、捕魚業及航海技術遠比中國發達。日本的人口在明治初年增長到3500萬，只有同期中國人口的十二分之一，但在東亞已是人口大國，人口密度之大和耕地之匱乏，使得日本已到了自然條件所能養活人口的最大限度，糧食缺口只能通過海洋捕魚來彌補，而煤、鐵等礦物資源的稀缺，使得日本在19世紀工業化來臨時，較之中國處于更不利的地位。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在近代以前的歷史上長期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除了接受過中國文化，從未受過其他文化體系的影響。日本雖自唐代起就引進中國文化，但并未全盤中化，在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上，一直保有自己的特色。中國早在秦漢就在郡縣制基礎上建立起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明、清又在元朝行省制的基礎上不斷改進，建立起了高度集權的帝制，而同一時期的日本卻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進入了類似中國東周遍地諸侯的封建社會。

整個16世紀，有實力的諸侯都在進行戰爭和兼并，一百年后，日本才又獲得了政治上的統一。勝利者德川家康襲用“將軍”這個舊稱號，把全國劃分為自己的和封臣的領地，“他把全國四分之一農田和全部大城市、海港和礦山劃給自己。在245個到290個封臣（數目因時期不同而異）或稱‘大名’中，最小的只能生產一萬石米。”領地共分為三個等級：有的分給德川家康的兒子和親屬，稱作“親藩大名”；一部分較小的領地封給了早就追隨德川的舊臣，稱作“譜代”，或“世襲大名”；他的主要盟友和戰爭中的有些敵人，稱作“外樣”，或“外部大名”，他們獲準保留西部和北部邊區的較大領地。“將軍”和每個“大名”一樣，自己都擁有一大批直屬的武士家臣。（參見賴肖爾：《日本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pp68-69）

天皇住在京都，表面上受諸侯擁戴，但既無財權、軍權，又無治權，只具有象征意義，德川家族的歷代將軍自17世紀初就是諸侯的最高統治者，將軍通過設在江戶的&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