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畫互證】宋琳專欄 詩有什么用

詩人寫詩源于最初的愛是普遍的，對生活、對人、對自然、對語言，就像塵世之愛這種熱病，一旦染上便終生難愈。它時而銷魂，時而痛苦，時而欲仙欲死，最終，這古老而天真的一族無一例外地也都要與死神相遇（我們沒有必要避諱死亡的話題）。

葉芝關心他的最后一首詩，因為那是他詩人的生命與塵世的告別；張棗在離世前的病床上依然在寫詩，他意識到詩歌這一告別的藝術本身是難以割舍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天都在告別，都在消逝，并因此而受苦，詩歌安慰著我們的心靈，使之免于時間的傷害，這就是詩歌的神奇之處。人的各種境遇都在召喚著詩歌，一句寫出痛苦境遇的詩，使得痛苦變得可以忍受了，這多么不可思議。

我理解的拯救不是免于死亡，而是出離那些使我們陷入絕望，對未來失去信心的境遇，偉大的詩歌所給予心靈的能量是不可窮盡的，在這方面詩與終極事物相一致。

我常聽到“詩有什么用”的質疑，這就好比問“月亮有什么用”，因為沒有它地球照樣運行。但一個人如果要到月亮上去而又不想借助航天飛機，此時詩歌幫得上忙。已存在的詩歌是想象力的助推器。對于一個被詩性激發的心靈而言，月亮不再是冷冰冰的荒漠，而是一個可信賴的信使，千百年來人們將最珍貴的情感托付給它，思戀的、鄉愁的、懷舊的、悲悼的……于是當我們讀到“辛苦最是天上月”，或“薄薄的月色，一封航空信，塞進了門縫”，我們幾乎是自動地被帶入自古形成的習慣中，正是那詞語和心靈相互吸引的萬有引力形成了我們置身其中的傳統。

我曾說過，成為詩人是天性使然，這里我必須補充說，這種天性是可以培養的。每個人身上都攜帶著詩性文化的基因，唯一需要去做的是盡早發現它，換句話說，詩人的職業性不在于經過一定程度的訓練之后能夠寫分行排列的文字，而在于用文字記錄下心靈的每次真實顫動的急迫性。修辭不難，忠實于感受卻很難，而將感受適時而準確地傳遞給他者尤難。

詩有什么用？“詩可以興、觀、群、怨”；“不學詩，無以言”—孔子已提前為我們做了回答。所謂“觀”就是見證，詩有見證歷史的功能，詩性正義要求詩人成為見證者，這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氣，甚至將要冒很大的風險，我們只需了解一下前共產主義陣營國家和中國當代詩人中的一些生平事例就不難自己得出結論。

見證者面臨的風險之一是當代文化中盛行的冷漠，所以策蘭悲憤地寫道：“沒有人/出來為這證人/作證”，而當米沃什說出“若不是我，別人/也會來到這里，嘗試理解他的時代”時也感到靈魂的凄涼與折磨。我們每個人都目睹了時代的怪現狀，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雙幸存之眼，如果我們能從本雅明觀念中的歷史天使那里獲得啟示，那么我們至少不會將災難看成狂歡節，也不會加入周圍的冷漠。在此，開放心靈，同時開放視聽之區，以接納外部世界，對恢復自由人的完整性而言，已然是一件急迫的事情。

從事詩歌這門手藝的人也許永遠是少數，但詩歌作為語言的財富卻屬于全社會。詩歌的精神，語言經過煉金術般提純而產生的神奇的美，每個人都有權利分享。

那么，“詩可以群”在當今即意味著，意識形態與金錢將人區隔，而詩反對任何形式的區隔，詩在本質上是一切破碎事物的黏合劑，它為心靈與心靈的感通和互動提供必要的“空間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