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想到艾滋病會成為一場全球災難” ——訪艾滋病病毒發現者、國際艾滋病協會前主席西諾西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時候第一次聽說艾滋病的？

西諾西：1982年底，法國臨床醫生威利·羅森鮑姆聯系了我所在的巴斯德研究所，說發現了一種奇怪的疾病，他問我們是否能幫忙找到致病元兇。這種奇怪的疾病就是日后所說的艾滋病。羅森鮑姆是法國最早發現艾滋病的醫生，當時整個法國約有50例出現艾滋病癥狀的病人。

南方周末：當時有學者猜測，這種神秘疾病可能是由逆轉錄病毒HTLV1導致的。你是否也這么認為？

西諾西：臨床醫生的確存在這樣的困惑。羅森鮑姆打來電話時也問：“你們覺得是HTLV1導致了艾滋病嗎？”我們并不這樣認為。由HTLV所導致的T淋巴細胞白血病是一種血液系統惡性腫瘤，其特征是T淋巴細胞不受控制的增生并伴隨分化障礙以及功能缺陷。而在羅森鮑姆的描述中，恰恰相反，患者的淋巴細胞數量在不斷減少。

南方周末：艾滋病毒被發現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西諾西：關鍵是找到處于疾病初期的患者。只有在病毒處于復制活躍期時才有可能分離并鑒定出病毒。因此我們把研究重點放在疾病初期的患者身上。恰好這時羅森鮑姆告訴我們，他那兒有一名艾滋病無癥狀感染期的年輕患者，患者的頸根部出現了腫大的淋巴結。在征得這名患者的同意后，淋巴結被取下，其中一塊被送往巴斯德研究所進行活檢。

南方周末：細胞培養開始后，你觀察到了什么？

西諾西：經過兩周的努力，我們果然在培養基中發現了逆轉錄酶的蹤跡。然而，情況卻出現了異常——培養基中的細胞開始大量死亡。這是難以解釋的。假如這種病毒是HTLV“親戚”的話，它應當會引起細胞大量異常增生，而不是相反。

我們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不同于HTLV的全新病毒，它是通過導致T淋巴細胞大量死亡來引發疾病的。

為了證實這一想法，一位同事飛奔到研究所對面的血庫，索取了健康獻血者的血液。我們從血液中分離出淋巴細胞，將其放入了含有病毒的培養液中。這時奇跡出現了——細胞開始大量增生，培養基中逆轉錄酶的含量急劇上升，隨后又是細胞的死亡。我們確認，正是這種未知的病毒導致了細胞的大量死亡。

南方周末：1983年，你以第一作者身份將新發現發表在了《科學》雜志上，不少人據此認為艾滋病疫苗很快就會被研制出來，為什么人類到今天都沒有實現這個目標？

西諾西：現在看來，包括我在內，當時科學家太“天真”了。我們都覺得，既然艾滋病病毒都被分離出來，疫苗研制不是什么難事。那時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并不深，艾滋病一度被稱為“4H”病，因為科學家認為疾病只會在四類特定的人群中傳播——同性戀者（Homosexual）、血友病患者（Hemophiliac）、注射海洛因者（Heroine Human）和海地人（Haitian）。直到1985年，通過在非洲的調查，我們才發現忽略了一種非常重要的傳播途徑——異性傳播（Heterosexual Infection）。

作為科學家，我們應該出言謹慎，不應該給患者帶去不切實際的幻想。

南方周末：病毒發現后，您是否意識到這個發現的重要性？

西諾西：我想過這也許是一個重要的科學發現，但我沒想到艾滋病會成為一場全球災難，成為20世紀最大的一場瘟疫并延續至今。

病毒發現后，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患者來到巴黎，守在巴斯德研究所門口，僅僅是為了看一眼我們這些研究者。他們覺得離研究所越近，就會多一份得到治療的希望。他們中的很多人身體狀況已經非常差，有的人身無分文，全部的行李只是一只小小的手提箱。甚至還有病人問我：“你們什么時候才能研制出治療艾滋病的藥物？”

我始終沒法忘記舊金山那位病人握著我的手對我說“謝謝”的那一幕。在這之后，我和艾滋病人們走得更近了。我和不少病人成為了好朋友，但很遺憾，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不在了。

南方周末：從這些艾滋病患者的身上，您得到了堅持研究的動力？

西諾西：是的，我的動力來自這些病人，尤其是當我在1985年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后。那里的景象簡直讓我震驚——艾滋病人痛苦地躺在病床上，藥房是空的，醫生人數很少，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握著病人的手，撫慰病人安靜地離開人世。見到這種場景，你就會覺得，你必須為他們做點什么。

我壓力很大。作為一名病毒學家，你深知科學發現和研究需要時間，不應讓病人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很多病人都很年輕，他們有強烈的求生欲望，這些病人離世所激起的傷感讓你不斷地告訴自己：快一點，再快一點。因此，科學家和普通人這兩重身份的疊加讓我感到非常矛盾。

南方周末：上世紀80年代起，你就代表巴斯德研究所與一些亞非國家展開艾滋病防治合作。在你看來，亞洲特別是中國，在艾滋病防治方面面臨哪些挑戰？

西諾西：亞洲各國不能一概而論，比如說越南和柬埔寨，這兩個國家的情況就完全不同，根本沒法比較。甚至在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比如中國的某些地區，情況也完全不同。因此，我們需要考慮文化、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因素。

我對柬埔寨的情況相對比較了解，這些年來，柬埔寨青壯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明顯下降。和柬埔寨相比，中國是個大國，地域廣、人口多、HIV傳播途徑多樣化，這使得中國艾滋病防治的情況比一些國家要復雜得多。因此，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顯得尤為重要。

和柬埔寨或非洲等一些國家相比，中國有設備、有資金、有能力在防控艾滋病方面取得進展。我始終呼吁，中國應當成為全球艾滋病防控體系的組成部分，我們需要中國的加入，一起幫助資源短缺國家的人民。

南方周末：中國有13億多的人口，艾滋病在易感人群中依舊在傳播。在預防艾滋病方面，你有何建議？

西諾西：保護自己，就是保護他人。首先要做的是及時檢測，這相當重要。如果通過檢測你發現自己不幸感染了HIV，那么按目前的情況，你是能夠得到及時治療的。及時的治療不僅將讓你獲益，對別人也有好處。數據顯示，盡早治療將使HIV傳播風險降低96%。因此，我鼓勵中國艾滋病易感人群及早進行檢測。

據我所知，中國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在中國，艾滋病患者，特別是像吸毒者這樣的高危人群能夠得到治療。和我多年前第一次來中國時相比，這是巨大的進步。

南方周末：你能否對未來30年艾滋病研究做個展望？

西諾西：對艾滋病的研究前景，我持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這不取決于科學家，而是取決于政治家。比較樂觀的一種是，各國領導人繼續加大在艾滋病研究和防治方面的投入，科學家遲早能研制出艾滋病疫苗，結束這場全球災難；悲觀的看法是，受經濟危機影響，政治家們減少撥款，艾滋病患者無法獲得及時的治療，疾病重新在全球范圍大肆傳播。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看到災難結束的那天，我所能做的只是呼吁。對一個國家而言，國際援助固然重要，但政府意愿和領導更加關鍵。

南方周末：目前，埃博拉病毒正在非洲肆虐。作為巴斯德研究所在全球病毒學方面的頂級專家，你是否開展了相關研究？

西諾西：我已經到了研究生涯的末期，不會再著手開始一個新的課題。我目前能夠做的、也正在做的，就是提醒人們：瞧，非洲正在發生什么！埃博拉在非洲肆虐的景象讓我想起了HIV早年在人群中的傳播。要吸取HIV的教訓，尤其是面對像埃博拉這樣的病毒時，千萬得抓緊時間。

HIV和埃博拉歸根到底是兩種不同的病毒。和HIV相比，人類在感染埃博拉病毒后，病情發展的速度似乎更快，病毒在人群中造成的恐慌似乎也更大。所以，要吸取HIV的經驗和教訓，充分利用國際層面的援助資金來幫助非洲國家。別浪費時間，一定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