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沙龍】張維迎 企業家是一種怪物
作為國內最早提出并系統研究企業理論的學者,張維迎長期關注中國產權制度改革實踐,對于“企業家”這三個字,有著獨到而深度的認識。
作為國內最早提出并系統研究企業理論的學者,張維迎長期關注中國產權制度改革實踐,對于“企業家”這三個字,有著獨到而深度的認識。
在前不久世紀文景舉行的講座中,張維迎分析介紹了中國經濟當下現狀的許多問題——當前中國經濟到底遇到了什么樣的困難和挑戰?如何實現轉型?轉型的過程中企業家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承擔責任的過程中又要逾越哪些障礙?
在解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企業家精神”浮出水面。在張維迎看來,過去三十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改革開放激活了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而如今,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種種難題,此時,更需要企業家精神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中國是否能出現比爾·蓋茨、喬布斯這樣成功的企業家?而在成功企業家的背后,又是什么掃清了他們的障礙,使他們得以努力創新創造財富?張維迎用深入淺出的方式,為大眾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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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做的所有決策都是沒有辦法用概率計算的,他面對的是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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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究竟是什么樣的一類人?
張維迎:首先,企業家面對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風險和不確定是不一樣的,風險是可以用概算分布計算的,比如保險公司算分布,比如日常生活里,你根據自己行走的速度、交通的堵塞程度,可以用概率計算到達目的地的時間。
但企業家做的所有決策,都是沒有辦法用概率計算的,他面對的是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所有企業家的愿景,他們對盈利的警覺,對未來市場判斷的能力,都非常重要。
哈默去蘇聯救死扶傷一趟,就可以發現市場(1921年,23歲的美國企業家哈默獲悉蘇聯革命成功后饑荒嚴重、瘟疫流行,帶了一所流動醫院和大批藥品抵達莫斯科,后來又用蘇聯的皮毛和魚子醬,換取美國的小麥,受到列寧的接見)。沒有任何軟件的時候,比爾·蓋茨要想到軟件。
我們一般人認為企業家在承擔風險,其實他們有更大的自信,他們的好多判斷都依賴于自己的想象,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培養企業家。企業家是天生的,他是一種怪物,就跟其他人不一樣。他可能很貪婪,也可能出自高尚的目的——為了國家利益辦事,但是他就是與眾不同。政府能做什么?就是創造一個制度環境。
這個制度環境包括什么?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如果沒有心靈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我不認為能真正地出現創新型的企業家。企業家最初的想法都很古怪,而我們現在一想到很多創新,事先就老想給它設一個框框。大家可以想象,一百多年前發明飛機的時候,要是政府出了一個關于怎么監管航空業的文件,我估計人類到現在都做不成飛機。
創新一定是面臨不確定的未來,只有人類的心靈自由才有實現的可能?,F在一些西方國家想把人類送到太空旅游,可是在中國呢,想都不敢想。在中國,離地三尺就屬于航空管制,好多生產民用飛機的企業根本做不起來。自由很重要——我們雖然覺得自由,但實際上我們很不自由,這就是創新出現不了的原因。
制度環境還包括穩定的預期。穩定的預期最重要的是法制,法制一定是保護自由,保護私有產權的。二百年前,亞當·斯密認為,一個國家從最原始的狀態發展為最大限度的繁榮,除了和平、輕稅賦和寬容的司法行政外,不需要其他東西。
和平當然很重要,但從歷史來看,即使和平都不是必然的。我們知道好多的企業在打仗的時候發展非???,當然有些人發的是戰爭財,但也有好多人不是?;仡櫄v史,上海很多企業都是1945年抗戰勝利之前發展起來的。
而現在呢,面臨的障礙太多。經濟方面,國有部門太強大,國有企業與公平競爭不相容;政府管制太多;金融不自由;私有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政治體制方面,司法不獨立,權力沒有關在籠子里,繼而產生權力尋租和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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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不是經濟增長的工具,是實現人的自由的一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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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少人推崇產業政策,但是幾乎沒有一個產業政策是成功的。為什么人們還推行產業政策呢?
張維迎:我想只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無知,另一個不好聽,就是無恥。
理論上講,產業政策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下,就是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有能力判斷未來。我覺得這個是完全錯誤的。坐在辦公室的人怎么能比一個企業家更知道什么是未來的產業?看看美國那么多年來發展的產業,單純由政府批的話,哪一個能出現呢?現在好多產業發展得好,都是政府不懂的時候做起來的,一旦政府覺得懂了,這事可能就麻煩了。
就拿光伏產業來說,本來是私人做起來的,一開始發展不錯,但政府一旦認為它是戰略性產業就會大力支持,各地免稅,給各種優惠,到處開花,結果,把這個產業毀了。這是毀掉的一類,還有扼殺掉的一類。二十年前,李書福生產汽車,政府的主管部門告訴他生產汽車很復雜,一個民營企業生產汽車不是找死嗎。李書福說,給我一個找死的機會好嗎?
我們有大量的歷史經驗和理論證據可以證明產業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最重要的是軟的制度而不是硬的制度,這是我們必須記住的。我的忠告是,做什么事一定不能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
當然,你會忍不住,因為政府會給你優惠。人是貪婪的,政府給我幾千萬,我干嘛不要?但是這很可能讓你走入歧途。我反對政府給任何企業優惠,從歷史來看,企業家就得靠自己,該死就死,有本事就存活,這才是經濟的活力所在。政府關注的是什么?是森林的茂盛,而不是樹木的死亡。
但是沒有樹木的死亡,森林不可能茂盛,所以政府不應該對個別企業提供特權,不應該實行歧視性、特權性的政策。爭取廢除任何特權,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中國的體制下,一旦你做得好了,你容易變得有特權,但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再進一步講,企業家要真正發揮作用,要建立市場經濟。只有計劃經濟是政府建的,沒有市場經濟是政府建的。政府要做的是掃清市場的障礙,企業家的創新、企業家的精神自然而然就來了。
中國目前的改革是功利主義的改革。何謂功利主義的改革?經濟發展是最大的事,GDP是最大的事??渴裁春饬恳磺??靠是否有利于GDP。有利的就是好的,不利的就是不好的。這種功利主義的思想不利于我們今天的發展。
為什么要民營企業?因為民營企業有效率。但我覺得有效率不是唯一的理由。我們真正認識到自由創新、自由創業、自由交易,都是人基本的權利,不可以輕易剝奪。我們應該由功利主義轉向權利優先。人應該有基本的權利,這些權利先于任何的功利,先于任何的利害標準。當然涉及物質利益的一些東西可以用功利主義標準,但是涉及基本權利,人權和尊嚴,不能按功利主義。
市場不是經濟增長的工具,是實現人的自由的一種途徑。如果我們尊重人的基本權利,市場經濟自然會來。反之,如果我們的體制不尊重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
民營企業對發展經濟有利,政府就開辟專區給予優惠政策,過幾天發現它對發展經濟不利了,政府就又把政策收回來。但作為權利的話,不管有利沒利,都是不能收回來的。只有在那個情況下,國家才能真正地給民營企業家或者每一個人安全感,有了這種安全感,我們才會去創新,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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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是自己折騰出來的,凡是別人任命的人都不能叫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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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該如何面對中國的轉型?
張維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回答另一個問題:中國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轉型?
當前的中國經濟會有一些麻煩,不那么順利,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原因有幾個。首先,過去經濟的高增長主要是靠借來的,這些后發優勢在消失。不要期待中國經濟再像過去一樣,有那么高的增長,如果中國經濟十年能在3%的速度上,就表明我們是很正常的國家、正常的經濟,現在屬于非正常階段。
企業家記住一點,任何一個東西最后都要由消費者買單。哪怕生產一個螺絲釘,這個螺絲釘要擰在一個機器上,這個機器得有人要,沒有人要就賣不出去了。政府不考慮這個。投資1000億就有1000億的GDP,生產出來的東西誰要,他們不管。中國現在為什么產能過剩,而且大家還在投資?政府刺激只能投資他知道的產業,沒有辦法投資他不知道的產業。
我用過一個比喻,用信貸刺激增長就類似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兩種出路,一種就是你把老虎尾巴放開,老虎把你吃了;或者你追著老虎跑,最后累死。我們現在還抓著老虎尾巴,抓到什么時候不知道,但我覺得看上去已經累得不行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企業可能要做好準備。
接下來的中國經濟會有一些大的空白,逃不過去,想逃的話,問題會越來越嚴重??梢酝?,拖到最后,就像抽鴉片一樣,煙癮發作了繼續抽,毛病會越來越大。中國會有一些企業死掉,也會有新的企業、偉大的企業不斷出現。生生死死,有一個淘汰的問題,對淘汰者來說,這就是危機?,F在很多企業依賴于政府的優惠政策,這是很危險的。必須記住,只有消費者才是你的衣食父母。
管理者和企業家是兩類人,我們現在老弄混。管理者是用正確的方式做事,企業家是做正確的事情,要判斷未來。日本好多企業為什么麻煩,因為老一代的企業家退下來之后,企業都變成由管理者在管理,這些管理者管理最大的追求是不出事,避免大的風險。創造性的東西為什么都是新的企業去做?因為他沒有負擔。
國企的管理者一定具有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素質,但是從制度上講我們不能叫他企業家,他并不真正承擔經營的風險。企業家是什么?就是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人,判斷失誤就完蛋了,判斷成功就紅了。說的就是比爾·蓋茨、喬布斯、馬化騰這種人。馬化騰當時找投資的時候,要的只是50萬美元的投資,都沒人愿意給他,最后是南非的一家傳媒集團給他投資,他才成功了。這就是企業家。企業家不是靠任命的,企業家是自己折騰出來的,凡是別人任命的人都不能叫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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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不功利主義的話,企業家就不會太功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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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增長的舞臺上,如果我們把主角讓給企業家的話,政府到底應該怎么樣重新去界定自己的角色?
張維迎:有人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高速增長,在于每個地方的執政官員都把經濟增長作為自己的首要政績。最近反腐是熱點,打老虎的趨勢一波接著一波。我們看到,當把地方官員的動力遏制掉,也會發現他們沒有動力去做任何事情,造成某種行政體制的癱瘓。
一個國家從長遠來看,靠地方政府搞項目、發展經濟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好的?我認為是不好的。為什么中國這么依賴于地方政府?就因為我們的權力,太多的投資權、決策權掌握在政府手里。我說的企業家不是指某一個人,不是指柳傳志或者馬云,我說的企業家精神是針對中國每個人,哪個是企業家,我們真的不知道。二十年前,沒有人知道馬云,但他如今是最偉大的企業家。給企業家自主性,就是使每個人的聰明才智能夠發揮出來,中國必須往這方面走。
如果政府不功利主義的話,企業家就不會太功利主義。我并不是說賺錢就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就是把某一種東西作為目標,所有行為都圍繞這個。功利主義會傷害好多社會道德。
從某種意義上講,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定的企業家精神。不做企業的人也有可能有一些企業家精神,政府官員也可能有一些企業家精神。在企業里邊,也不能只有一個人有企業家精神。我們觀察發現,由一個團隊做起來的企業,經常是一個人在前面走,后面好多人都落伍了。
企業家精神在一個人身上不是永遠存在的,他可能會在某一段時間、某一種環境下存在。持續保持企業家的創新性精神,很難得,能做到的只有少數人。
企業家就是對未知世界進行探索的人。人類之所以能進步,靠的也是企業家精神。這種精神從古到今都有,只是沒有像近代表現得這么突出。
古代好多企業家精神,都用于政治,都拿來當官去了?,F在的社會需要法制環境、公平競爭的環境,這樣的話,企業家才能真正去創造財富。
張維迎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1984年獲西北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同年進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1994年9月獲得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11年,因對雙軌制價格改革的開創性研究獲得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主要著作包括《市場的邏輯》《理解公司》《企業家》《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大學的邏輯》《市場的邏輯》《博弈與社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