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山 莫干山會議30周年紀

“波瀾壯闊的洪流，改天換地的歷程，其中有一段中青年經濟改革研究活動的活躍時期，可稱得上是洪波曲中的一朵潮頭浪花。”30年，風風雨雨，起起落落，一代人的經歷，一個國家的見證。莫干山會議，經濟改革風云激蕩，中青年學者在這里論劍，士大夫情懷和為國獻策的精神，久駐于他們的心間。聚是緣，散也是緣，起是因，落也是因，千秋家國夢，一世改革情，華生、賈康、徐景安，他們都在這場影響中國命運的會議中，縱論春秋，雖有得失，卻心態坦然。

論劍莫干山

莫干山，因劍而著世，30年前，一批有志青年，在這里相聚，很有問劍天下，指點江山的情懷。這場會議，成就了一些人，也引來了一段名利之爭。

“中國改革時期的會議很多，能被記載的很少。而中青年經濟學家的兩個會議將被載入史冊：一個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會議；一個是1989年3月的京豐賓館會議，前者，使中青年全面崛起，開始影響中國的改革時代；后者則隨著那年初夏的歷史事件而暫時銷聲匿跡。開會的人，各奔東西；有的升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經商了，有的走遠了。”

在《八O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作者柳紅眼中的光芒，記者覺察出憂傷與堅毅的交織。北苑路加利大廈，柳紅把自己的小家布置的雅致井然，客廳一側擺放著傳統的桌椅和茶具，這是她的待客之所，一眼便能看到她與丈夫朱嘉明的合影。

雖然沒有直接參與這場會議，但是能從全景上觀察會議的傍觀者，為數寥寥，柳紅便是翹首。為了理清莫干山會議脈絡，她采訪了諸多參會者，查閱了不少資料，得到的，都是媒體人孜孜以求的鮮料。因為一些人不在國內，她啟用了較為先進的采訪工具和手段，用SKYPE與受訪者們徹夜長談。

柳紅珍藏著一張照片，這是一張黑白底的長幅照片，上寫著“1984年9月浙江莫干山，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合影”，透過時間的滄桑，30年前那一張張鮮活的面容躍然紙上，183個人影記錄著那段歷史。

非常之地，非常之遇

在中國地圖的東部，如果把滬寧杭三地聯線成為一個三角形，人們會發現，這個三角形的中心，便是地處浙江北部的莫干山。這里草木繁茂，氣候宜人，是江南難得的避暑攬勝之地。古有干將莫邪在此地鑄得雌雄兩劍，莫干山因此名揚天下。

1984年的夏天，酷暑難耐，誰也沒有料到，一場影響中國命運的會議，會在這里拉開帷幕，80年代后期一系列重要改革政策，也在這場會議中醞釀和論證，組織和參與會議的人，雖還健在，卻也兩鬢斑白，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憶和期待。

莫干山會議的發起，從一輛火車開始。會議的發起人，朱嘉明、劉佑成、黃江南、張鋼，那時候，他們剛步入中年，“朱嘉明33歲，黃江南34歲，他們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的經濟師、助理研究員。”他們也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工業經濟系第一屆碩士，上山前，剛參加社科院組織的第一次博士生招生考試。巧的是，柳紅正是社科院工經所的碩士，論輩分，他們都是柳紅的師兄。

在天津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黃江南和朱嘉明等人討論，農村改革已經5年了，城市改革還沒有配套，這便是會議發起的初衷，而莫干山能夠成為會議的場地，并聚集起全國最優秀的一批中青年經濟研究者，并非偶然，它是歷史沿承的自然結果，只不過花落于此，在這里長成參天大樹。“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后第一屆大學生都畢業了，很多人走上了工作崗位，有的還上了研究生，人才已經有了儲備。其實，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工作者雖散居各地，但已經有了團體意識，密切注視著國家的發展和變化，也關注著彼此的境況，只要有一個機緣，大家都十分心齊，彼此響應。”柳紅說。事實上，一直以來，經濟研究者們并不孤獨，他們有的保持著聯絡，以各自所在地為據點，隨時準備發聲和行動。80年代大環境變好后，莫干山很自然地位經濟圈子的聚合與發聲提供了理想的場地，這里成為以中青年為代表骨干的老、中、青經濟工作者和研究者的交流平臺。

在朱嘉明的日記里，有這樣一段記錄：“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自9月3日-9月10日召開，這是我提議，與佑成、江南在今年3月于杭州發起的。會議成功了，感到由衷的欣慰。”為了組織會議，朱嘉明9月1日便在山上住下，329樓是他的記憶抹不掉的數字。每天早上，他都去爬山，這位地道的北京人要感受一下南方山形的俊秀與北方山勢的的雄渾之異。

會前的5月份，《中國大趨勢》的作者溫元凱便在安徽合肥組織了“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和中國改革研討會”，他把當時鳳陽縣縣委書記翁永曦、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布鑫生、鞍山無縫鋼管廠廠長王澤普等改革的先鋒人物聚集在一起，開了一個“全國改革者大會”。

溫元凱鋒芒畢露，會議“理所當然”地受到的中央領導的批評，憑什么叫“全國改革者大會”，沒參加的就不是改革者了嗎？莫干山會議組織者之一的張鋼事后回憶，“改革者大會”后，因為這種開會形式過于扎眼，事后草木皆兵，于是，莫干山會議的組織者們汲取了教訓，改為多家新聞機構聯合發起。

為了裝大聲勢，他們選擇了《經濟日報》、《經濟學周報》、、《中國青年》等媒體作為合作對象，發布消息。1984年6月12日，《經濟日報》以“本報訊”的形式發布會議信息，向全國征集論文：“本報訊 《經濟日報》、《經濟學周報》、《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等報刊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將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聯合召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討論的中心內容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從本月中旬開始，向全國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廣泛征集論文。論文入選將作為正式代表應邀出席會議。論文寫明‘九月征文’字樣，寄北京市《經濟學周報》社。論文不超過八千字，提綱不超過一千字，并請寫清作者姓名、性別、年齡和工作單位。”

“這也算是廣告吧，當然這在當時也不不叫廣告，是一條消息?！督洕請蟆匪闶谴髨罅?，《經濟學周報》只是當時唯一的一份小報。”經濟學家華生就是當時在這兩份報刊上看到消息后，將自己的論文寄過去的。莫干山會議則是以文選人，不論資歷，不論長相，不論官階，大家彼此從不認識，只是看到一條消息后把論文寄過去，至于會不會選中，似乎都不抱有必然的希望，當然，內心那份期待自不必說。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召開的。

有時候真是造化弄人，這條信息注意到的人并不多，“那個時候，誰看到了誰才可能寫了，沒看到的就算了。我們的同學高梁，他是顧準的兒子，他參加了籌備組，任務就是選文選人。”華生回憶說，高粱也在與記者的電話里，推薦了華生作為談論價格雙軌制改革采訪對象。

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高粱與《經濟日報》等媒體，還有組織者朱嘉明、黃江南都比較熟，在他的影響下，北京經濟研究圈子里的人都參與進來了，比如周其仁、王曉魯，華生則是從報紙上看到的消息‘“哎呦，還有這事兒啊”。華生把自己寫的一片關于商品市場的文章寄一個過去，不久他收到通知，“文章入選了，通知我到莫干山來開會。”那個時候，華生還是社科院的一名研究生。

盡管是以文選人，不過上了莫干山，開會的內容與論文并無多大關系，甚至到今天，華生都沒有見到自己和別人參選的論文，“因為這些文章在會上根本沒有發，當然那時候條件也差，根本也沒有說誰是靠什么文章來的，沒這話。”

甩開膀子，上下一心

9月的江南，酷暑還未退去，驕陽似火，一批熱血之士甩開膀子，揮汗如雨，絲毫沒有倦怠之意。有人為了參會，15個小時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乘火車趕會。會場上，所有的討論組氣氛都很熱烈，從早到晚，沒有人退卻。

會議討論得十分熱烈，盡管后來華生以“價格雙軌制”聞名，會議開始的時候，他去的不是價格組，而是農村組。在所有的小組討論中，價格討論是最激烈的，自然也是最容易引起上層重視的。不過，一幫懵懂上山的小伙，似乎對談論什么并不在意，因為改革的問題太多太繁?，F在看來，一些討論的問題已經相當前衛，比如有人建議發行“特區幣”，有來自內蒙的人提出反梯度理論，“特區幣”則因為可能造成人民幣匯率波動只能作罷，反梯度理論也因和當時改革開放從沿海到內地漸次推進的國家戰略相沖突而未受到重視。

和華生一樣，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也是在讀碩士研究生，他比華生小一歲，莫干山會議，們都已進入而立之年，兩人都從基層干起，當過工人，恢復高考后上的大學。也許是機緣巧合，1984年，賈康寫了篇論文《論廣義狹義價值規律》發表在當時被經濟學界最權威的理論刊物《經濟研究》上。論文能在這樣的刊物發表，給賈康在經濟理論界帶來了“知名度”。后來，蔡重直找到賈康，推薦他參加中青年論文初評和莫干山會議的事宜。蔡重直也是當時經濟界小有名氣的青年人，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研究所研究生部讀研，人行研究所研究生部在業界算是名氣，人稱“五道口”，有金融界的“黃埔軍校”之譽，吳曉靈便是蔡重直的班長。

改革開放初期，沉寂已久的思想界開始活躍，經濟理論界也開始討論起一些涉及到根本的問題來，正是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機遇中，中青年經濟研究者開始嶄露頭角。賈康回憶，當時已有傳聞，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翁永曦這改革四君子在80年代初上書中央，提出“重調整、緩改革”的階段性要領建議，得到高層肯定；后來，最初以民間身份參加農村問題研究小組的一批年輕人進入了杜潤生領導下的中央農村政研室，在國家體改辦之下，又成立了體改研究所，成員中有王小強、李峻、張剛、張少杰、趙榆江等一批有朝氣的年輕人。

賈康的印象里，莫干山會議是在在體改所尚未進入十分活躍狀態之前舉行的。會議的籌備者聯絡了方方面面的人士，得到浙江省的省級研究機構的支持，舉辦了全國征文來選取參會者，而后聚于一山，共商改革大計。

賈康記得，他在籌備組那里領到一大捆應征稿，他一份份閱讀，并標明了自己的看法。給他印象最深的，是自己推薦的貝多廣，此人后來成為中國金融行業領軍人物。貝多廣在莫干山會議后進入財政部工作，后來又進入金融界，曾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做過JP摩根北京代表處任首席代表。時間過了30年，賈康已經記不起貝多廣的論文寫的是什么了，但他肯定，貝多廣的論文水平“明顯高于一般的征文作者”。

給賈康印象很深的，還有一位來自西藏交通局的作者，他寫的是關于交通管理體制改革的，賈康覺得這樣的文章作者有其獨特的地區代表性，所以作了推薦，后來還真的入選，賈康回憶說：“莫干山會場上上見到他，感覺是超乎想像的年輕，看去也就是二十掛零的一個小伙子。”在莫干山會議召開的大會上，主持人專門強調了這次中青年會議的意義，并介紹了這位西藏小伙子一波三折的參會過程：開始其所在單位不同意，是籌備者抬出了中宣部、中組部這樣的名義，才解決了問題，交通費也專門作了特殊處理，他才得以成行。

賈康還介紹了一位浙江的年輕人閻卡林，此人在工作單位堅持自學和撰寫經濟方面的文章，但遇到不好的待遇，單位領導卡他、治他。“可能僅是出于心理不平衡，這在那個年代十分常見”，賈康說。莫干山會上，為了解決這個年輕人的參會難題，當場有中組部青年干部局的人宣布，已向北京打長途電話請示后決定，推薦閻卡林到《經濟日報》工作，擺脫他的不良環境，全場馬上爆發出火熱的掌聲，此人才能順利參會。后來，閻卡林在《經濟日報》理論評論部主任，寫了大量文章，主持過專欄。

這次會議能形成規模并得到高層的重視，并非大會組織者事先設計好的，很多事情都是機緣巧合，根本預料不到。“會議開幕式浙江省長去的去了，經濟日報的社長張鋼也去了，還有國家經委主任、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這些人他們也都是老革命的。實際上最重要的不是這個，最重要的是總理的秘書去了?，F在的會啊，去一個部長都不算什么，但是聽說總理秘書都來了，大家精神一震。”華生回憶。

順著華生的思路，記者了解到，參加這次會議的規格確實不低，中央層面的人，孔丹、王岐山等人都上了山，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些中央領導的態度。地方上，時任浙江省省長、省委副書記薛駒，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羅東，以及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浙江大學的領導也出席了會議。

一個最初由媒體組織的會議越辦規格越高，華生認為最關鍵的是被一批在體制內有影響有關聯的人重視了。參會的人，“比如陳一咨，后來直接升任體改所所長，王岐山更不必說，他是姚依林的女婿，也是改革四君子之一。”在會議組織者中，朱嘉明和張勁夫秘書孔丹很熟，孔丹又與總理秘書很熟?？椎じ鴱垊欧蛞宦氛{研到了杭州，孔丹對張勁夫吹風，有一群年輕人在莫干山上開會，研究經濟體制問題，包括價格改革，張勁夫當時任國家經委主任，管的就是這個事?？椎ぴ趶垊欧蛎媲罢f，我跟這幫年輕人很熟，是不是可以去聽聽，沒準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東西。巧的是，總理秘書也在山下。在張勁夫的應允下，孔丹和總理秘書一起上山，一場大戲開鑼。

“中青年蓬勃而出，一大批投身并活躍于80年代中后期的經濟研究活動的年輕人，在后來的中國改革開放失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一些人已經躋身為國家領導集團，有的成了國家領導人，有的成了重要部門的領導者。”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賈康的情緒也跟著興奮起來。“如王岐山、馬凱、周小川、陳元、樓繼偉、郭樹清、肖捷、吳曉靈、劉克崮、陳錫文、許善達、魯昕等等。除了這些人士成為領導者外，周其仁、張維迎、宋國青等作為學者，至今都是學術理論界的帶頭人，華生、曹遠征等作為頗具影響力的證券、金融界人士，也繼續活躍。”正是這批精英，參與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中國經濟改革。

莫干山會議后，華生直接參與了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出入于中南海的高層會議，陪領導外出考察調研，一下子被改革的洪流卷到了最高層，只是，風光不久，他不得不面對命運的選擇。出國、回國、下海，一段曲折的經歷后，華生崛起于商界，不過，是大夫情懷讓他重操舊業，研究起中國最為復雜和糾結的土地問題，他要破解中國的土地迷局。采訪中，他送給記者一本他的專著《城市化轉型與土地陷阱》，并表示第二本書即將付梓。

是非當論，名利莫爭

一個理論發明權的爭議，驚起了一灘鷗鷺。雖然時隔30年，每個人的回憶都帶有自己的記憶因子，很難做到完全重復歷史，不過，從當事人的表述中可以發現，某些人遭到圈子內人們的反感，不過事情并沒有發展到沒有排斥和決裂的程度，見面不說，卻心照不宣。

華生下了海，賈康留在了體制內，作為當時會議上山官方人士徐景安，他的故事也不少。徐景安1985年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80年代后期，他調任深圳體改委主任，成為深圳證券市場的開拓者。提起莫干山那段往事，徐景安有說不完的話。1984年初，徐景安在國家體改委宏觀規劃處任處長，他參與了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過程，“我對那個時候整個改革情況都比較清楚，說得比較狂妄的話，我是改革的元老。”從徐景安紅后快速的上?？谝糁?，記者發現他的回憶體現出驚人的準確。當時，為了組織莫干山會議，時任《經濟日報》總編的張鋼找到王岐山，王岐山向張鋼推薦了徐景安。俆景安，自然成為莫干山會議重要的官方代表和組織者、見證人。

前文提到，溫元凱搞了個“改革者大會”，會議受到送樣領導的批評，參加莫干山會議前，有領導擔心她出事，勸他不要去了。面對領導的好意，徐景安晚宴謝絕，他不愿意“臨陣脫逃”，既然決然地參會了。“我是冒著丟烏紗帽的風險去的，你說不讓我去，我偏要去，如果以后出事我肯定跑不掉。”在莫干山，徐景安遇到了一干銳氣十足的年輕人。

雖然過了30年，徐景安的記憶依然清晰。特別是對價格雙軌制的回憶，他的聲音隨著回憶的深入變得硬朗洪亮而，看得出來，這是他感情的流露。“那個時候，價格問題成為一個很大的難點。國務院開了無數次來會討論怎么解決，有小調的，有中調的，有大調的。當然不管是小調、中調、還是大調都找不到出路”。

徐景安將價格列為討論的首要問題，“七天七夜我都在研究這個問題”。2011年11月，第四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委會將“價格雙軌制理論”獎辦給了，以華生、何家成、蔣躍、田源、張維迎等主要貢獻人，其中并沒有徐景安。對此，徐景安給記者出示了一份材料，這是他在2012年1月19日刊登早《香港商報》上的文章。文章中徐景安提到，“討論的主要參與者都一個不落地列上，而唯獨把作為‘主要組織者’和‘總報告執筆者’的我遺漏了？！”

“后面就是吵架，完全是吵架，爭奪名利的一場斗爭就開始了，是張維迎開始的。”徐景安搖搖頭。他向記者回憶，張維迎在西北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就在自己手下工作過，隨著“價格雙軌制”的呼聲越來越高，張維迎的學術地位也在慢慢提高，“所以他野心勃勃，他就說‘價格雙軌制’理論是他最早提出來的。甚至有人給我分析，說張維迎想以‘價格雙軌制’的名義弄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實際上也有這個想法。他不提我也不提華生，后來華生就有意見了，于是就開始了爭論。”《香港商報》那篇文章發表后，張維迎不樂意了，他要徐景安再確認一下，“價格雙軌制是我最早提出來的”。

“價格雙軌制最后的活動、決策、議論的過程，今天我平心而論，第一，張維迎是有很大功勞的，但是功勞不是他一個人的。華生他們也參與討論了，大家都參與了。第二，我還有更大的一個功勞，我把學術性的東西變成了一篇兩千多字的文章，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思路。但是到今天為止，我的作用還是被埋沒了?，F在，這個事情我還是不愿多提了，說多了得罪人”。對于價格雙軌制理論獎的評比為什么會遺漏自己，徐景安猜想可能和自己沒有進入學術圈子有關。

其實，華生之所以排名理論獎只首，在于他提出放調結合的思路，并且由他代表價格組向領導作了匯報。事后，華生總是強調這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他在價格雙軌制理論獲獎獲獎致詞中，也沒有忘記這位老領導，提到了徐景安：“那次會議實際上最主要的組織者，應該說是王岐山同志，包括做出貢獻的整個報告執筆人徐景安，印象特別深的是專門點將，總報告由他來執筆，我們當時是學生，他是國家體改委處長。”

在孔丹的回憶錄《難得本色任天然》中，孔丹回憶價格雙軌制時也提到了華生，并沒有張維迎。華生說：“可能是覺得他太激進，不行。張維迎有貢獻，但是他比較吃虧，大家覺得他太離譜了。”盡管有這些糾結，見面時華生和張維迎從來不提這碼事兒，“該來往時還是來往。雖然他們北大的活動從來不請我，但我有活動會叫他，反正我請他。”

莫干山會議，成就了一批人。徐景安承認，自己在會議后升官了，“不僅我升官了，一批人都升官了，特別是一批年輕人。”如今的徐景安雖已退休，他仍然經歷充沛，在深圳拉了只隊伍，搞起了一家中國幸福研究院，親任院長，希望能發揮些余熱，做一些公益事業。

參加莫干山會議的人，有的依然活躍，有的銷聲匿跡，在評價他們的時候，茅于軾表現出了寬容和多元，他特別寄語當代中青年經濟學者，要解放思想，能容納不同的意見。

茅于軾：莫干山會議的標志是思想解放

莫干山是一個符號，也是一個磁場，它吸引著老中青三代經濟學者和企業家前來“朝圣”，這些活動，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官方如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組織的幾次莫干山會議，民間則如近期由搜狐財經、人文經濟學會、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在釣魚臺國賓館共同舉行 “莫干山：1984的創新與動力”的峰會，茅于軾、周其仁、張維迎、陳志武、姚洋、盧鋒、劉永好、梁建章等經濟學家、企業家參會，為當下的中國改革給出建言。作為當代中國經濟學家的元老，茅于軾始終是經濟學界最受尊崇的老人，其聲望之高，盛名之隆，讓后生晚輩們仰止，像陳志武這樣的經濟學大腕，也以受到茅老的夸獎而自豪。

重要的是現在

記者：盡管您當年沒有上莫干山，會議仍然得到了包括您在內的老一輩經濟學家的高度評價，如今回頭來看，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什么？

茅于軾：整整三十年了，參加莫干山會議的一些人跟我談起過這個會議，很活躍，這給我很深的印象。1984年的時候，時代背景很特殊，1983年是清除精神污染，把西方的東西都看成是壞東西。莫干山會議，開始用了一點西方的經濟學。應該說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渡，但是當時尊重、理解現代主流經濟學的人可以說沒有。后來我們才慢慢理解了企業性質的理論，那是1991年吧。1984年跟1991年相差七年，就是七年之后，我們才懂得產權的重要性。莫干山的時候討論的是價格的重要性。其實價格不是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產權。

記者：您剛才提到雖然沒有參加過這個會議，但有些人向您透露過這個會議的一些細節，是哪些人呢？

茅于軾：我記得有徐景安，還有高尚全、張維迎他們。

記者：近年莫干山會議的活動是比較多的，6月21日的活動您還親自參加，感覺這種會議于過去又什么不同？

茅于軾：這一次紀念活動大部分發言的人談的東西，與莫干山會議其實不是很密切，原因是三十年過去了，印象越來越淡了，他們關心的是當前的問題，所以更多是講現實。因為我耳朵不好，那天開會除了放映的幻燈片我有印象，他們講話的我就沒聽進去。張維迎講了經濟學的新思潮，這個跟原來的莫干山會議關系不大。梁建章講的就是跟計劃生育的事，跟莫干山會議也沒關系，他提出了要鼓勵生育不是計劃生育，要趕緊鼓勵生育，我很同意他的看法。

記者：您所見到的昔日參加會議的人重上莫干山，是不是還能看到他們身上還保持著一種改革的銳利？他們的思想跟那個時代相比有沒有發生變化？

茅于軾：確實有很大變化，在莫干山會議上有一些很活躍的人，現在銷聲匿跡，沒動靜了，例如說田源吧，他在莫干山會議上非?；钴S，以后他還活躍了一段時間，后來慢慢的他就淡出了。這是個人的選擇吧，發揮自己的長處并沒錯。至于堅持研究改革，研究經濟學，這里有一些比如華生、張維迎還是繼續在這方面有探索、有貢獻的。

記者：您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關于價格雙軌制的一些爭議有什么看法？

茅于軾：重上莫干山活動中沒有人提價格雙軌制的事。價格雙軌制是誰發明的我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確實對中國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經常拿我們跟蘇聯比較，蘇聯是休克療法，一下把老的都廢了，推向市場。我們是雙軌制，兩個都同時存在，計劃經濟還保留，另外開一個市場。我們這條路比蘇聯就好得多了，蘇聯那個做法，整個國民經濟大倒退啊，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我們呢，這三十多年一路是高歌猛進，生活不斷提高，這跟“價格雙軌制”有密切的關系，我覺得“價格雙軌制”對中國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不止是紀念

記者：很多人莫干山會議看成改革開放時代經濟領域的頭等大事，莫干山現在也形成了一個新的磁場，吸引了老中青三代經濟工作者和研究者前來。您覺得莫干山會不會煥發出新的活力和生機？比如，成為改革者們聚集的新的場地，或者有一種精神的傳承。

茅于軾：我比較同意這個判斷。后來的莫干山會議是老中青都有參加的。大家為什么選擇在這樣一個地方開會呢？大概有一種希望，就是希望恢復1984年莫干山會議時思想的活躍，以及大家對社會的關心?，F在有點叫人失望，大家關心的是賺錢，對國家前途的關心跟那個時代比較就差了一點。所以現在紀念莫干山會議的各種活動，實際上是希望重新啟動改革。

記者：現在的莫干山會議或紀念活動是不是成了程序化或形式上的東西，跟當時解放解放的氛圍是不是有一定的差別？

茅于軾：是啊，那個時候思想很解放，但是我也說過那個時候的理論準備是不夠的，因為當時理論界對于現代經濟學的了解非常非常欠缺?，F在不一樣了，我們對經濟學的理解不一樣了，大學老師，包括研究生，他們對現代經濟學的了解遠遠超過三十年以前。這樣有助于我們今后少走些彎路。從經濟學水平來講，現在的水平遠遠超過那個時候，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現在的環境都要超過那個時候。但是現在的活躍力就不夠了，不像那個時候思想解放，我覺得莫干山會議的一個標志就是思想解放，現在我們還有好多事不敢想。我們的思想每解放一次，國家就有一次大的進步，不敢解放思想，老在別人的框框里找東西，就沒有大的進步。解放思想對中國始終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這個是我的一個基本看法。

記者：最后請您對目前的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說幾句話。

茅于軾：我還是希望他們解放思想，要敞開自己的頭腦，要容納不同的意見，能夠從邏輯上作出判斷，這就是我想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