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對岸（11）

逐步走向競爭性選拔主要政務官

不是悲觀，也不是樂觀，而是達觀的改革先驅任仲夷同志去世五周年了。他的“排污不排外”、“渾身是膽”、“無所畏懼”等經典名句，足以傳之后世。他按照鄧小平理論在廣東殺出的一條血路，不僅開啟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先河，而且推動了政治體制改革。1979年，廣東省的經濟總量位列全國第23名，當五年后任仲夷離任時，廣東省的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一!

在常人看來，一個曾擔任過兩個大省的省委書記，并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他，理應獲得相應的晉升。但他對退休時仍是正省級待遇并不在意。他懂得，歷史評判一個人，不以官職大小為標準，而是以為民的業績為坐標，以民眾的心為秤桿，口為秤砣。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逝世，這是中國改革事業的一大損失。他的《政治體制改革更需要勇氣》這篇政治遺言，將激勵改革的后來者奮勇直前。

改革，對先驅者而言，的確有風險；但是，不改革，對于執政黨來說，必有危險!“用等級授職制來代替普選制是根本違背公社精神的。”從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商品經濟”到明確表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僅用了短短幾年；而從無競爭選拔到競爭性選拔，我們用了近三十年。

二十五年前，上海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探討論文交流會召開，時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的曾慶紅，在《為創造人才輩出的良好環境而奮斗》的講話中尖銳指出：“長期以來，在干部任用中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委任的方法、統包統配的方法，形式單一，不利于大量選拔優秀人才。我們設想，今后任用干部，除黨和政府各職能部門和辦事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國家要害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執行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大中型骨干企業的主要負責人采取委任制，或者按黨章和憲法規定的黨的各級負責人和政府主要負責人由選舉產生的原則必須嚴格履行外，應該逐步推廣考任、聘任、選任的辦法。”

為政之道，要在得人

“用不才之士，才臣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勸(勸勉，努力)。”(唐代王維《責恭薦弟表》)因此，用一君子，則君子皆勸；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

選人用人機制的不健全、不完善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二十八年的武裝斗爭奪取政權之路，血與火的戰爭選擇并成就了中國共產黨的一批開國元勛和各級領導干部。改革開放前，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既讓一些優秀人才得以嶄露頭角，也給不少投機鉆營分子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真可謂“正臣進者，治之表也；邪臣進者，亂之機也”。

用好人，首先必須選好人?？v觀我國的選人用人史，大致有五種方式： 一是用人者自己選；二是發展到統治階級內部舉薦選(察舉)；三是擴大到憑讀書身份的考試選(科舉)；四是再到憑一定身份和層級的選舉；五是最后到全黨全社會的普選。

從上述五種選人方式來看，當前采用的選拔干部方式，是前三種選人方式(自己選、舉薦選、考試選)的一種混合體，較之過去有改革，有突破，但仍屬較落后的選人方式，還沒有超越等級授職制的范疇。

首先，標準還較隨意，主觀大于客觀；其次，范圍還較狹窄，屬于少數人選少數人；第三，性質還較混淆，政務事務一鍋燉；第四，操作還較隱蔽，基本屬于暗箱型；第五，基礎還較脆弱，缺乏民眾參與。

競爭性選拔的利與弊

五利：

1. 形式公開： 透明程度有所增強；2. 面向基層： 基層干部有所希望；3. 干群公認： 征求范圍有所擴大；4. 引入競爭： 競爭意識有所提高；5. 重點難點有所明確。

三弊：

1. 政務官、事務官不分。這種一鍋煮的“東北亂燉”式的競爭性選拔干部，使本該向民負責的政務官，眼睛卻更加向上；本該向上負責的事務官，眼睛卻顧左右而言他。2. 主次失當。競爭性選拔干部應優先用于政務官，而非現在的用于選拔事務官。

前三十年改革，鄧小平抓住主要矛盾，在農村，改革主攻方向直指“隊為基礎”，很快在全國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企業，堅持所有權、經營權的兩權分離，企業積極性和生產力空前釋放。戰略上，以開放促改革，以敢闖促成功，以試點促推廣。如果不抓主要矛盾，長期以事務官的競爭性選拔為主攻方向，勢必會以一再延時而最終誤事。3. 喜新厭舊，揚少抑多。由于幾十年的能上難下，年輕化這一應對當時的權宜之計，也熬成了近三十年的長久之策。隨著“文憑注水”和“年齡縮水”，干部“四化”也逐漸萎縮為年輕“一化”。選用年輕干部，成了各級組織和主要領導干部，在給定的政策條件下，最大化地利用日益枯竭的職務資源的必然之選。

讓大多數人有希望的政策，才可能是個好政策。這種只讓少數人有奔頭，多數人無盼頭的政策，目前不僅為“天花板”式的干部們所詬病，也難以調動基層的積極性。如何讓以長期執政為目標的各級黨組織，不出或少出短期行為；如何讓各年齡段的干部，不失望并均有希望；如何破解“唯票取人、唯考取人、唯年輕取人”的選任難題，中央須高度重視。

五項對策

1. 徙木立信重用改革者，以增加動力。不能“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改革開放三十年，最早的改革者大多能因改革的業績而受到重用，其所產生的動力，促使了改革的深化。但由于種種原因，動力逐步減弱，靠最初的慣性實難以為繼。用一改革者，則改革者皆受到鼓勵；用一守舊者，無過即是功必為潛規則。在選人用人體制尚未取得實質進展前，諸如選用仇和、劉日、呂日周、張錦明、王天琦等改革型干部的案例導向，也有利于形成動力。2. 劃分政務官事務官的區別，以突出重點。競爭性選拔干部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須抓主要矛盾。抓住政務官，特別是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的競爭性選拔，就能夠抓住重點，綱舉目張。3. 在縣市兩級同時試點，以加快速度。半個多世紀前，毛澤東就提出要建立“黨的國會”。五十四年前，黨的“八大”就實行了黨代會常任制，并進行了黨內決策、執行、監督機關的初步分權。中組部還曾選擇了12個市縣進行黨代會常任制試點。當前，亟需以各地的黨代會常任制試點縣市為基礎，進行包括縣市委書記直接選舉等競爭性選拔干部，以及科學分解合理配置黨內權力的試驗，可以考慮的一種權力配置模式是： 設立黨內決策機關——縣委會，15—19人，縣委書記正處級駐會，其他均不駐會也不是副處級干部；黨內執行機關——縣執委，5—7人，縣執委書記正處級，原縣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統戰部長和縣委辦主任等為執委會委員副處級；黨內監督機關——縣監委，7—9人，縣紀委書記改縣監委書記副處級，其他成員均為正科級。4. 在“選上”的同時注意“選下”，以擴大空間。目前的競爭性選拔干部的空間不大，是因為幾十年的能上難下，占據了各級職務職級的資源。為使資源得到科學、合理、有效配置，必須從“能下”方向實施戰略突破。如果說，政務官是競爭性選拔干部的主要矛盾，那么，“能下”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務官這個主要矛盾一抓住，“能下”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打開，優秀人才就能脫穎而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也能夠得到較好解決。5. 建立政治體制改革樣板間，以降低風險。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建立綜合試驗的經濟特區，得益于選派任仲夷那樣有膽有識的改革先驅去掛帥主政。因此，“建立特區”與“基層突破”成為中國式改革成功的兩大法寶。突破在地方，規范在中央，也因之成為改革成功的路徑依賴。

鄧小平還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但是，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卻未引起應有的重視，一手硬與一手軟、一腿長與一腿短在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現。致使腐敗滋生蔓延，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干群關系逐漸疏離，群體事件不斷上升……

前不久，溫家寶總理在深圳特區創立三十周年之際時指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從鄧小平的“搞不通”到溫家寶的“得而復失”，無不說明： 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掃清道路；才能鞏固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果。

比經濟體制改革綜合性更強，復雜度、困難度更大的政治體制改革，要取得成功，也必須建立綜合試驗的政改特區，更需選派任仲夷那樣有膽有識敢為天下先的改革者去掛帥主政。只有依托政改特區，競爭性選拔主要政務官及黨內分權等試驗，才能大膽冒、大膽試、大膽闖，才能保證降低成本控制風險；取得成功后，才好復制。

如果說，前三十年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解放生產力為目標；那么，后三十年改革，則必須以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以恢復公信力為目標。

事實證明，維權才能維穩；改善民生，才能穩住民心；發展民主，才能贏得民心。為政之道，要在得人；得民心之人為政，不僅能和諧社會，且能民富國強。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