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欄馬圈】王受之專欄 海明威的桂林

1941年春，中國的抗戰處于膠著狀態。當時美國還沒有參戰，國內和平主義甚囂塵上，羅斯福用“租借法案”來支持歐洲抵抗法西斯。對在整個遠東、中國進行侵略戰爭的日本，美國僅僅是實行廢鋼鐵的出口制裁而已。當時，美國政府和民眾對美國是否應該到中國戰區來參戰分歧很大，絕大部分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中立，而不是卷入世界大戰，另外有一些人認為美國應該支持歐洲反法西斯戰爭，但是對于中國戰場，絕大多數人感覺是鞭長莫及，況且對遠東的真實情況缺少了解。海明威受 《科利爾》周刊委派，其實就是要做一個中國戰場的個人觀察，寫成文章，他要來中國實地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時了解蔣介石的抗戰意志到底有多堅定，國民黨軍隊到底有多少戰斗力。他的使命是了解中國民情、國民黨的實際戰斗力和蔣介石政府的抗戰決心，讓美國人和政府有一個第一手的看法。

海明威與新婚妻子瑪莎·蓋爾霍恩先到香港，逗留了一個月，然后又去了桂林。1941年3月，這對夫婦搭乘飛機穿越日軍陣地，到達第七戰區屬地韶關，面見戰區司令余漢謀。在國軍官兵的護送下，兩人曾靠近廣州城，近距離觀察日軍防線，撤退時，海明威親手炸毀了日軍的一段電纜，算是遂了與日本人作戰的心愿。四年后他又在巴黎與德軍殘余交火，成為與納粹和日寇都打過仗的美國人之一，這是后話。

桂林本來并不在海明威的行程計劃中，在行軍途中，他不停聽人說起桂林是中國最美的地方，于是臨時改變主意往桂林而來。他坐船騎馬，穿山越嶺，于1941年4月4日到達桂林，住進桂林正陽路的大華飯店。翻譯過海明威文章的作者沈東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描寫了他們夫婦來桂林時的情況：“他們運氣不太好，四月是桂林最潮濕的季節，墻上都出水。蓋爾霍恩說這是她有生以來見過的最骯臟的酒店，床上、地板上和墻壁上都有臭蟲，那些小蟲子不但咬人，還發出惡臭。所有的家具都是竹制品，煤油燈下放著臟兮兮的碗，連倒臟水的地方都沒有。廁所在走道盡頭，倒是鋪上了瓷磚，但被堵死了。蓋爾霍恩往房間各個角落撒消毒粉，還是不放心，不敢在床上睡，跟海明威吵架，說叫你不要來中國，你不聽，要是跟我直接去新加坡多好。”

海明威在中國的行程是韶關、桂林，4月份這一帶其實不算熱，但卻最潮濕，這對于海明威夫婦來講是很難受的。何況舟車勞頓，蛇蟲鼠蟻更加讓人煩惱。原先說好去重慶的飛機不能落實，加上對戰區安排的英文翻譯不滿意，蓋爾霍恩怨聲載道，埋怨海明威不應該來中國。她從桂林給母親發信，說中國之行很敗興，艱難不說，讓她受不了的是沉悶，哪怕在香港，生活也麻木不仁。對于她來說，好像來中國是一個折磨。而海明威是一個敏銳的作家，又有報刊委派的文章任務在身，態度自然截然不同。海明威在文章里寫桂林：“成千上萬的微縮小山，在原野上列隊，都僅有三百英尺高，我們都以為中國畫上的風景，是想象出來的，其實不然，完全是桂林山水的翻版。這里還有一座很有名的巖洞，現在用來做防空洞，可容納三萬人。”這個可容納幾萬人的防空洞，應該就是七星巖。

海明威喜歡喝酒，在這段時間喝到了本地的蛇酒，在潮濕悶熱的桂林大華酒店抽著香煙，一篇又一篇地寫中國印象，他直率、樸素的文字，敏銳的觀察，給我們描繪了一個當時的桂林和華南：混亂、骯臟、無序、色彩豐富，充滿了獨裁者、醉漢、流氓、機會主義者，抗日英雄、文化名人、自作聰明的小人。他在桂林住了兩天，然后乘美軍飛機前往重慶。飛機上除了他倆，全部是大捆的嶄新美元現鈔，是美國給國民政府的現金軍事援助。他們在重慶見到了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中共安排下，海明威還與周恩來秘密見了一次面。海明威是個左翼作家，見共產黨領袖對他來說是很自然的，而他本人對近于刻板的蔣介石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倒是英語流暢而優美的宋美齡讓他很是喜歡。

這次旅行是蜜月的開始，旅行結束后他們的婚姻也以失敗告終。他們先徑直去古巴的哈瓦那，蓋爾霍恩離開海明威去了歐洲戰場，海明威也隨即去隨軍進入法國，他們興趣、性格均不合，于1945年離婚。海明威對瑪莎的印象很深刻，后來還以她為原型寫出了名著《喪鐘為誰而鳴》，獲得諾貝爾獎。

海明威的很多文章都在桂林翻譯成中文出版。1980年代沈東子翻譯的海明威短篇小說 《士兵之家》就在《桂林日報》副刊發表，而董衡巽等人翻譯的《老人與?！?，則在1987年作為諾貝爾獲獎作家叢書之一種由漓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