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對岸（26）

陳志武： 國企需要一場哲學反思

2010年11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2011年起，將1631戶國企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對其收取紅利。國企分紅，天經地義。但分多少？怎么分？國企的強大，對中國貧富格局乃至整個經濟運行的利弊何在？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究竟如何定位？這些問題，都需要一場更深刻的哲學反思。

經濟增長需要更大自由度

南方周末: 最近你出了本書叫《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如果沒有“中國模式”，中國的經濟增長，跟其他經濟體的增長，異同何在？

陳志武: 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歷說明，人的自由恢復越多，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間包括私人財產空間擴大得越多，經濟活力就提升越多。中國的經歷并沒有反證自由促發展的一般性結論，正好相反，是證明了中國人、中國社會也不例外。什么更有利于經濟增長？人的自由、私有產權，加市場經濟和法治。——這是人類的模式，不是中國特有的模式。

驅使人們早起晚歸、勤奮耕耘的根本動力是一樣的，就是要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自由。不論哪個社會，對經濟權利和財產權利的行政管控，就是限制個人的自由，必然抑制經濟活力，給創新進步設置障礙，顯然不利于經濟增長。否則，當初何必改革？是各種私人自由的增加，而不是還存在的政府過度管控，帶來了過去三十年的增長。

1978年，不管在私人空間還是經濟空間，到處都是政府的影子。

南方周末: 那時可能90%的經濟社會空間都被管控，現在這個比例還有多大？

陳志武: 要看領域，有些領域減少得多。原來婚姻是被管控的，要領導同意才能結婚、離婚，現在決定權回歸到了個人，私人空間的自由度提高很多。

南方周末: 有人說現在這么多問題，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郎咸平就認為產權改革不是要規范而是要回到國有制。

陳志武: 我搞不太清楚他說了什么，因為他經常變。

在原來的計劃經濟國有制下，權力制衡缺失，體制問題嚴重，只是由于計劃經濟產生了貧窮，權力雖然無所不入，也不受制約，但權力尋租能夠得到的也不會多，體制問題在以前不是以金錢方式表現出來的。

后來的市場化改革創造了巨大價值，經濟自由度的增加不僅使民營經濟發展很大，也迫使國企開始盈利，于是，權力就有了尋租的基礎，但必須清楚，權力缺乏制衡的問題在計劃經濟時期就嚴重，不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只是市場化之后讓這些問題有機會以金錢方式顯現出來。

一個貧窮的國家里，權力可以失控，但當權者不一定個個都能尋租撈很多錢；一個錢多的市場化社會里，權力制衡局面不一定更壞，但以金錢表現出的貪污腐敗、權力尋租可能更處處可見。

南方周末: 自由的增加帶來了經濟繁榮，但因為缺乏法治規范，是否也帶來諸如貧富分化、社會不公這些嚴重后果。

陳志武: 有些貧富分化、社會不公是因為還有許多不自由、權力滲透到太多領域所致。在自由的市場經濟里，資本會往回報高的地方走，哪里投資太少，往往那里的單位資本回報就更高，各地區、各群體就更能享受到“水漲船高”的效應。如果行政權力不顧投資效率地配置資源，表面看好像更能促進公平，但據我研究，實際情況是，國有經濟比重越高、行政配置資源程度越高的社會里，貧富差距越大、社會不公越嚴重，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越要靠權力、關系配置資源，機會不平等、社會不公越嚴重。

很多人懷舊，說1978年以前沒什么自由也活得蠻好，現在并不一定幸福。

這涉及基本價值，也涉及系統思考的問題。1978年時，人們沒什么選擇空間，有口飯吃，有個地方住，就很滿足了，談不上個人尊嚴，因為尊嚴過于奢侈。

1980年代初，我去中國社科院一位研究所所長家里，三代人住一間小房。白天工作時，必須把床收拾了做桌子。幾家人共用一個廚房，廁所更少。普通研究員連這都沒有。很多年輕老師為了分一間閣樓，就勉強結婚。那是一種什么生活呢？現在買不起更好、更大的房子，這問題是很大，但跟市場化改革前比較，這是錦上添花的問題，原來可是基本生存、基本尊嚴的問題!

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后，房價漲了很多，有些是過去政策不當所致，但住房商品化后，人們的居住環境比1978年更糟了，還是反之？房價高不是否定住房市場化改革的理由，那次改革帶來的住房自由選擇空間的擴大，使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居住條件大為改觀。

現在的供應量大大增加。一線城市北京、上海的自有房比例可能在80%以上。

南方周末: 有這么高嗎？只算本地戶籍人口？

陳志武: 對。今天，一般人有自己的衛生間、廚房，還有書房，設計很寬敞舒適!當然，也有很多人買不起房子，或者在還住房貸款。但即使抱怨的人也知道，這與1978年是完全不同數量和性質的問題。

自由增加了，市場發達了，也會有頭痛的問題。億萬富翁也頭痛： 子女怎么培養？小孩一出生就有很多錢，為什么還要去工作？整個人生意義在何處？這就是人啊。

機會平等比結果平等更重要

南方周末: 意義感屬于精神層面的問題，更多的人是貧窮病，或貧富不均的病。

陳志武: 美國、挪威或瑞典人都有挑戰，而且很大!人就是這樣的，沒有挑戰就難有幸福感和真正的滿足感。幸福不幸福，是非常個人化的感受，沒有統一的標準，也不該有。

一旦走出溫飽挑戰，幸福更多來自追求結果的過程中，而不一定是結果本身。有充分的選擇自由是幸福的前提。

自由增加后，每個人都能選擇、管理自己的生活，更加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由領導來安排。這是更高境界，但你要對自己的生活和行為負責，責任和自由是相配的，這就有了一種跟生存壓力不同的挑戰。

南方周末: 有時“自由是一種重負”，它需要你承擔更多責任。但同樣是“自由度”的增加，會不會某一部分群體增加得太多了一些？

陳志武: 這主要體現在起點差別上，農村出身和城市出生不同，農民工子女和富二代、官二代面對的機會就更不同。前者是城鄉戶籍制度歧視所致，是人為的即可以改變的，而后者是家庭背景不同所致。

1970、1980年代時，農村和城市出生的差別不大，因為大家都沒有太多機會受教育，都比較無知?？墒?，到互聯網時代，城市孩子和農村的差別就太大了，社會階層間的流動越來越難。

人的天賦不一樣，姚明個子高，籃球打得好，其他人沒法比。但在非天賦方面，設計制度就應避免歧視，尤其要通過制度設計，包括適當的稅收支持，讓背景不同的孩子們盡可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如九年免費義務教育等。

機會平等比結果平等更重要，更符合公正原則。

國企一定比民企和外資安全嗎

南方周末: 民營資本的創業自由是個人經濟權利的延伸。但在行業準入和融資方面，民企與國企、外資的待遇差別較大。這種不平等該如何解決？

陳志武: 國企的存在，造成機會和權利的不平等，問題非常嚴重?，F在連國企主管部門也不一定清楚，國企、國有經濟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最初推出國有經濟時，整個制度建構背后包含的哲學非常清楚，當時認為私有制是所有社會不平等、社會之惡的起源。為了解決社會不公，革除這個“萬惡之源”，通過政府擁有、經營企業，通過土地的公有，來消滅私有制，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實現共同富裕。

盡管事后看，那是一種烏托邦式制度設計，有邏輯上的漏洞，但至少當時背后有非常強的政治哲學基礎?？墒?，現在沒人重新在哲學上把這個事弄清楚，今天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的存在，到底為了什么？

國資管理體系里，一時要國企追求利潤最大化，一時又要他們追求資產規模最大化，或者追求銷售收入、市場份額的最大化，變來變去，讓國企高管很難把握，因為每種不同的目標意味著不同的企業策略。還有，通過國企壟斷賺了很多錢，需不需要上交？上交多少？

如果是為了共同富裕，國企利潤，包括國企股權賣掉以后得到的錢，就應該上交財政部，減少社會大眾的稅負?？墒?，今天國企沒有這樣做，國企股權賣了，也不見得要上交國家，利潤分紅也少得可憐。但國企賺錢或把股權出售后，留下來，自己成立投資部門做直投。國有企業不再是全國老百姓的財富，而是具體國企內利益群體的利益，國有變成了一小部分內部人的私有。

南方周末: 中國國企去海外并購，不也被美國和俄羅斯拒絕過？會不會有人擔心外資后面是外國政府在控制，要搞垮或控制這個行業？

陳志武: 從產品安全角度來說，即使資產控制權由外國人掌握，也未必比由國企或民企掌握更不安全。國家掌握著立法權、執法權和司法權，只要按法律經營，產品供應的安全度不會有差別。外企在中國，對中國的條條框框通?？吹酶J真，民企，尤其是國企，反而不把這些條條框框當回事。

用什么定義國家經濟安全？就業？員工的收入和生活保障，還是產品？這很關鍵。很多人籠統地覺得不安全。實際上，奶粉和其他食品行業基本以國內企業為主，但是，不也是出了那么多安全事故嗎？有多少是外資企業做的？

如果以就業來定義國家經濟安全，那么多銀行貸款和國家投資都砸到國企，帶來多少就業？這些年每年新增的就業中，接近90%來自民企和外企，所以，維持太高的國有經濟反而威脅中國的就業安全。

如果從報酬和待遇定義經濟安全，富士康問題很多，但如果把富士康跟國企或民企制造企業的工資、待遇、工作環境比較，前者通常還更好。

國企給一些特權者提供了高收入的機會，很難說真正實現了經濟安全。

南方周末: 前段時間中國媒體去美國競購一個新聞雜志，結果第一輪就被淘汰。是不是它也會考慮資金來源，不給中國媒體同樣的競爭機會？

陳志武: 美國不應這樣做，是有些政客短視、無知所致。

南方周末: 這是否也可以部分解釋有些人對經濟安全的擔憂？中國跟西方國家在制度和意識形態上都不一樣。

陳志武: 在中國，重要戰略行業連完全由中國公民擁有的民企都不能介入，這不是外資、內資的問題，保留國企壟斷地位，才是實質。

南方周末: 有人說國企是執政基礎。需要一個經濟基礎在那，能保證執政安全。

陳志武: 要有更多關于為什么要保留國企的深層討論。這么多國有財富，到底是為何、為誰、為哪？不能繼續是小部分人的私庫。

南方周末: 1990年代開始國企的“抓大放小”，很多人批評“放小”是不規范的私有化，產生了很多不公正。

陳志武: 抓大放小是換湯不換藥，大國企反過來收購了小國企甚至很多民企，包括如今的房地產民營企業。很多人以為央企的數量減少到50個就行了，千萬別忘記國資委只有一個。如果所有國資委下面的資產都集中到一個公司，它的資產和領域比原來翻了50倍或更多倍，我們真的相信那是國退民進了嗎？

改變國富民窮： 要改掉“等級制”

南方周末: 你有個計算說政府擁有全國75%的財富。是不是有個分配階梯，誰占更多？

陳志武: 那當然。越往社會底層，得到的越少，整個中國社會被劃成很不同的群體。國企管理層是一個群體；國企員工是一個群體；能進國企和集體企業的是第三個群體；第四個群體是進城但進不了國企的農民工；第五個群體是農民。

南方周末: 1985年鄧小平有個講話說： 如果兩極分化了，改革就失敗了?，F在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止兩極分化？國富民窮變動的起點在哪里？

陳志武: 國富民窮的局面要根本扭轉，不能只做修補。近幾年，財政部在民生項目方面有了更多投入，包括衛生、教育、社保，增幅比以前大了。但這種修補不改變結構問題，不能改變國富民窮越來越惡化的趨勢。征稅權不受制約，使越來越多的民間收入進入政府手里，這是憲政問題。

目前，全國人大各專業委員會還沒對征稅權進行真正監督和問責，國有資產的民有化改革也還沒進行。這些改革不到位，國富民窮局面就很難變。

政府的遠見： 別走不下去才跳出來

南方周末: 最近物價上漲較多，有些地方甚至開始限價。這會帶來什么后果？

陳志武: 很多人會抗議。如果一方面限制價格，不讓上漲，另一方面政府又多發鈔票，要別人賣東西，會越來越難。假如今天相對于昨天的貨幣供應量翻了一倍，而蔬菜、糧食的貨幣價格又不讓升高，那等于讓菜價、糧價跌了一半，有糧食的人可能會選擇不賣，貨物的供應會大大減少。會出現社會沖突。

南方周末: 會出現短缺？

陳志武: 對。很多人會選擇不拿東西出來賣。

南方周末: 不賣東西靠什么去維持自己的完整生活？

陳志武: 很多人寧可去把那些東西留下來。從經濟學角度講，這很正常。把東西賣了變成貨幣買不到什么東西，還不如把東西留下來。

南方周末: 會不會用其他方式補償實際價格？

陳志武: 黑市可能會出現，但成交量會大大下降。這樣社會就亂了。

南方周末: 那時放開壟斷，或是減稅的壓力會變得更大？

陳志武: 這給改革制造新的壓力，必須把經濟理順。那時會認識到，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對資產、財富的壟斷不能這么多，行政權力應該受到更多制約。對整個經濟而言，政府投資與民間消費的關系要調整，經濟增長不能再靠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帶動，而是要更多靠民間消費、靠民生帶動。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