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洗塵：詩與遠方

數十年走南闖北的歷程中，潘洗塵的腳步一直邁向未知的遠方，卻從未走出過詩歌這片江湖。

潘洗塵，詩人、企業家。創辦《讀詩》、《譯詩》、《評詩》、《詩歌EMS》周刊等多種詩歌刊物?，F為天問文化傳播機構董事長。

1983年，潘洗塵寫下《六月，我們看海去》的當下，他還從來沒有見過海。

但這篇描寫想象中的海的詩歌，感動了太多人。八十年代看過這首詩歌的網友，將其和日本名曲《海濱之歌》相提并論，稱之為自己“帶著咸咸海風的青春回憶”。四川的兒童作家彭巧玲則以這首詩歌為主線，創作了長篇童話《憂郁的紫藤》。更不用提后來入選2004年普通高中語文課本的后話了。

詩人潘洗塵后來的身份是一個商人。他嚴格遵循著自己早早定下的計劃，在45歲的黃金年紀準時退了休。其后的八年里，他在公司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48小時。

“我走了全國這么多的地方，唯有大理對詩歌最敬畏”，最后，潘洗塵選擇定居大理，“大理的好就是讓人的心落地，安定下來。跟我過去那種追求動蕩多變的生活不一樣，那是對生命的一種損耗。”

北京，隱居時代

閉門

不造車

閉關

不修行

自閉者的閉

僅僅是為了

閉緊或緊閉。 ——《自閉癥患者》

在潘洗塵十幾年一個人的生活里，獨自北漂的時間占去了七八年。

一處住所，幾乎就是他的整個世界。他沒有出去見人的沖動，也沒有離家赴約的打算，更不參加任何活動。

所有朋友想要和他碰面，就得去他的住所找他，比如說翻譯家樹才、詩人宋琳、莫非。“我連吃飯都不出去，我幾乎覺得北京這個城市跟我沒有任何關系。”

“隱居時代”的潘洗塵打發時間主要靠兩件事：在手機上玩斗地主，以及熬夜煲國產電視劇。

即使在手機上，潘洗塵也更喜歡待在自己的舒適區里——他單機斗地主（人機對戰），一年就能攢下30萬分。通常情況下，每玩三十分鐘斗地主能獲得一百分，一個小時兩百分，一百個小時兩萬分，一千個小時二十萬分。三十萬分的概念，等同于一千五百個小時，不眠不休玩上62.5天。

潘洗塵還靠著看國產劇打發時間，不管是抗日劇還是時裝劇。他基本不太挑，只要這些電視劇能夠把他的時間都占滿，什么都不用想就成。“哪怕是最爛的電視劇，最差的導演，最差的故事，最差的演員，但它那種主題傾向永遠是好的”，潘洗塵總結，“所以我覺得那些輕生的人，大概都沒有斗過地主，沒有看過電視劇”，他邊說邊撣了撣煙灰，“我的這兩個愛好，又臭又長又爛，老是不被大家所理解。”

這種迷茫的日子里，大概有兩年，潘洗塵的生物鐘是毫無規律可言的——他經常性失眠，深度焦慮。他自稱深度自閉癥患者，因為社交恐懼，而把自己禁閉在自己的世界里。用潘洗塵自己的話來說，這叫“恐人”。

潘洗塵認為，人的情緒就像女人的生理周期，一定有一段時間處于低落狀態，一定要想辦法扛過去。有人因此尋釁滋事，有人就像他一樣，用斗地主、國產劇，或是其他的方法填補這一段迷茫低落的時光，慢慢的把這些不舒服的“結石”自我消化掉。“我不會去尋求外界幫助，也不會跟人傾訴，我自己有能力把這些東西消化完。”

焦慮、苦情、嚴肅……這些詞成了詩人潘洗塵北漂時代的主要印記。即使現在已經搬到風光如畫的大理，有些當年的“癥狀”還是不由自主的延續了下來——比如說他還看《大漠蒼狼》，比如說他依舊每天兩三包煙，“在世紀初的時候，我曾經給我自己列過幾大熱愛：首選是香煙、詩歌、足球，然后是愛情，事業是放在最后的。”

東風村，回不去了

即便是用顯微鏡

也很難分辨

故鄉的位置了

雪 覆蓋了整個村莊

白茫茫 白茫茫 白茫茫

我的舌頭發冷 連吐出的詞

也被凍得僵硬

走不出去 也回不來

這才是心靈的末日

——《故鄉的冬天》

東風村這個在紅色中國并不獨特的名字，目前出過最有名的人，大概就是潘洗塵。

在搜索引擎上輸入“興安鄉東風村”，前兩頁滿滿的全都是詩人潘洗塵的履歷：“1964年生于黑龍江省肇源縣興安鄉東風村。”至于這個小村子究竟有多大，村里到底有幾個姓、多少人口，即使有了高科技的網絡，也很難有確切的數字定論。潘家三代人，從爺爺開始，就生活在這個“不足為外人道也”的村子里。

潘洗塵的爺爺潘潤澤是個識文斷字的人。潘洗塵說，他和歷史上那些識文斷字的人最大的共通之處，就是一樣的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這個算作舊鄉紳的潘爺爺從來沒有干過農活。舊社會的鄉紳到了新社會就變了味。“劉少奇一出來，他就被說是劉少奇的毒瘤，被扛著去游街示眾； 彭德懷出來就被說是彭德懷一伙的； 林彪出來，他就是林彪一伙的； ‘四人幫’出來，他就是被安插到黑龍江的爪牙”，潘洗塵說，“每次中央運動，他就是最下邊挨整的。”

上有老父，下有六個兄弟姐妹。潘洗塵的父親不得不抗起來，在不滿十三歲的時候就開始牧羊，養活兩個讀書的姑姑，還有四個尚年幼的叔叔。

潘洗塵不止一次在作品里提到自己的父親，比如收錄在他最新詩集《鹽堿地》里的《父親這輩子》。這首詩開頭就寫到：“父親出生的1937年/正是兵最慌馬最亂的年代/何況我的家/就住在東北的松花江邊”。

潘洗塵的父親打過鐵、刨過木、掌過勺。在小高爐四起、大煉鋼鐵的年代，做過鐵匠的他便去打鐵。后來鐵沒了，他就開始做木工，方圓幾十里都是來找他打家具的鄉里鄉親。再后來，潘爸爸開始做大廚，負責紅白喜事上的大小吃食，從搭爐灶到掌大勺他都一手包辦，最后還是遠沒有《舌尖上的中國》里那做均安蒸豬的同行混得好。潘洗塵曾經開過一個玩笑，“不想做木匠的鐵匠不是好廚師，做什么都只能混個吃吃喝喝”。

一大家子吃穿用度都指望生產隊那點工分，到秋后算賬的時候，潘父還倒欠生產隊的錢。少年潘洗塵時常問父親：“這里真的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嗎？”潘父總是苦笑著無語，因為他也不知道，為什么這首創作于他出生前一年、他自幼聽著長大、并且伴隨著兒子童年的國難歌《松花江上》，里頭描述的內容為什么跟他生長的這片土地是那樣不同。

“什么漫天遍野的大豆高粱，全是扯淡”，今天的潘洗塵對此依然耿耿于懷，“我們家就正好在松花江邊、松嫩平原上，明明是最肥沃的土地，偏偏挨餓了。”很多年后，走南闖北的潘洗塵返鄉探親，跟老父開口的第一句，還是“家里的糧夠吃嗎？”

潘洗塵從小學到初中一直是半工半讀。每個星期平均兩三天就要到生產隊干活。干活的時候大家一組組分工，一組組合作。誰都不愿意和不會干活的潘洗塵分在一組。“在農村就是這樣，只要不會干活，你就是沒出息的人，受人欺負。”被村里人指責是“二流子”的潘洗塵，因為農活干得不好，總是受到排擠，哪怕他的讀書成績全村最好，也少不了被欺負。

但幾年后，全村卻獨有潘洗塵一人接到了哈爾濱師范大學（下稱哈師大）的錄取通知書。那是高二就高考的最后一屆。村里的老師去公社辦事，發現了一封給潘洗塵的信——正是哈師大的錄取通知書。

等通知書都拿到手上了，村里還有人說，老潘那小子如果能考上大學，是人那都能考上。但潘洗塵知道，“我不會在那個村子里待一輩子”。他還清晰記得那個高考的早晨，沒有家長送，沒有面包吃，潘洗塵喝了一碗粥，一個人到縣城考試，“粥里有多少米粒，都數得清。”

潘父潘母送兒子讀書，要頂住許多壓力。一是村人的口舌，二是家里高筑的五六千塊外債。比潘洗塵小一歲的妹妹，為了讓哥哥繼續讀書，十歲時便決定犧牲自己的學業。

在潘洗塵到大學報道的前一天，村里另一大戶人家因孩子高考落榜，一家人騎在潘家門前的矮墻上，罵了整整三個小時。“好像我一個人考上大學，就是有意在出他們家的丑，就是對他們家的忘恩負義。如果不是想到老實巴交的父母親還要在村里討生活，我真想沖出門去打折他們的腿。”

幾天后，潘洗塵坐著轟隆作響的解放牌卡車，150公里卻顛簸了四五個小時，進了省城。 后來，畢業后的潘洗塵辭了國家分配的提體面地工作，南下深圳打拼。再后來，又再次回到當年讀書的哈爾濱。真正地走上了創業之路。

哈爾濱，深圳，哈爾濱

我們我們我們是一群東奔西闖狂妄自信的哥倫布呵

總以為生下來就經受過考驗經受過風霜

長大了不信神不信鬼甚至不相信我們有太多的幼稚

我們我們我們就是不愿意停留在生活的坐標軸上

六月是我們的季節很久我們就期待我們期待了很久

看海去看海去沒有駝鈴我們也要去遠方

——《六月，我們看海去》

潘洗塵獲得的第一個詩歌獎，是新疆《綠風》詩刊1985的首屆“奔馬獎”。當時的潘洗塵是個大三學生，21歲。獲獎的《六月，我們看海去》（下稱《六月》）寫在他初進哈師大不久的大一。

同一屆獲獎的還有李光武的《致中國》，當時的李光武29歲，楊然28歲，都幾近而立之年，也算是潘洗塵的老大哥。李光武和潘洗塵都在哈師大的北斗文學社任過社長。而楊然曾經和潘洗塵在1985年《詩刊》刊授學院第二次改稿會上結識，當時潘洗塵的頭銜還是“大學生詩人”，他和同輩的蘇歷銘、楊榴紅一起去北京“拜碼頭”。“那個時候的詩人間，不論是大詩人還是小詩人都是熱衷于通訊聯絡的。”

那會兒的聯絡，主要是通信。通信的內容，除了彼此切磋討教詩歌技藝，還會通過這些散落在全國各地的詩友/筆友推銷自己的詩集。潘洗塵當年就在哈師大幫著楊煉賣他的詩集，一本本復印的小冊子。更早的時候，這種詩集的自產部分是通過刻鋼板然后推印完成的。潘洗塵本人沒有刻過鋼板，從他1984年開始創辦《大學生詩壇》的時候，就是鉛印的刊物。

1985年，潘洗塵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作及詩歌評論集《多情的天空》。也是這一年，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編的《中國當代大學生詩選》，選登了全國近百位大學生詩人的代表作，引發了全國詩歌青年的回響。潘洗塵這個本來在大學生詩圈就已經響亮的名字，也在詩歌這塊板子上，釘得更牢了。

1986年，臨畢業的潘洗塵出版了第二本抒情詩集《歷程》。

再然后，他就封筆了。在那個日新月異的年代，詩歌和搖滾樂一樣，都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存在。而寫詩的年輕人、唱搖滾的青年，則是需要打壓和排異的對象。

因為寫詩，大三曾經拿過黑龍江省“創造型人才”稱號的潘洗塵，經主管教育的副省長批示拿到了一個去報社工作的特批名額。但這個名額，后來卻被不待見“不安心分子”的系領導硬配給了一個不寫詩的“好學生”。雖然最后潘洗塵輾轉還是去了報社，但當年的分配還是給這個在東風村就受欺負的青年更深的刺痛。當時誰也不會知道，這些刺痛會成為一個助力，讓不惑之年回歸詩壇的潘洗塵寫出更多有力的句子。

寫完《六月》的一年后，潘洗塵終于在大連見到了真正的海。眼前的那個海，并不像他在《六月》中描繪的如此震撼，這讓他覺得“非常落寂，非常失落”。

潘洗塵費力地進入了那個原本就特批給他工作的黑龍江日報社，成為了一名詩歌編輯。為了避嫌，他甚至封了筆。但他就如同那個看到了海的大二少年，失落之極。半年后，他偷偷托人辭職，成為當年第一個主動提出離開黨報鐵飯碗的先例。“辦公室里有五六十歲的同事，也是寫詩的。他每天去書店買買書，回來就拿著茶壺喝水。我仿佛看到自己老了以后的樣子，我受不了。”

于是，這個從東風村跑到省城讀書的年輕人又一次跑了。他從來沒有跑得這么遠過。三月的哈爾濱冰天雪地，三月的廣東卻讓這個北方漢子覺得掉進了澡堂子。他搞不懂這怪異的氣候，更搞不懂當地人那聞所未聞的方言。從當年的舊白云機場坐了四個小時的中巴，潘洗塵終于來到深圳——那個好似他當年向往的海一樣的地方。

丟了皇糧的潘洗塵在深圳一家黑龍江民營雜志落腳，做記者站站長，自負盈虧。落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買了輛自行車。“見到企業推門就進，三個月把深圳所有的公司跑了個遍”。在一頓飯五塊錢的物價時代，潘洗塵用一本介紹深圳企業家的專號，給這個民營雜志賺了幾萬塊的廣告費。“當時《深圳特區報》的人都覺得特別奇怪，做報紙的都弄不來那么多的廣告費，還問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說，第一靠不辭勞苦、頂風冒雨，第二靠老總們的支持，‘連蒙帶哄’。”

此后，潘洗塵在香港注冊了《市場導報》，跟錦繡中華合作辦攝影大賽，又回了黑龍江和朋友一個拉活兒一個做活兒地搞印刷?？恐∷⒌幕钣?，他終于完成了個人財富的原始積累。

再后來，在幾個老前輩、老領導的幫助下，他開了一家名曰“天問”的文化傳播公司。

又見哈爾濱

北地的冬天

充滿暮年的味道

連麻雀都只是全去在屋檐下

就要啟程去南方了

心卻像一攤沉入水底的泥

不驚也不擾

習慣了候鳥一樣來來回回

已飛了多久還有多久

現在是個謎

未來也是

——《心情》

“天問”的成立在某種程度上是潘洗塵“不服管”的結果。他不服報社的管，南下深圳；他不服深圳那家民營媒體公司的管，辦報紙，辦攝影賽。“拿了提成，上面還是有人管你，我覺得這個很沒勁。”最后跟人合伙的印刷沒做下去，還是因為“不服管”：印刷廠、客戶兩頭受制。

甚至這個名字都透著桀驁不馴：屈原的《天問》，被劉向收錄入楚辭的《天問》。“當初給人遞名片的時候，人家說，哦，天向公司。”潘洗塵拿出當年事自嘲，“不過有文化的人會覺得這個名字很有含義，沒文化的會覺得這個名字很有文化。”

至于為什么會選擇“天問”來為公司命名，潘洗塵說，這是個不二選擇。“這個名字也不是想問什么，主要是什么都問不清，所以才想問。此外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所有歷史人物中我最推崇的就是屈原，還有一個就是我從小到大也是憂心忡忡的時候比較多，性格就這樣，一般人很少看見我笑。”

天問公司成立，做的第一件事是拍電視劇。當時正趕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央視的朋友邀請天問公司拍個抗日劇，說是拿到央視播，中央一套會給錢。潘洗塵身上冒出了先祖闖關東式的那種闖勁兒，以一個門外漢之資，自己做制片人，親自帶隊外拍了倆月，回來又剪了半年，最后得了四集電視短劇。當時找了老導演孫瑜的兒子孫棟光執導，主要用上影廠的演員，又拉來TVB二三線的演員，成本每集十萬塊。等到把電視劇送到央視，央視卻告訴潘洗塵，就這半年期間，電視臺已經積壓了5000集的抗日劇。一套播不了，只能在二套和八套播，每集播出費是5000塊。

公司的投資失敗，讓潘洗塵一籌莫展。這時，曾經找潘洗塵幫忙做過印刷的哈爾濱啤酒廠（下稱哈?。S長，知道他新開了天問公司，便請他幫著做包裝設計和市場策劃。潘洗塵去了，從此拉開了“天問”在業內聲名大噪的篇章——專注哈啤二十五年。

當時全國主要的瓶酒廠商有三家，青島、雪花、燕京。僅在1994年，這些大酒廠的年產量均值就達到了30萬噸上下，并且仍然處在不停的兼并過程中。當時的哈啤還是一個很小的國營啤酒廠，每年三萬噸的產量，只有一種瓶型?；宋迥陼r間，“天問”見證了這個三萬噸的國營小廠，逐漸成長為和青島、雪花、燕京齊名，年產量150萬噸的大品牌，并在香港上市。

因為潘洗塵的媒體關系，和“天問”合作之后，哈啤就沒在主流媒體上出過負面新聞。

黑龍江的五?？h因為地方保護，不讓哈啤進入當地市場，最后潘洗塵帶著媒體團去五常挨家走訪，當時《法制日報》連篇累牘的報道，最后讓相關責任人被判了刑，哈啤也得以順利地進入五常市場。

最危險的一次在伊春。當地的啤酒商為了不讓哈啤對自家酒廠帶來減產影響甚至是淘汰，他們動用了各種力量控制哈啤進入本地市場，“當時帶了電視臺的人去，一進伊春就被盯梢。”因為進了哈啤而被打傷的經銷商們不敢面對鏡頭，也不敢接受采訪，只是一個勁兒地對潘洗塵和他帶來的媒體求饒“給我留條命吧”，潘洗塵帶著一家報社的編委去伊春，采訪后返回哈爾濱，稿子還沒出來，報社社長一個電話追過來：你們去伊春干什么了？這稿子不許發。“最后只能去找更大的領導，要求見報。這已經不是生意場上的事了，是一個非常社會化的工作。”

關于伊春暴力控制啤酒市場的報道出街沒多久，當地公檢法聯合把那些地方勢力“一勺燴”了，有的還被判了重刑。哈啤又拿下了伊春這個陣地。

正是因為潘洗塵和他的“天問”團隊“哪怕幾天幾夜不合眼，也要為客戶做好哪怕是一個小體案”的敬業與高效，哈啤被百威收購后，哈啤原有的高層被逐漸清退，“天問”卻留了下來，繼續服務于哈啤和百威兩個品牌。直到幾年后百威再次被英博收購，原百威的高層又陸續淡出，“天問”依然奇跡般地被繼續留下來，服務包括百威、哈啤、雪津等百威英博旗下的更多的啤酒品牌。

二十多年過去了，潘洗塵的“天問”，客戶如一，整個工作團隊如初，當年和他一起創業的小伙子小姑娘們如今也都已人到中年了。這在客戶極不穩定、人員流動頻密的廣告行業，不能不說是一個罕見的奇跡。

大理，讓人心落地

月亮已經升起

陽光海遲遲不肯離去

斑斕的云朵下 一束野花

從老婆婆的背簍里

探出半個頭來

好奇地 對著行人張望

詩人李亞偉和宋琳

坐在各自的陽臺上 聊天

我由于站的遠些看不清亞偉的手上

是茶杯 還是酒杯

在香噴噴的空氣中 我們只是

互相點點頭

大意也無非就是 向生活

致敬！

——《住著詩人的小城》

自從定居大理，潘洗塵生活里最多的一塊時間，從打拼變成了睡覺。

從大東北到大西南，這個近乎對角線的“遷徙”給他帶來的很多意想不到的樂趣：每年做東在大理辦天問詩歌節，帶著來自四方的詩友們去四方街、游洱海；多認識了幾百種植物，其中包括數十種茶花；把十幾年一個人的孤寂中毀掉的健康，也一點一點地找了回來。

當然，每個月固定大約有十天的時間，潘洗塵還是要不分晝夜地把他主編的四本詩刊編輯付印。除此之外的時間，他還用來看球。在潘洗塵的眼里，熬夜看球這事兒是鐵桿球迷的標配，從來就不分什么小伙子還是老爺們兒。

初到大理，那種在北京就犯得厲害的“恐人癥”也跟了過來。潘洗塵在他蒼山洱海間的屋子里閉門不出，頂多就是每月按時去獨立書店阿德書店翻書、看書、買書。交往的也都是過去詩壇幾十年的老朋友們——宋琳、樹才、莫非、野夫、李亞偉、趙野。他還“攛掇”著沒有在大理置業的朋友把家安在他住的小區，讓大理變成一座住著詩人的小城。

直到今年的天問詩歌節籌備期，他開始結識本地朋友，藝術家葉永青、岳敏君，自由作家許崧，民謠歌手周云蓬、王嘯……在天問詩歌節落幕后的慶功宴上，已經戒酒多年的他為了朋友喝了一盅，暫時性的遺忘自己酒精不耐受的肝，為情義相挺的朋友致敬。

他在大理人民路中段的“讀詩吧”，是一家專門售賣詩集的獨立書店。天問詩歌節后不久，這間詩人們的“據點”搬到了潘洗塵家隔壁更大的雙層別墅。茶臺、健身器材、堆得滿滿當當的書架，筆墨紙硯成了這里的主要“設備”。

北島、朱大可、秦暉、張鳴、葉永青、岳敏君等等都在此參加過文人雅集。雅集照片上的潘洗塵，除了白衣白褲，還喜歡換著穿他網購來的衛衣連帽衫。他買了四種顏色，兩個號碼。一個是卡卡的22號，一個是內斯塔的13號。每件衣服幾十塊，還不夠他在北京時一年置裝費的幾萬分之一。

當年的潘洗塵，是個有能力把父母家人安頓好就絕不虧待自己的人。他收集virtue的新款手機，prada的最新男裝，頭等艙艙位是他飛機出行的唯一選擇。在北京不參加任何活動、幾乎很少出門的潘洗塵認為自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名牌追逐者，“我用最好的東西誰也看不見，我剔除了虛榮，去享受品牌的品質。”這種論斷到了大理，就變成“大理不需要（品牌）這些東西。”

北京的潘洗塵，恐人，他剔除了虛榮；大理的潘洗塵，不恐人，他剔除了不必要的追逐。從起先的不安分，到后來的不服管，再到今天的不追逐，潘洗塵完成了自己的轉身。未來興許還會有變化，但詩與遠方會一直陪伴著他。

記者：什么時候開始寫詩？

潘洗塵：寫詩，最直接的誘因是柳永的《雨霖鈴》，我在初中的時候讀到的。我覺得太好了，比我以前看到的文學作品都要好看。受《雨霖鈴》的啟發，我從中學就開始寫詩，到大學以后，又開始寫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詩。大學一年級，就寫了《六月，我們看海去》。

記者：那是一首什么樣的詩歌？

潘洗塵：當時，像《六月，我們看海去》這樣的寫作是向著遠方的。后來我看到很多詩歌作品都出現了和我這種極為相似的句式，或是直接套用這種詩歌標題的句式：什么情況下，我們干什么去?！读?，我們看海去》是對當時盛極一時的朦朧詩的一種致敬和反叛，朦朧詩更多的是向后回望的反思，而《六月，我們看海去》完全是向著未來和遠方的。這個跟我們當時的年齡和所處的時代有關，我們那一代人是看得到遠方的。你并不知道前路的未知是怎么樣，更不知道它是好還是壞。那個時候我們渴望遠方，覺得遠方雖然非常神秘，但自己一定能夠抵達?，F在這代人，已經看不到遠方了。

記者：青年時代的“海”是什么樣子的？

潘洗塵：我那個時候其實從來沒見過海，海對我而言，也是一種未知的遠方。我想，當時如果我看過了海，那我肯定怎么也寫不出來這首詩歌了。正是因為我不知道海是怎么樣的，才能夠把海想象出來。它在未知的領域里，如此壯觀，如此吸引著我。大約一年以后，我才真的在大連第一次見到了海。當時我就覺得非常落寞，非常失落。

記者：你的現在和“海”也有關，定居在了洱海邊的大理。怎么看待云南的？

潘洗塵：云南是一個詩歌的“重鎮”。這里有西南聯大，有朱自清、聞一多、卞之琳、燕卜遜、穆旦……西南聯大那撥文化人，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他們遷校遷到了那里，他們的詩歌，并不一定是云南的詩歌，但不得不說，他們給云南的詩歌帶來了好的影響。我整理中國校園詩歌運動資料的時候，研究過這一塊。八十年代校園詩歌的傳承點，就是四十年代中國抗爭詩歌年代的時候，包括西南聯大。八十年代大學生詩歌傳承的就是他們的衣缽。

記者：說說云南的詩人吧。

潘洗塵：云南的詩人里面，和于堅開始交往的最早，其后是雷平陽、海男和李森等。除了他們，云南還有詩寫得非常好的后生，他們分散在云南各地。年紀更小的像劉年、唐果等，還有從云南走出去的馮娜等等。我的《讀詩》里曾經做過云南青年詩人的一個專輯，平陽給我推薦了十八個人，當時從中選了十個。實際上，那個名單里每個人的作品都非常好，但是我用不了那么多人，真是可惜。云南那些年輕詩人的才氣，是好多內地業已成名的詩人都不如的。

記者：在你看來，云南和詩歌的聯系是什么？

潘洗塵：云南多詩人，我覺得這和云南的山川、風物有關。中國有一個現象，就是才氣高的詩人總是和大的山川有聯系——比如李白，比如王維。從地理地貌上說，云南是有大氣象的，所以我覺得云南也可能出現這樣比較大的詩歌氣象。這和自然有關系，這里的自然吸引詩人，也能成就詩人。

記者：談起詩歌，尤其是圈外人，提起的都是一些大師的名字，比如老一輩的余光中，中生代的北島等等?，F在國內談詩歌是不是一種大師密集型的狀態？

潘洗塵：那倒不是，我覺得當今所謂的大師，還是自娛自樂的多，屬于一言以蔽之的狀態。但是真正的大師還沒有出現。未來二十年有可能。為什么這么說，你看中國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出生的詩人群體，六十年代出生的這一撥詩人是最集中的?；仡^看看，我們比較熟悉的這批詩人，基本上都是這個年齡段的。出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這一代人，他們的少年時代在“文革”時期，青年時代又趕上了改革開放。他們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動蕩的年份，而成長時期是八十年代初，正值中國提倡讀書的時候。這些人有知識的底蘊，是最后一代的理想主義者。到現在五十歲上下的年紀，正是他們厚積薄發的時候。這以后出生的人，不可能有這么空前絕后的先天條件。

記者：如何看待漢語詩歌的未來？

潘洗塵：我們國家的歷史造就了不可重復的一批人。所以未來二十年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這批人會到達什么樣的高度，就是當代漢語詩歌的高度。而相比于出生于上世紀上六十年代的這批詩人，年輕的一代接觸的東西更豐富，他們面前的世界更開闊。但他們沒有上一代的獨特經歷。他們一進學校，就要考慮很多現實的問題。我們那會兒不用——上學有公費，連工作都不用愁，我們的精力更多地放在讀書和人生的設計上。我們那會兒也沒有什么分心的東西，沒有電視，沒有互聯網，沒有其他東西。如果中國當代詩歌的集大成者，如果最后沒能在這一代人里出現的的話，我不敢寄望于下一代。你看現在的孩子，連國家的事都不再關注了，所以國家的命運也就不能指望他們了，漢語詩歌也是。

[采訪手記]

好漢兩個半

潘洗塵家里有一只約克夏，名叫“太子”，是他從北方帶過來的。“太子”現在每天的主要任務，是朝著門外任何一點風吹草動狂吠，以示主權。那些隔三差五就來和潘洗塵嘆茶聊天的詩人、畫家、媒體人們，都見過這只在蒼山洱海間狂吠，叫的無憂無慮、隨心所欲的狗。

潘洗塵家的另一只狗是藏犬，現在這只曾經兇猛的藏犬在潘洗塵的好友李輝家的院子里看門，有一個自己的小窩，脖子上拴著大粗鏈子。它不喜歡叫，對著不喜歡又靠太近的陌生人，會先賣萌以示乖巧，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狠狠咬住對方胳膊。

采訪完潘洗塵許久，北京深夏的一個午后，我突然想起這兩條狗，也想起潘洗塵在采訪時發出的由衷感嘆：“早退休，就是不想再理這些爾虞我詐的臟事兒了。”

商人潘洗塵當年那些必需的狠戾和保護色，好像也隨著兇猛的藏犬一起，留在他處了。而那從初中起《雨霖鈴》開悟了的詩歌初心，也許就像那總也長不大的約克夏，一直留在身邊，不管是在北京，還是在大理。

潘洗塵身上的許多故事，很容易讓人振奮得難以自拔。比如說，他帶著一幫媒體團掃黑除惡，從TVB拉演員拍抗日??；比如說，他開了一個二十余年專門為一個品牌做策劃的廣告公司；再比如說，他在四十五歲的黃金年齡提前退休，退休后加起來去公司的時間不超過48小時……

那些熱血的青春、光輝的過去，居然在大理收了尾。這一點讓許多人，包括我，很難想象。那個大半輩子都在“拼殺”的人，居然就這么從光怪陸離的圈子里干凈利落的轉身，毅然開始了自己悠閑自在的第二人生。

到底應該怎么去歸類潘洗塵這個人呢？反復權衡，選出來的形容大概只能是“好漢兩個半”：一個好漢形象屬于詩人潘洗塵，另一個好漢形象屬于商人潘洗塵，還有半個好漢，屬于大理人潘洗塵。

換個說法大概也能將曾經的潘洗塵概括一二：“一個不想當商人的詩人，不是一個好的大理人”。如今，潘洗塵似乎把商人的那一面，拋在了過去?；貧w純粹的詩人，同時成為半個閑適的大理人，才是他如今最努力達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