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對岸（18）

公共外交，讓外交走向透明和民主

——對話韓方明

笑蜀公共外交： 做職業外交官做不到的

南方周末: 一般人看來，外交從來都是政府外交的一統天下，顯得敏感、神秘和相當程度的封閉。但現在公共外交在中國越來越風生水起，越來越成為朝野共識。從政府外交包打天下向職業外交與公共外交相輔相成逐步轉型，可不可以說，這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轉型，是中國外交開始走向透明化、民主化的一個表征？

韓方明: 從外交史來看，人們通常把17世紀和18世紀的外交稱為傳統外交。著名外交學家尼克爾森把傳統外交的基本特征歸結為四點： 一是在觀念上把歐洲視為國際政治的中心，二是在思想上認為大國比小國更重要，也負有更大責任，三是外交活動由一支訓練有素、具有共同職業行為準則的職業外交人員來開展，四是外交談判必須保密。因此，傳統外交是職業外交和秘密外交。

一戰后，出現了新、舊外交之分，傳統外交是舊外交，新外交是指外交公開化。這是外交史上的一次轉型： 從秘密外交到公開外交。談到公開外交，必須提到美國第28屆總統伍德羅·威爾遜，這位才華橫溢的理想主義者，在1918年1月8日發布了著名的“十四點”，第一條就是，今后一切“公開的和平約定都必須公開達成”，“外交應當永遠坦率地、在公眾觀察下進行”。盡管后來美國背棄了這個約定，但外交公開作為一項外交準則逐漸獲得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公開外交成為新外交和傳統外交的分水嶺。

從職業外交到公共外交又是外交史上的一次轉型。但這次轉型并沒有顯著的標志性事件，1965年，美國波士頓的塔夫斯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院長埃德蒙·格里恩首次使用“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一詞，但事實上公共外交行為早已有之。美國新聞署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機構，主要任務是向外國民眾傳播信息與交流，使其了解、理解、支持美國的對外政策。

新中國的外交，一開始就是“人民外交”，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公共外交。改革開放以來，職業外交在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成績。近幾年來，公共外交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有著較深的背景： 一是中國外交發展的必然需要，二是中國擁有的“人民外交”傳統，使我們較容易接受這個西方詞匯。公共外交也可稱為公眾外交，而公眾與人民幾乎同義。

外交的透明化、民主化無疑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但這將是一個過程和進程，而比之更重要的其實是目的。一般認為，職業外交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改善和塑造國家形象。職業外交與公共外交(含民間外交)共同構成國家的總體外交戰略。

南方周末: 在當下世界，傳統的職業外交包打天下，會遇到哪些難以解決的問題或障礙？相比之下，公共外交具備哪些獨特的優勢和魅力因而不可或缺？

韓方明: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一樣的。當下世界存在的主要特征，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帶來的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及其在對外事務中地位的上升。在西方國家，二戰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公民社會日益強大，而且形成了全球公民社會。中國也在不斷開放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公民社會。

面對全球公民社會，傳統職業外交的局限性就突顯出來。職業外交是國家間的職業外交官從事的外交活動，這些職業外交官的長處，是與他國職業外交官打交道。而且國際社會還有職業外交官行為準則。其短處是，不善于與他國公民社會打交道。公共外交正好彌補了這個不足，以行為主體的多元性、目標受眾的細分性、手段和方法的柔軟性，以及目標的層次性和長遠性，成為全球公民社會興起的重要外交形態。

就是說，職業外交與公共外交是互補與促進的關系，而不是替代與被替代的關系。

公共外交不是政治宣傳

南方周末: 看來，作為一種政治行銷，公共外交是國家軟實力建設的重要手段。但公共外交畢竟不等同于政治宣傳，它跟后者有哪些關鍵的不同？怎么才能把公共外交跟宣傳區分開？

韓方明: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據我了解，國內學者對這方面的研究很少。我的看法是，公共外交的確不能等同于政治宣傳，但又難以劃分得涇渭分明。

一般來講，公共外交與政治宣傳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主體與受眾的相對地位，公共外交的主體與受眾地位是平等的，而政治宣傳的主體地位要高于受眾。二是傳播的內容與形式，公共外交活動的內容以真實性為第一要義，采取具有親和性的形式，而政治宣傳形式多是強硬式。三是目的性，公共外交追求的是長遠的整體目的，即在國際社會中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而政治宣傳的目的往往是短期的，針對某個具體目的而為。

想把公共外交與政治宣傳分開，主要是把主體與受眾分開。公共外交的行為主體與政治宣傳的行為主體分開，公共外交的受眾首先是外國民眾，而政治宣傳的受眾首先是本國內的民眾。

南方周末: 公共外交既然極端重要，就需要從國家戰略層面做好足夠準備。我們已經做了哪些值得贊賞的準備，有哪些方面有待努力？尤其在尊重國外受眾心理、尊重傳播規律這點上，你認為我國在心理上的準備如何？怎樣改進？

韓方明: 準備是戰略成功的基礎。中國公共外交的戰略成功也取決于我們的戰略準備。

戰略準備有兩種形式： 一是自然存在的，二是自覺而為的。關于自然存在的戰略準備，我國六十多年來已擁有非常豐富的公共外交實踐(雖然今天才使用這個詞匯)，也有一大批公共外交人才。這是我們今天開展公共外交的潛在資源。但是，這些豐富的實踐和經驗并沒有全面、深入地加以梳理、歸納與總結，進而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知識積累和能力基礎。今天，借貴報(采訪)的機會，我也呼吁，凡是有過公共外交經歷的機構和人員，希望你們以案例的形式把這些經歷記錄下來，整理出來；凡是有興趣研究公共外交的機構和人員，希望你們把這些案例作為研究素材，從中歸納總結出中國公共外交的理論。

第二種戰略準備是自覺而為的，這方面外交部做了不少的工作。我所在的全國政協外委會，剛開始是趙啟正主任在講，為大家做思想認識上的準備。然后是組織上的準備，成立了公共外交小組，由陳昊蘇同志和我共同擔任召集人，以調研、會議等方式做具體的工作。我們對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都做過調研，每年也召開至少一次內部研討會，今年是首次在上海召開公開會議?！豆餐饨患究返膭撧k，更是人民政協履行參政議政職能，對國家公共外交戰略建言獻策的一項重要工作。

中國公共外交需要改善和調整的地方很多，概括而言主要有兩點： 一是如何學習外國的經驗和理論，二是如何總結出自己的理論。

在尊重外國受眾心理、尊重傳播規律方面，我們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學習。這種學習應有兩種主要形式： 一是邀請外國專家對我國有關人員進行培訓，二是在“干中學”，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提升自身的能力。

“傳媒外交”與“思想庫外交”

南方周末: 公共外交是針對國外公眾的外交，這需要國內公眾廣泛參與，并具有一定的主體地位和主動性，媒體和民間組織無疑應該是重要的方面軍。公共外交發端于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他們在這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經驗，他們的媒體和民間組織在公共外交中起著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為什么能起那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韓方明: 在西方國家，媒體和民間組織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行為主體和力量。以美國為例，大眾傳媒是美國外交決策的重要外部環境，媒體通過報道，把政府和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面。媒體推動的外交公開化對外交政策制定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媒體又是美國公共外交的主要執行者。

公共外交主要采取信息傳播與人員交流兩大方式。當今世界是信息世界，信息世界中，媒體是主要的信息傳播者。媒體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非常巨大，在外交決策信息提供、外交政策對外傳播等方面，不可替代。

民間組織尤其是思想庫，也是美國公共外交的重要行為主體和力量。思想庫是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以影響公共輿論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目的，非營利和非黨派的獨立研究機構，如著名的布魯金斯學會即是如此。

據研究，思想庫在美國外交事務中扮演著五個角色： 一是外交信息的“處理器”，二是外交理念的“實驗室”，三是外交官員的“訓練場”，四是公眾教育的“布道所”，五是國家外交的“第二軌”。

思想庫的以上角色和作用，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目前，我國外交思想庫不僅數量少，而且大多隸屬于政府。應大力支持大學型和獨立型的外交思想庫的發展，這也是我國公共外交戰略能否成功的重要準備之一。去年我推動成立并參與工作的非官方智庫——察哈爾學會是這方面的一個創新實踐。

呼吁制定“民間組織法”

南方周末: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展開，跨國民間組織越來越成為外交上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跟國外的跨國民間組織相比，我國民間組織的國際話語權分量大不大？怎樣才能做強做大國內民間組織，依靠它們，提升我們向國際社會輸出民間聲音的能力，使之能與國外的跨國組織相抗衡？

韓方明: 目前，我們的民間組織在國際社會的話語力量較弱小。2009年“兩會”期間，我提交了一份提案，希望盡快制定“民間組織法”。民政部對該提案的答復是，正在進行立法方面的研究。我不知道民政部是怎樣進行這項研究的，我認為，研究民間組織法，應該廣泛地讓民間組織負責人參加。

由于法律地位不明確，我國民間組織的發展空間受到限制。改革開放初期，許多改革是從“違法”開始的。但在今天，許多改革應從“立法”開始。

立法是基本前提，中國不乏優秀人才，只要有合法的發展空間，這些優秀人才就能發揮其才能，進而推動中國民間組織尤其是國際性民間組織的發展。

需要公共外交刊物的“百年老店”

南方周末: 你們主辦的《公共外交季刊》，在普及公共外交理念方面開風氣之先，但怎樣開門辦刊，把刊物變成公眾與政府交流的一個樞紐，變成官民共同推動公共外交的平臺，你們有怎樣的考慮和具體計劃？

韓方明: 這是由全國政協外委會主辦、察哈爾學會承辦的全球第一本公共外交專門刊物。普及公共外交理念是其功能之一。

此外，我們還希望推動、促進甚至引導中國公共外交事業的發展。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主要有以下的做法和考慮： 一是充分發揮各位編委的能量，你可看到，我們擁有全中國最“豪華”的編委會： 前職業外交官、副部級以上官員、國際關系權威學者、對外傳媒總編輯等。而且，這些編委們絕不是掛名的，都實實在在地親自參與了季刊的編審工作并對刊物的編輯提出了具體意見。有些編委，如解放軍前副總長熊光楷上將等都親自為刊物寫文章。各位編委的影響很大，我們要充分地發揮出來。

二是剛設立的學術編輯職位，我們把國內公共外交研究的三位中青年著名學者王義桅、趙可金、唐小松都聘為本刊學術編輯，承擔專題策劃、重要作者的約稿和審稿工作，提高本刊內容的質量水平。

三是向“有影響力”的人員贈送本刊，啟正主任的觀點是要把季刊辦成“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的刊物。季刊目前不算是大眾傳媒，只是小眾傳媒，但一面世就受到了國內外高層、外交界、學術界和大眾傳媒的特別關注。目前我們主要是針對國內外在公共外交領域有影響力的機構和人士，向他們免費贈送本刊。貴報當然也是贈閱名單中的一員。

最近，有些外國駐華使館和國際重要智庫也向編輯部提出要求，希望我們寄贈。還有一些國家的智庫研究人員主動要求與編輯部學術交流。

如此一來，季刊也就是在實際上從事公共外交活動了。

今后季刊將以各級政協外委會委員為主力，以著名大學、研究機構和民間智庫如察哈爾學會等非官方和學術性研究力量，開展專門的課題研究，提出創新性的思想和解決方案，推動、促進中國公共外交事業的發展。

有美國來的學界朋友和我笑稱，《公共外交季刊》的風格和裝幀，很像美國著名的《外交季刊》。事實上，我們有這樣的目標，要把它辦成一家如《外交季刊》那樣有影響力的“百年老店”。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