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對岸（12）

改革者不妨重溫“蛇口精神”

蛇口，中國改革開放的突破口，曾經以“蛇口精神”聞名于世；袁庚，“蛇口精神”的締造者，現年94歲高齡，在家安享晚年。然而，究竟什么是“蛇口精神”，以及其消長沉浮的爭論，自經濟特區建立以來從未消停。

不少人把蛇口精神歸結為袁庚提出的一句著名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有人把蛇口精神局限于“干部能上能下，人員能進能出，工資能高能低”等打破“鐵飯碗”、搬掉“鐵椅子”的改革措施；更有不少人把袁庚提倡的民主選舉干部制度等同于“蛇口精神”，從而認為袁庚之后這項制度被取消，就意味著“蛇口精神”從此消亡。

我認為，如上觀點只看到了“蛇口精神”的一個側面，或者說這只是“蛇口精神”的一種具象衍生，它們都發源于以袁庚為代表的蛇口人“敢想、敢言、敢試、敢闖、敢為天下先”的“五敢精神”。

沒有“敢”，何來“蛇口精神”

當年“四人幫”橫行時代，偌大中國滿目瘡痍，經濟方面奉行全國大一統計劃經濟體制。其結果，只能造成經濟崩潰。這種關鍵時刻，上面必須有人敢于站出來，撥亂反正，把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于是，歷史選擇了鄧小平。

與此同時，下面也必須有人敢于站出來，把改革開放的種子播入土壤，落地生根，于是，袁庚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第一個吃螃蟹者”。深圳經濟特區和“蛇口精神”正是當年中國上下一批勇敢者同心同德締造的產物。

沒有“敢”，袁庚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當年國土塵封、“左毒”侵蝕的年代第一個站出來上書中央，強烈要求在蛇口試辦以引進外資為主的“出口加工區”；沒有“敢”，袁庚不可能頂著“既要錢，又要命”的污蔑，大聲喊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與不計成本、不講效率的舊計劃經濟體制對著干；沒有“敢”，袁庚不可能為了發“4分錢獎金”受到有關部門指責，不得不向中南海“告御狀”，從而一舉打破“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的“鐵飯碗”；沒有“敢”，袁庚不可能說動國家領導人及中央組織部支持，親自到全國各名牌大學招聘“大大小小冒險家”到蛇口創業；沒有“敢”，袁庚不可能僅僅為留住一個年輕才俊，而不惜“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晚年政治生命擔保”，去說服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深圳市委有關領導，改變對這位年輕人的處置，讓他留在蛇口繼續創業；沒有“敢”，袁庚不可能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面前痛陳干部隊伍中人身依附和庸輩當道的種種弊端，決心要在蛇口作出政治試驗，進行民主選舉，讓蛇口人民充分擁有知情權、質詢權、監督權和選舉權……

當年，我隨袁庚參加香港“亞洲經濟論壇”，他作主題發言時向海外學者宣告： 蛇口是中國的“試管”，至于最終試成“漂亮的小孩”還是“怪物”，他敢于接受世紀實踐法庭的宣判。

如果說，“敢打敢拼，敢于刺刀見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魂”的話，那么，“敢試敢闖，敢為天下先”作為“蛇口精神”的靈魂，是再貼切不過了。

發揚“蛇口精神”的阻力來自哪里

蛇口自橫空出世那天起，就肩負著挑戰舊體制的歷史使命，命運注定它必然歷經坎坷，矛盾叢生，成為新舊勢力和思想的決戰場。而爭論焦點時刻，總是發生在蛇口高擎“敢”字大旗，向前沖鋒陷陣之時。

對于當年發生在蛇口的種種爭論，有人說是“交通部條條與深圳市塊塊的利益之爭”，有人說是“蛇口區政府與蛇口工業區企業的權力之爭”，有人干脆把矛頭直指向“蛇口精神”的擎旗手袁庚，說“蛇口試管是袁庚純粹的理想主義論調，是烏托邦”。怪不得袁庚當年向我調侃說：“我現在是腹背受敵，箭傷累累，只好橫站著。”我分析，當年非議蛇口“敢試敢闖”的人，大都出自恐懼心理。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蛇口基層干部，往往出于對長期來封建等級制度“官整民”和極左年代階級斗爭遺毒的懼怕，心里總嘀咕：“跟著袁庚試錯了，怎么辦？”二是某些官員，怕的是既得利益丟失，心里有另一番嘀咕：“袁庚試對了，怎么辦？”無疑，恐懼的疊加成了當年發揚“蛇口精神”的最大阻力。

此時的袁庚清醒意識到，除了在改革實操上必須“小心翼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意識形態上則必須堅定不移地“破除恐懼心理”，把人從恐懼的禁錮中解放出來。

為此，他特地把我找去，要我在《蛇口通訊報》上“敢于刊登批評蛇口領導干部，包括批評我的文章，目的就是讓當官的敬畏百姓，而不能讓百姓怕官”。當得知《蛇口通訊報》真的要登批評他的文章時，他竟興奮異常，要求批評稿“一字不改見報”，并立即召開全體干部大會宣告此事，從而開創了中國同級黨報批評同級黨委一把手的先例。

后來，當一位培訓中心教師再次批評他說話過于絕對，只有一半可以采納，而報紙又以“袁庚此說，一半可取”作標題將該老師的意見刊登于頭版時，袁庚見報大為贊賞，特地在教師節上登臺發言，號召蛇口人都要學習這位老師“敢說敢為、敢講真話，具有鐵骨錚錚的男子漢精神”。以致后來《蛇口通訊報》舉辦的“新聞沙龍”貼出海報，以“尋找蛇口真正的男子漢”為題，不論有無官銜，老板工人，一律平等，為求真理，暢所欲言，來了一個“男子漢聚會”。“只要一不反對共產黨，二不反對憲法，什么話都可以說，絕不以言治罪”。

袁庚當時對我說：“連美國總統羅斯福都能對人民承諾免除恐懼的自由，難道我們共產黨人反而做不到？”《蛇口通訊報》當即在登出批評袁庚的稿件的同時，配上短評： 《恐懼，告別吧!》。

正是袁庚大力提倡的“求真敢言”，為蛇口百姓爭得了“知情權、質詢權、監督權、選舉權和對不稱職干部的罷免權”，為蛇口“以民主為重”的政治體制改革試驗打下了思想基礎。

為了夯實這個基礎，袁庚把骨干特地召到他的香港辦公室，闡明蛇口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兩者的關系。

他對我們說“兩者好比一部車子上的兩個輪子，光有經濟體制改革輪子轉動，政治體制改革輪子不動，車子只會在原地打圈圈。只有讓兩個車輪同步轉動，蛇口試管才有成功希望。否則，蛇口從全國招聘一千多名干部來干什么？!”接著他發誓般地說：“我袁庚一生就干這件事!有人說袁庚說了一百句話，只要抽出其中一句話，就可以打他一萬次反革命，但是我不怕，準備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矢志不變，義無反顧!”事實上，在袁庚大力提倡民主、報紙實施輿論監督的年代，蛇口沒有發生過一起干部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的案件。

當年蛇口有一位黨委負責人在蛇口規規矩矩“夾緊尾巴做人”，大家公認他是“好領導”，但是一離開蛇口，異地去當官，失去了蛇口那樣的民主監督，結果成為“廣東著名大貪官”。另一位當年為蛇口民主選舉設計章程的著名智囊，在蛇口從未敢貪污一分錢，離開蛇口去外地升遷當官，最后也以貪污罪被判重刑。后來，有位年輕記者問袁庚原因何在，老人引用一句古語笑著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水土不同使然。”

“蛇口精神”死亡了嗎？

客觀上，以“五敢”為核心的“蛇口精神”，由于袁庚把重錘敲在敢于試驗民主監督和民主選舉的政治體制改革上，一度把蛇口建設成類似當年延安那樣的“民主圣地”，頗引世人矚目，以為這才是“蛇口精神”的化身。加之，出于某種局限，袁庚推行的民主帶有濃重的人為色彩，因此，一旦當袁庚因為年齡等原因退出蛇口舞臺，自然有不少人認為“蛇口精神”必會消失。當年我曾組織過一期“蛇口沙龍”，主題就是：“袁庚之后，蛇口怎么辦？”結果當時一位參加討論的蛇口領導斷言：“袁庚之后，蛇口民主死亡。”話音剛落，竟獲得沙龍成員一片掌聲。

沒過幾年，蛇口試驗的結局不幸被言中： 當我“被辭職”后，以宣傳民主為己任的《蛇口通訊報》首先改變編輯方針；接著是民主選舉制度被取消，改為與中國內地國有企業一樣的“上級委派制”，退步到十年前的“老蛇口”模樣；至于領導干部必須接受蛇口人民質詢、“新聞沙龍”平等探討蛇口命運等，一概銷聲匿跡，一夜之間，當年光芒四射的蛇口似乎突然黯然失色。“蛇口精神死亡”論四起。

已經退休的袁庚，已清楚地看到他實在不愿意看到的結局，他在與我的對話中，深刻反思蛇口改革的不徹底性，認為最根本一點在于缺乏法制保障。

與此同時，他借用當年一部走紅的譯制片《勝利大逃亡》名字，利用他“名譽董事長”的職務，動員有能耐的企業“帶著‘蛇口精神’殺出蛇口，走向全國，闖向世界”。招商銀行、平安保險等就是這樣殺出蛇口的。

現在的事實充分證明，當年“帶著‘蛇口精神’‘大逃亡’”的企業，全部獲得輝煌“勝利”。成績的取得，無疑來自人(包括員工和客戶)的自由和解放，以及企業對人的價值的尊重和維護，而這既與企業董事會的民主科學決策密不可分，同時又與企業主要領導人的民主意識和民主作風息息相關。不難得出如下結論：“蛇口精神”不會消亡。她只不過通過當年一批在蛇口創業的企業，帶著“蛇口基因”，殺出蛇口，到更大更新的環境中繼續發揚“五敢精神”去了。

那么，留在蛇口的居民怎么看待當年的“蛇口精神”呢？現在的老蛇口人，雖然不能像當年那樣再去參加民主選舉，再有機會去當面質詢領導，但是他們畢竟受到袁庚當年的改革試驗的熏陶，獲得過一次思想解放和民主洗禮，火種還在，他們會把自己的切身感受變成如今蛇口的街頭議題，在追憶中倍加頌揚，而新蛇口人聽了這些故事往往為之動容，為之向往。

我認為，改革總是艱難曲折的，她需要幾代人忘我地付出心血和犧牲；但是，只要付出，總有結果。當年已經扎進人們心中的“蛇口精神”，一定會在人們的期望中傳承，在中央的支持下延續。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