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全球氣候博弈】中國的角色
評價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綜合實力的時候，如果你是一個污染型的經濟，這表明你沒有競爭力，不合潮流，對外對內都不好，要把這頂帽子甩出去。
今天我們說我們處在發展的早期階段，跑冒滴漏、高污染、高排放，情有可原。再過２０年，我們還能這么說嗎？中國要利用氣候變化這場國際博弈，促進提高中國的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中國的富強，應是一種積善成德、施惠于人的力量
中國在氣候變化這場國際博弈中，從最初的規則制定就參與，而且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當年中國積極參加并發揮影響的，是在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確立“共同但有區別”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已由各方接受，成為國際環境問題的一個準則，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勝利。這是中國，也是整個發展中國家的立場。這是老一輩談判家們給我們留下的遺產。
《京都議定書》你要不去談判，就跟發達國家一起減排了，那樣可能我們的發展空間、環境容量資源、應該去要而且能得到的利益都會沒有?！毒┒甲h定書》談得特別好，一方面讓發達國家去減排，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有清潔發展機制，總體說對發展中國家非常有利。這都是經過艱苦斗爭爭取來的。
當然這種事情到底能持續多久，又取決于第二輪博弈。國家形勢的變化，實力的變化，整個氣候變化形勢的變化，這些都將對這輪博弈產生影響。談判者的任務就是要及時分析這些情勢的變化，根據國家的大政方針，制定出一套最有利于國家利益的談判方案，而且實現它。
談判的主動權不僅是談判談出來的，談判者背后依托的更是國家的實力，國家的政策和戰略，這是你主動權的來源。如果國家大政方針有問題，再怎么談，也不會有主動。
氣候政策談判從１９９０年開始，現在的中國跟那時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個時候我們一味地強調我得發展我得排放，我不能承諾，當時國際氣候談判圈里稱中國是Ｍｒ．ＮＯ。從歷史的眼光看，我們也應該這樣，這樣的立場一點錯誤都沒有，也符合把國家利益最大化這個目標，給國家爭取發展空間。
但是斗轉星移，十七八年過去了，從《京都議定書》的通過到現在也已經１０年了，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承受的國際壓力越來越大，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ＩＰＣＣ）的研究成果也進一步證實氣候變化的嚴重性，但是最大的變化我認為就是中國提出了科學發展觀。
中國在審視氣候變化戰略的時候，更看重國內戰略。節能減排，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這些提法由來已久，并不是說以前不倡導?！熬盼濉逼陂g就談到兩個轉變，其中之一就是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節約型轉變，那時中國也在搞綠色跨世紀計劃、治理淮河等等，也很熱鬧。本質上今天的政策是當年政策的延伸，變是變在程度和重點上。
今天強調科學發展觀、資源節約型社會、循環經濟、節能減排，強調的程度是史無前例的。但這也不是空穴來風，標新立異，是有深刻的客觀背景的。主要是“十五”期間遇到了非常強烈的資源約束，另外中國進入一個我說的高資源、高能源消耗的發展階段。十年前我們也在修路蓋房子，但都沒有今天多。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科學發展觀等這一系列主張，已經成為中國當今發展戰略的主旋律。
這個變化勢必然影響到氣候變化政策。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一些基本的觀點、立場沒有也不必改變，積極推進節能減排，把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和國內的環境問題結合起來，這些在今天強調得要更多更突出。
然而，我以為中國氣候變化政策的目標恐怕要有個變化，原有的政策目標依然還存在，包括為中國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保護中國的國際形象、支持國際正義、盡可能保護氣候等，但有一點過去很少提及，那就是要用氣候變化這場國際博弈，促進提高中國的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這也應該成為氣候變化政策的多目標之一。
評價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綜合實力的時候，如果你是一個污染型的經濟，這表明你沒有競爭力，不合潮流，對外對內都不好，要把這頂帽子甩出去。如果真能通過這場國際博弈，讓中國經濟在二三十年后變成一個更清潔的低碳經濟，對應的技術我們也掌握了很多，到那時中國的經濟就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今天我們說我們處在發展的早期階段，跑冒滴漏，高污染，高排放，情有可原。再過２０年，我們還能這么說嗎？但現在有這樣一個風險，如果我們不努力，不掌握這樣的技術，盡管經濟總量上去了，但經濟性質還是低檔次的。國際上的趨勢是采納清潔的技術，無論是電廠還是化工產品，如果到時候我們生產的這些產品沒有采納清潔技術，很有可能出口受阻，那時還得去學習引進別人的技術，還是沒有競爭力，還是不行。
這是一個我們要思考的更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面向世界還有一個更高的戰略考慮。中國發展方向是要跟世界更和諧地相處、融于世界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扮演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實際這里面有一個更深的價值觀的含義：假如中國真正富強了，應該是一種積善成德、施惠于人的力量。
這事關一個大國以一種什么姿態出現在世界民族之林。其實中國還沒怎么著呢，就讓世界很恐慌了。中國提和諧世界，這很聰明。不管出于功利還是道義，一個國家還是要講德，講價值觀，你的價值觀是不是有吸引力，是不是讓別人向往，這是一個國家能不能崛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報記者鄧瑾采訪整理）
中國在氣候變化這場國際博弈中，從最初的規則制定就參與，而且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當年中國積極參加并發揮影響的，是在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確立“共同但有區別”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已由各方接受，成為國際環境問題的一個準則，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勝利。這是中國，也是整個發展中國家的立場。這是老一輩談判家們給我們留下的遺產。
《京都議定書》你要不去談判，就跟發達國家一起減排了，那樣可能我們的發展空間、環境容量資源、應該去要而且能得到的利益都會沒有?！毒┒甲h定書》談得特別好，一方面讓發達國家去減排，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有清潔發展機制，總體說對發展中國家非常有利。這都是經過艱苦斗爭爭取來的。
當然這種事情到底能持續多久，又取決于第二輪博弈。國家形勢的變化，實力的變化，整個氣候變化形勢的變化，這些都將對這輪博弈產生影響。談判者的任務就是要及時分析這些情勢的變化，根據國家的大政方針，制定出一套最有利于國家利益的談判方案，而且實現它。
談判的主動權不僅是談判談出來的，談判者背后依托的更是國家的實力，國家的政策和戰略，這是你主動權的來源。如果國家大政方針有問題，再怎么談，也不會有主動。
氣候政策談判從１９９０年開始，現在的中國跟那時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個時候我們一味地強調我得發展我得排放，我不能承諾，當時國際氣候談判圈里稱中國是Ｍｒ．ＮＯ。從歷史的眼光看，我們也應該這樣，這樣的立場一點錯誤都沒有，也符合把國家利益最大化這個目標，給國家爭取發展空間。
但是斗轉星移，十七八年過去了，從《京都議定書》的通過到現在也已經１０年了，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承受的國際壓力越來越大，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ＩＰＣＣ）的研究成果也進一步證實氣候變化的嚴重性，但是最大的變化我認為就是中國提出了科學發展觀。
中國在審視氣候變化戰略的時候，更看重國內戰略。節能減排，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這些提法由來已久，并不是說以前不倡導?！熬盼濉逼陂g就談到兩個轉變，其中之一就是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節約型轉變，那時中國也在搞綠色跨世紀計劃、治理淮河等等，也很熱鬧。本質上今天的政策是當年政策的延伸，變是變在程度和重點上。
今天強調科學發展觀、資源節約型社會、循環經濟、節能減排，強調的程度是史無前例的。但這也不是空穴來風，標新立異，是有深刻的客觀背景的。主要是“十五”期間遇到了非常強烈的資源約束，另外中國進入一個我說的高資源、高能源消耗的發展階段。十年前我們也在修路蓋房子，但都沒有今天多。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科學發展觀等這一系列主張，已經成為中國當今發展戰略的主旋律。
這個變化勢必然影響到氣候變化政策。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一些基本的觀點、立場沒有也不必改變，積極推進節能減排，把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和國內的環境問題結合起來，這些在今天強調得要更多更突出。
然而，我以為中國氣候變化政策的目標恐怕要有個變化，原有的政策目標依然還存在，包括為中國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保護中國的國際形象、支持國際正義、盡可能保護氣候等，但有一點過去很少提及，那就是要用氣候變化這場國際博弈，促進提高中國的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這也應該成為氣候變化政策的多目標之一。
評價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綜合實力的時候，如果你是一個污染型的經濟，這表明你沒有競爭力，不合潮流，對外對內都不好，要把這頂帽子甩出去。如果真能通過這場國際博弈，讓中國經濟在二三十年后變成一個更清潔的低碳經濟，對應的技術我們也掌握了很多，到那時中國的經濟就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今天我們說我們處在發展的早期階段，跑冒滴漏，高污染，高排放，情有可原。再過２０年，我們還能這么說嗎？但現在有這樣一個風險，如果我們不努力，不掌握這樣的技術，盡管經濟總量上去了，但經濟性質還是低檔次的。國際上的趨勢是采納清潔的技術，無論是電廠還是化工產品，如果到時候我們生產的這些產品沒有采納清潔技術，很有可能出口受阻，那時還得去學習引進別人的技術，還是沒有競爭力，還是不行。
這是一個我們要思考的更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面向世界還有一個更高的戰略考慮。中國發展方向是要跟世界更和諧地相處、融于世界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扮演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實際這里面有一個更深的價值觀的含義：假如中國真正富強了，應該是一種積善成德、施惠于人的力量。
這事關一個大國以一種什么姿態出現在世界民族之林。其實中國還沒怎么著呢，就讓世界很恐慌了。中國提和諧世界，這很聰明。不管出于功利還是道義，一個國家還是要講德，講價值觀，你的價值觀是不是有吸引力，是不是讓別人向往，這是一個國家能不能崛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報記者鄧瑾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