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匯】書外功夫 一場文化盛宴的誕生

對于當下的文學愛好者而言，在書籍中尋求自己的精神家園，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與思想制造者面對面，親耳聆聽、感知他們對于各種知識的見解和觀點，成為許多讀者更迫切的追求——一場文化盛宴就此誕生。

一種文藝復興的趨勢似乎正在慢慢興起。

在北京，只要是冠上“理想國”名號的文化沙龍所在的場所，一定會被大批的文學愛好者“攻陷”至人滿為患；實體書店相繼倒閉的今天，卻有越來越多諸如24小時書店1200bookshop、文化創意綜合體方所等不同形態的書店登陸廣州，吸引著人們前來捧場的，是周末一場接一場的名人對談分享；而在與廣州一江之隔的香港，這個曾被譽為“文化沙漠”的城市，卻擁有一個內地任何城市都無法比擬的書展，從四面八方來到這里的讀者，穿梭在一個個講座現場體會著各種智慧的碰撞，然后拖著鼓鼓的行李箱滿載而歸……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上海這座亞洲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里。每年盛夏時節啟動的上海書展，便印證著人們對于文學的熱情并未隨著時日褪去。今年的上海書展，比去年又更熱鬧了許多。更準確地說，這幾年的上海書展，是一年比一年熱鬧。不知從何時起，前來報名參加書展期間各種論壇、講座、對談的觀眾有增無減。如果沒有VIP贈票或者入場證件，要想進入書展的主會場，還必須先排上一個小時的隊買票。

這三年來，作為上海書展的重頭戲，世紀文景一手打造的“文景藝文季”總是會吸引很多文藝青年前往。世紀文景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在北京的分支機構，成立十年以來，以“社科新知、文藝新潮”的高雅的出版品位和濃郁的人文精神而凝聚了眾多作者與讀者。“文景藝文季”則緣起于世紀文景成立十周年的2012。三年來，“文景藝文季”總是放在8月的上海，與上海書展一同進行。

同是出版機構創立的文化品牌，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不定期舉行的“理想國”文化沙龍不同，“文景藝文季”每年都會在上海書展舉辦期間，開展為期一周的文化分享活動；也與更注重文學創作培訓的臺北“印刻文學營”不同，“文景藝文季”重視的是文化的傳播與思維的交換。

回顧千百年來，書籍出版是一個民族文化發展和維護文化榮光的最重要手段。而對于當下的文學愛好者而言，在書籍中尋求自己的精神家園，顯然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與思想制造者面對面，親耳聆聽感知他們對于各種未知的見解和觀點，成為許多讀者更迫切的追求。

“時代、家庭、性別、生活環境、傳統文化……這些巨大的力量不只在歷史書和課堂里，在專業人士的討論中作為討論的主題而存在，他們就深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本應是我們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2014年，“文景藝文季”的主題闡述里這樣寫道。將這些深植在生活中的巨大力量推廣開去的，不是普通人，也不是出版機構，而是諸如阿城、王安憶、吳興國、許鞍華、張大春、張鐵志、朱天心、邁克爾·蘇立文、孟京輝、閻連科等來自各個領域的文化名人。

文藝復興趨勢的背后，是出版圈里卷起的又一輪新浪潮——各大出版機構相繼推出獨具特色的文化沙龍品牌，這也成了凝聚出版社旗下作者智慧和影響力的最佳媒介。做書、賣書，不再是出版社的唯一功能，他們逐漸成為一個精神容器，匯聚與時代緊密相連的各種內容，裝載讓讀者感興趣的一切——文字、思想，甚至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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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  第一年做“文景藝文季”時，施宏俊的定位是從推廣書、推廣品牌變成推廣閱讀。后來，施宏俊的想法有了改變，“讀者拿一本書在家里看一個月，效果可能還不如提供兩個小時，讓作者跟讀者有一個面對面的溝通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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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首屆“文景藝文季”亮相上海書展。而在這之前，豆瓣小組上關于藝文季的活動信息一公開，短短幾天時間，就有近600個人報名，而原本的計劃只有400個名額。最后的活動現場，好些人都擠在過道上，或站或坐。

“第一年，我們并沒有請專業的會務公司，工作人員全都是自己的同事。所以最擔心的是人太多。我記得我們在安排不同崗位的時候，都有種嚴陣以待的態勢。”第一次做這么大型的文化論壇，作為負責具體執行的王蕾要擔心的細節很多。她是世紀文景現任總經理，同時也是藝文季幕后團隊的核心人物，前兩年主要負責細節的操作和嘉賓的接待，今年則接手了整體的規劃和安排。

“文景藝文季”的誕生，既是計劃之中，又帶著一絲偶然。

2002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已是資深編輯的施宏俊孤身一人北上，配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創立了世紀文景。2012年，這家出版社成立十周年。為了慶祝自家公司的生日，當時還沒回到上海，仍然是世紀文景總經理的施宏俊和團隊開始籌備一次“慶生會”。

“在藝文季之前，我們在北京已經做過幾場活動了，配合我們的出版物、產品線來做些線下活動。”施宏俊對活動的定位很明確，“我們不是去賣書，也不是推廣書，就是希望推廣文景這個品牌，我們十周年了，想讓別人知道背后的一些故事。”

2012年的活動反響很好。那一年的藝文季一共請來二十位國內外的嘉賓：阿城、張大春、朱天心、唐諾、白謙慎、費大為、張元、吳興國……其中，最受注目的應當算是當前港臺中堅一代的作家，給普通讀者打開了一扇了解港臺文化的門。此外，來自藝術、戲曲領域的嘉賓也為讀者帶來了一股新的空氣。就拿臺灣戲曲界的吳興國為例，雖然在臺灣名聲響亮，但內地讀者幾乎對他一無所知，然而在藝文季活動現場，卻有許多熱愛戲劇的觀眾為他而來，而他在現場唱的一段戲曲，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響。

“我覺得這些作家最大的號召力，應該是他們彼此之間的對話和碰撞。因為大家處在不同的創作環境和不同的語言環境下，甚至思考問題的方式也有不同。我覺得內地的讀者，平時很難看見他們對同樣問題的不同考慮。從我們幾場活動的觀察下來，發現這樣的對話或者交鋒是讀者最期待的。”王蕾解釋。

“那一年他們請了很多港臺作家，這些人對內地讀者來說比較新鮮。主論壇的對談也有內容，主持人馬家輝控場很好，嘉賓之間的對話也很成功。”連續參加三年藝文季的記者唐騁華對第一屆的觀感最好，“第一年的定位很明確，就是文藝，吸引了很多上海的讀者。”

2012年到2014年的三年間，每一屆活動的側重點都有所變化，但活動的主題一直都是“閱讀未來”。其間也有人提出“是否每一年都應該有不同的方向”，但一番討論后，團隊還是覺得“閱讀未來”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可闡釋性，也能代表一種追求，所以大的藝文季論壇就一直沿用了這個題目。

第一年做“文景藝文季”時，施宏俊還是出版社的總經理，對于藝文季的方向他有著明確的定位：“文景十年了，應該有個轉型——從推廣書、推廣品牌變成推廣閱讀。”

再后來，施宏俊的想法又有些改變，“總體上我們在做閱讀，但閱讀不是簡單的實體書，或者簡單地讓讀者回家讀書，不是的。讀者拿一本書在家里看一個月，效果可能還不如提供兩個小時，讓作者跟讀者有一個面對面的溝通來得好。讀者可能會在這樣的溝通中得到更多，讓他有更大的興趣或熱情沉浸到閱讀里面去。”

將地點選在上海，也有類似的考慮。“在北京的話當然也有意義，但說實話北京的文化活動很多，從藝術到文化到學理的都有。上海這樣的活動反而少，如果我把這些文化活動放到上海，配合書展一起做，起到的影響會更大。所以當時就決定將藝文季放在上海了。”

話雖如此，這一系列的文化活動的主要線索仍然是圍繞出版而進行。一方面是推廣產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出版的關系，在文學、藝術、社科領域積累起來的人脈令文景能更好地邀請和組織起這些嘉賓。

從2007年開始，世紀文景就開始籌劃港臺文學在大陸的引進和出版，當時做的第一本書就是張大春的《聆聽父親》，張大春后來也成了文景文化活動的?？?。后來，世紀文景又陸續出版了朱天心、朱天文、唐諾、駱以軍、李永平等人的一系列作品。戲劇大師彼得·漢德克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出席去年原定的藝文季活動，但在出版社推薦的圖書列表中，他的《罵觀眾》等作品赫然在目。而出席了今年藝文季的匈牙利國寶級作家艾斯特哈茲·彼得的小說，更是出版社今年主推的外國文學類的書籍。也是因為這個原因，2012年，最早向西方介紹中國現代美術的西方學者、已經93歲高齡的蘇立文出現在了藝文季的活動現場——他的《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和《中國藝術》都是由世紀文景出版的。

記者唐騁華認為今年的藝文季吸引力并不如往年大，因為今年的活動“文藝”的色彩淡了，出現了很多思想性的論壇和沙龍，“有些過于陽春白雪了，一般讀者可能不感興趣”。施宏俊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就文化活動主題的擴展，他還曾經考慮過是否要給藝文季改名。

其實這一系列活動的變化，也是配合著出版社出版方向的拓展而進行的。“以前叫文景藝文季，因為做的是文化藝術方向的活動。但今年很大的不同是，一些大型活動實際上是關于社科思想方面的內容。雖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文景的出版很大一塊是文學藝術，但其實社科思想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出版方向。以前我們在社科思想方面的出版采取的是傳統的做法，現在會更加面向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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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  當哈茲準時出現在藝文季的活動現場時，這個大牌歐洲作家給臺下的觀眾帶來的是讓人興奮的好奇和新鮮感，而對于藝文季團隊而言，每一個人心里懸著的那塊大石頭直到那一刻才總算是放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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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這位乘客不在登機名單里”，前來接機的文景同事被這個意外的答案震驚了。

艾斯特哈茲·彼得到底去了哪里？這位在歐洲大有名氣的匈牙利國寶級作家，本是應世紀文景之約，來到中國上海，參加今年的“文景藝文季”。臨接機，才發現這位年過花甲的老人失去了蹤影。當團隊好不容易聯系到歐洲的起飛機場，卻意外得到了哈茲并未登機的消息。

“這個老人到底去了哪里”、“會不會中途出了什么狀況”、“為什么計劃有變卻沒有和我們聯系”……這些問題一直在藝文季團隊負責人王蕾的心里打轉。他們只好不斷地給每一個有可能和哈茲取得聯系的人打電話，最后，終于打聽到了哈茲的情況，“他在巴黎轉機的時候，改簽了下一班的飛機。我們也不知道到底他自己改簽的，還是航空公司改的，不過至少是知道他的下落了”。

當哈茲準時出現在藝文季的活動現場時，對臺下的讀者而言，這個大牌歐洲作家帶來的是讓人興奮的好奇和新鮮感，而對于藝文季團隊而言，每一個人心里懸著的那塊大石頭直到那一刻才總算是放了下來。

這種曲折離奇的“插曲”并不是特例。每一次藝文季啟動之前，王蕾和她的團隊都要被許多類似的問題所困擾。

今年上海書展啟動前兩天，各家媒體收到主辦方的郵件，通知大家臺灣作家張大春臨時取消了行程，活動內容和嘉賓都要重新調整。去年也有類似情況發生——藝文季團隊早早通過德國的出版社輾轉聯系到當代德語世界最重要的先鋒戲劇家、奧地利大師級作家彼得·漢德克，一番溝通后，雙方敲定了活動時間。以示對大師的尊重，藝文季團隊專門準備了一場題為“罵觀眾”的講座，請來孟京輝和崔嶠作為對談嘉賓，活動的宣傳折頁上也早早印好了彼得·漢德克的名字，連機票都已經訂好。不料臨行前，年邁的漢德克因為心臟手術不得不取消了行程。“他住在巴黎，不用手機，也不用Email。為了邀請他，我們提前做了很多功課，費了不少功夫。沒想到最后卻是因為身體原因無法成行，真的是很不巧”，時隔一年提及此事，王蕾依然感到遺憾。

今年，“藝文季”一共請來了二十三位嘉賓，做了兩場論壇，五場沙龍?？此撇⒉活l繁的活動場次，背后卻要整個團隊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與前兩年相比，主題同樣是圍繞文學藝術展開，最大的不同在于增加了好幾場社科思想類的活動，比如論及儒家思想的“儒家的生活世界”，以及試圖回答如何再造中國文化傳統來應對全球化強勢沖擊的“再造傳統”。

“三年下來，我們變成了一支越來越專業的業余團隊”，王蕾笑著說，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藝文季相關工作的復雜程度，它既是一次集中的系列文化沙龍，又是一家出版機構對自己品牌的推廣，從邀請嘉賓、規劃行程、選擇場地等方面來看，團隊還要充當會務公司的角色，處理各種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沒有到在機場接到嘉賓的最后一刻，我們都沒法真正放下心來”，王蕾說。三年下來，王蕾也有了邀請外國作家的經驗，“國外的作家一般在年初的時候就要規劃好自己的行程，所以要提前一年就對他們發起活動邀約”，但是這幾年，她發現對國內作家發起邀請也越來越不容易，得像邀請國外作家一樣提早“預約”活動時間，“因為大家要參加的活動也非常多了”。

順利接到嘉賓后，王蕾和她的團隊的工作也才剛剛開始。他們住哪里？喜歡吃什么？要聊些什么？有什么忌諱？這些瑣碎繁雜但卻至關重要的問題，都是王蕾和她的團隊所要考慮到的。去年，王蕾負責了邁克爾·蘇立文中國行的邀請和接待?？紤]到蘇立文的身體狀況，王蕾就其出行的交通方式還做了一番詳細的研究：在機場需要借輪椅嗎？需要走特別通道嗎？餐廳的環境怎么樣？對所有細節面面俱到的考慮，不僅讓蘇立文的活動現場異常順利，同時也給藝文季贏來了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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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幾乎是一拍即合，丁當立刻同意了公司作為支持方提供經費贊助的想法。讓人意外的是，他們并沒有向出版社提出任何要求。這種無條件的支持，是丁當對施宏俊的信任，也給藝文季團隊施展拳腳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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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傳統”的講座地點定在上海市長寧圖書館。比起去年，會場更大，座位的排列也更疏離。臺上的主講嘉賓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劉東教授，和復旦大學的姚力教授。姚力以三十年前劉東主持編譯的一套叢書開頭，講了一段暫停出版后更換序言的小故事，引出了后續內容，開啟了整場講座。

比起前幾場文藝范兒的講座，這場的觀眾年紀都比較大，卻聽得非常專注，還有人認真地做著筆記。講座剛結束，工作人員就拿著速記稿開始整理，“要趕日報的截稿時間，盡快發給他們”，在這之前，她剛剛將上午講座的新聞稿發給媒體。

在臺下聆聽這場對談的，還有平安人壽的董事長兼CEO丁當。與他一起來的，還有公司的一些員工。穿著隨意的丁當坐在臺下，像其他聽眾一樣專注，還不時會心微笑或點點頭。在藝文季的宣傳折頁上，平安人壽保險的LOGO列在一旁，它是今年藝文季的全程支持，贊助了所有活動的經費。

嚴格說來，丁當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他的另一個身份是詩人。與韓東、于堅等人一起，他曾被譽為上世紀80年代最重要和最富有天才的詩人之一。從商多年，他始終沒有斷掉和文學圈子的交往。

在北京，丁當和施宏俊聊天時談及公司今年的培訓方向會從傳統文化角度出發，通過在公司學習《弟子規》來推動企業文化。施宏俊聽了，覺得這個想法“蠻有意思”。丁當用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公司培訓的主題，這和藝文季今年的諸如“儒家的生活世界”、“再造傳統”等活動內容不謀而合。“你要理解中國，不了解儒家的生活世界，不了解中國的傳統和再造傳統是不行的。”因為有文化上的契合點，所以施宏俊決定和丁當聊聊合作。

幾乎是一拍即合，丁當立刻同意了公司作為支持方為藝文季提供經費的想法。讓人意外的是，他們并沒有向出版社提出任何要求。這種無條件的支持，是丁當對施宏俊的信任，也給藝文季團隊施展拳腳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作為每年固定時間舉行的以“季”命名的文化活動，經費其實是一個大問題。二十多個海內外的嘉賓，邀請方要負責機票、食宿、行程，還有活動場地的選擇，以及整個團隊從北京到上海的成本，這些都必須列入考慮。而尋找商業支持的任務，就落在了施宏俊的身上。施宏俊說，尋找商業支持的過程，并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艱辛。每一年，“文景藝文季”都會有一個商業支持方，首屆是一家地產公司，第二屆則是一家藝術公司，“商業活動可以把我們的文化價值商業化。雖然我們現在也許也沒有完全弄明白這個轉化的過程，但方向是這樣的。”

進入出版行業整整二十年，施宏俊經歷了出版社轉企改制，面向市場和逐步開放的過程。在他看來，如今正有一波做線下文化活動的機會。“數字化時代，影響的首先是報紙、雜志等媒體，出版也同樣受到沖擊。但也要看到，里面是有很多機會的。線上的東西、數字化的東西多了以后，我們更需要一些線下面對面的活動。我們有很好的手段把大家聚集到一起，通過豆瓣、微信、微博等各種途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我們的讀者，可以很容易地組織一場大家感興趣的活動。文化類的活動以后會越來越多，并且這種活動會很個性化，小眾的、高品位的、有文化的，或者學術性的，各種活動都可以辦成。”

而王蕾現在已經開始考慮未來將藝文季發展到國內的二三線城市。西安、成都、長沙等城市都已經列入了她的邀約名單。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獨立書店起著重要的作用，“這幾年的出版環境當然不容樂觀，很多書店倒閉，但同時我又樂觀地發現，有一批新興的空間形式——你叫它書店也好，叫它閱讀空間也好——正在興起。最主要的是，總會有讀者有閱讀的需求，這也是24小時書店沒有在減少而是在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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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  在“來不及珍重”這場活動中，止庵聊他的新書《惜別》，聊他對人生離別的感悟。好友史航是這一場的嘉賓，除了聊書，兩人還聊了彼此對人生離別的感想，交流了一些“平常不太會聊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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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文景藝文季開始前幾年，止庵就常常被邀請作為嘉賓來參加上海書展的活動。最近這三年，他的出現頻率更高了——每一年，他都會出現在“文景藝文季”的嘉賓名單中，角色有時是主嘉賓，有時是陪聊客，有時是主持人。

之所以會成為藝文季的?？?，和施宏俊也關系頗深。大概十年前，止庵到上海參加活動，適逢施宏俊正好也在上海，兩人便相約去看當時熱映的電影《達芬奇密碼》?？措娪爸?，兩人先去了一趟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社一口氣送了止庵一大箱子書。一路上，施宏俊都在幫止庵扛著那箱沉重的書。后來天又下起了雨，施宏俊就在一旁幫止庵打傘，“自個兒身上都淋濕了”。

時至今日，止庵依然覺得那個畫面讓自己挺感動的，“現在這個社會，遇上這么質樸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很難得，所以就成了朋友。那時候，我們沒有什么出版上的關聯，就是因為那一天，他給我扛著箱子又打著傘，然后還請我看電影，我覺得不太容易。他并不是刻意的。說白了，就是一個好人”。

后來，當準備出版《周作人譯文全集》時，止庵壓根沒考慮別家出版社，索性直接就找了施宏俊談出版的事。而當“文景藝文季”第一年考慮要作活動時，也在第一時間想到邀請止庵作為論壇的嘉賓之一。

“活動很好玩的一個地方，在于你會發現人與人交往的紐帶”，王蕾說。去年，樂評人、影評人孫孟晉第一次來參加活動，聊漢德克的時候，王蕾發現他很喜歡伯恩哈德，于是今年便又請他來繼續參與，就聊伯恩哈德。在王蕾看來，比起關心邀請來的嘉賓吃什么、住哪里，其實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跟他聊天”，因為“你要了解他和他要做的事情，以及他要表達的內容。”

三年來，王蕾接待了不少國際的作家、學者、藝術家。去年，他們邀來蘇立文擔任藝文季嘉賓，而這次旅程也成為蘇立文去世前最后一次中國之行。“第一次見他，同事把他接到會場。當時他一直拄著拐杖，非常紳士做派。但是進入會場后，他立刻就把拐杖交給了工作人員，自己步行走進會場。”會場邊上布置了一圈書，九十多歲的蘇立文就輕輕地扶著書桌，緩緩走了十幾二十米的路程。在王蕾的回憶中，當天的天氣非常熱，而蘇立文是全場“穿著最多衣服”的人，“整套的襯衣和西裝，非常整齊”。

而在來到會場之前，藝文季的工作人員帶著蘇立文去了一趟思南公館，在公館邊上，有蘇立文老朋友住過的房子，“他曾經住在那里面過。他說他好像又回到了四五十年前的那個時候。”

藝文季除了是出版社與嘉賓間的紐帶，還是嘉賓與讀者間的紐帶。張大春、朱天心、駱以軍等臺灣作家的到來，給內地讀者帶來了不同的文化氣息，同樣地，內地的讀者也給了這些作家很好的反饋。王蕾時常聽他們提到，有時在臺灣做文學活動，甚至只有稀稀落落幾個人，而在上海，總是會有好幾百個讀者慕名前來，有時場地內甚至涌入了上千人。駱以軍就曾經在一次活動后，向王蕾提及，他覺得大陸的讀者比臺灣的讀者更有想法。“他覺得就當下來看，一些臺灣的年輕人在語言上面的退化很嚴重。”

有時候，你也會在藝文季中發現嘉賓與嘉賓之間的紐帶。第一年藝文季之所以邀來吳興國，就是源于張大春的推薦。“他是張大春的好朋友，我們也希望看到藝文季的活動不僅僅限于文學領域。”王蕾在臺灣參加過一次印刻文學營，“有一晚他們請來林生祥、張瑋瑋還有周云蓬做了一個小型的音樂會。我們為什么不能呢？以后我們也可以這么做啊。”

“文景藝文季”今年邀請的編劇史航，也是源于止庵的推薦。在“來不及珍重”這場活動中，止庵聊他的新書《惜別》，聊他對人生離別的感悟。好友史航是這一場的嘉賓，“他喜歡買書，我也喜歡買書，平常我們來往聊的，都跟書有關。他托我買本書，我給他背回來了，他就來拿。他問我這本書值不值得買，我說這本書不好不值得買，或者這書值得，這書價錢太貴，說來說去都是這些事。”這一回，除了聊書，兩人還聊了彼此對人生離別的感想，交流了一些“平常不太會聊到”的內容。

“藝文季就像一個緣日，”止庵說，“過去寺廟里有‘緣日’這個說法——在‘緣日’這一天，大家可以到寺廟里擺東西，互相結緣?，F在日本的廟里還有‘緣日’，比如說在京都，每個月22號就是東寺的‘緣日’。跟史航聊點書以外的內容，認真地討論，不太容易，平常也不太可能。這就是個緣分。所以，這個藝文季就有點像‘緣日’。”

越來越多人把藝文季當成一個在思想交流中結緣的日子，這也是施宏俊、王蕾和他們的團隊所期盼的。在他們看來，藝文季存在的意義，就如同2014年藝文季宣傳語中所書寫的那樣，“人的文學、人的藝術、人的思想，跨越語言、時空、國族的障礙，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終有不一樣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