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對岸（28）

節制資本，以和平方式改造社會

1981年5月，我曾陪同習仲勛在瑞典參觀。我研究瑞典社民黨，就是從那次訪問開始的。當時使館派我為代表團當翻譯，陪習老參觀了一個現代化農場。農場主原來是貴族，有1 000公頃的土地、2 000公頃森林，但他手上全是老繭子。為什么一個貴族像個老農民？

原來，過去他家里雇了很多長工仆人。社民黨上臺實行改革后，他要為工人們支付高工資，還要交社會保險，而且每年談判還可能增加，他承受不了，只好把大部分人都解雇了，只留兩個工人，忙時自己一起干活。他還喂了1000頭豬，全靠機器。宮殿一樣的大房子，就靠他夫人打理，忙不過來才請小時工。貴族就這樣被改造成了現代企業家。

習老和這位貴族企業家談起歷史變遷和農場管理，笑說這地方真漂亮，我退休后真想到這里養老。我們還參觀了一個工人家庭。他是托兒所的保育員，33歲的單身漢住個65平米的一室一廳，外加廚房和衛生間。沙發、地毯、彩電、冰箱、電爐、烤箱應有盡有。那個居民區共3000人，卻有1400多套房子，從托兒所、九年制小學，到青少年活動中心、退休者之家、游泳館、體育館、足球場、圖書館、超市、醫院等，設施齊全。住房寬敞、便利。房租不低，但很多人都有補貼。因為政府規定了住房標準，除客廳外，平均一間房子住的人不超過1.5個，達不到這個水平的，由政府提供幫助。

其福利水平之高，讓大家非常吃驚。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們外交部的人住什么房子呢？很多人從國外回來，擠在招待所大廳里，用木板隔起來，幾十個人，男的女的分開住。國家干部都這樣，其他人可想而知。當時冰箱、彩電、地毯即使在國內高干家庭也不多見。

看到醫院里住的全是白發蒼蒼的老人，習老詢問他們以前的工作，當得知沒有一個是前政府高官后，他感嘆說：“真不簡單!”習老很有感觸地對我說，你會瑞典文，該好好研究一下社民黨問題。

不是取消私有制，而是節制資本

按照習老的指示，自1980年代初期，我開始研究瑞典社民黨和瑞典模式，一研究就是三十多年。確實，瑞典經驗，可以為中國解決某些現體制下難以解決的問題提供借鑒。

過去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我們當時沒有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給人民帶來很大苦難。

西北歐特別是社民黨領導下的瑞典社會主義取向的變革，勞動人民有充分民主權利，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得到60%以上份額，全面的社會保障，官員公正廉潔，勞資共存共榮，貧富差距很小。這些，很值得我們研究與借鑒。

我分析過瑞典政府的預算，用于社會福利、教育、科研和外交、國防的錢加在一起，跟總稅收差不多。他們稅收很重，但仍可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但社民黨的理論調整也有一段過程。剛成立時，它也主張通過生產資料國有化來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但成立后二十多年，沒有得到多數民眾支持。老百姓更關心的是眼前的問題，雖然社民黨力量當時也有很大增長，到1920年代還曾三次單獨執政，但得不到多數支持，沒法實行生產資料的國有化。

是繼續等待國有化時機的成熟，還是先改革以爭取多數？其黨內也有很多爭論。1926年社民黨理論家尼爾斯·卡萊比寫了一本書，叫做《面對現實的社會主義》，做了重大的理論創新。他說社民黨的目標是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這意味著工人階級應全面參與社會變革，并在社會決策中，擁有與其他階級同等的權利。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廢除資產階級私有制，改變工人階級一無所有的狀況。取消資產階級對財產和權力的壟斷，也就成為工人運動的綱領性要求。

國有化是社民黨人的一個要求，是解放工人階級的一個武器和手段，但不是目的。對私有制，國家可以通過立法廢除它，也可以通過修改法律限制改造它?？ㄈR比說，勞動保險法、八小時工作制和政府社會政策的許多內容，都是對私人所有權的限制，也是一種廢除。因此社會變革、改造私人所有制，有許多不同方式。

在分析了勞動要素的作用后，他認為工人的勞動并不是產品價值的惟一來源，資本利潤和地租雖然不太合理，但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生產中，仍然不可缺少。

因此卡萊比主張如下一些改革： 通過立法限制私人所有權，盡可能擴大公共部門和其他形式的集體生產，增加公共財產積累，通過稅收和財政政策，對地租和資本利潤進行再分配，利用社會政策和教育政策提高工人地位等。

卡萊比認為，這些政策，使工人階級參與了生產要素的各個方面的變革，從而也就改造了整個社會。

這些理論創新，對1930年代社民黨制定新的經濟政策很有幫助。后來瑞典社民黨按卡萊比的功能社會主義理論搞了一系列改革，限制資產階級，扶持工人階級，支持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談判，在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的同時，盡量維護勞動市場和平，為生產發展、福利建設創造條件，通過和平方式改造社會。

工人成為社民黨的票倉

瑞典社民黨認為，在實現工業化后，勞資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社民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自然要站在工人階級一邊，代表勞動人民利益。

怎么代表？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并不是要否定資本的重要性。社民黨所做的一切，只是不要資本家支配社會發展、剝削其他階級。勞資之間的矛盾，并不一定對社會有害，只要建立勞資平衡，就會有利于生產，有利于社會。

社民黨看到，蘇聯、東歐沒收了生產資料，建立了公有制，卻沒給勞動人民民主自由，更沒有給勞動人民帶來幸福。他們認為，把權力都集中到國家手里和集中到私人資本手里一樣，有同樣的危險性。因此，他們主張搞混合經濟，承認勞資利益都很重要，都具有合法性；只要努力實現他們之間的力量平衡，就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在這個思想主導下，瑞典社民黨主張首先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自社民黨成立，就致力于組織工會。19世紀末，在瑞典組織工會并不是非法的。但資本家不承認這一套，組織工會，就把你開除，早期的社民黨領導人都被開除過，都坐過監獄。

社民黨淡化國有化主張后，力量發展很快。1932年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取得了多數民眾支持并開始長期執政。社民黨通過立法保證工人階級組織起來與資方談判的權利，支持工人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建立了一整套社會福利。工會則大力支持社民黨執政，支持其采取措施馴服資本主義。

1974年39%的工會會員集體加入了社民黨，使黨員人數突破百萬大關，黨員中工人達73%。工會在平時為社民黨提供大批人力、物力，在大選中更是全力以赴，動員并組織工人投社民黨的票。工人階級不僅是社民黨的社會基礎，而且是其“馴服資本主義”，制約國家權力，實現民主憲政和國家變革的主力軍。

經過近百年的團結奮斗，瑞典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表面上看，資本家和他們的公司還在，但有了高度的社會民主，市場經濟不再由少數人控制。強大的工會改變了生產中的權力關系。工資分配和勞動條件不再由資本家單獨說了算，而是經過勞資平等談判，不斷提升并改善。通過立法，對企業運行制定了詳細的規則，生產雖然還是資本家說了算，但要聽取工會意見，服從國家調節指導。

任仲夷生前也主張應借鑒瑞典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經驗，“馬克思主義不是西方來的嗎？市場經濟不也是西方有的嗎？不要一提西方就反對!”

執政黨應主動組織農民工參與改革

瑞典成功的經驗，就是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1980年瑞典800多萬人，其中220萬人組織在藍領工會里，100多萬在白領工會，60萬在學者工會，占整個瑞典人口的近二分之一。勞動人民這種高度組織狀態，哪個政治力量還可以橫行霸道、欺壓百姓？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有很大成績，也有不少失誤。最大的失誤，可能就是忽視了農民工的參與。

改革不能靠一個清官、靠某幾個人。黨內的老同志、年輕的黨員，有很多支持改革。但一場大的改革，沒有民眾參加，不可能成功。黨內有改革的積極分子，社會上歡迎改革的人更多。特別是兩億多農民工，這是新型工人階級，這批人為社會進步、為國家建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現在他們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障。

這些人最希望改革，最需要變革。主張改革，提倡平等，提倡民主，最符合他們的愿望和利益，能得到他們的響應。建立福利制度，提供社會保障，更會得到他們的擁護。幫助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參與社會變革，取得他們的支持，使他們成為政治改革的主要載體，改革就誰都擋不住了。而執政黨，也會因為代表了他們的利益，而贏得廣泛的民意支持。一旦有這種決定性的支持力量，則社會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好，都將順利很多，穩定很多。

要為大多數人的自由幸福而改革

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步很大，但問題也不少。主要是貧富懸殊，社會腐敗。我們的稅負很重，卻遠沒有做到像瑞典那樣，主要用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特別是兩億農民工，還缺乏權利保障。

早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把自由民主作為黨的主張。很多人入黨，就是為建立一個民主富強自由的新中國。

謝韜等一批老同志研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提出既要在經濟上改革，也要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瑞典模式里借鑒一些東西。

瑞典社民黨是工人階級政黨，也信仰馬克思主義，老祖宗是一家，意識形態甚至說話方式上和我們都有相似之處。即使是蘇聯、東歐垮臺以后的2001年，社民黨在黨綱上仍明確規定，黨的意識形態的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

他們說馬克思主義送給社民黨兩個工具，一個是歷史唯物論，另一個是勞資矛盾理論。我們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要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只腳?，F在卻走到另一個極端，不讓工人自己搞工會；有些地方，還以維穩名義抑制勞動者的正當維權活動，這是錯誤的。

改革必須明確方向，在總目標方面，要為大多數人、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改革。瑞典社民黨的價值觀是自由、平等、團結，以民主為基礎，這是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我們要搞馬克思主義，要搞社會主義，完全可以借鑒別人的某些成功經驗，只要有利于完善黨的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不生搬硬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就行。

黨內在延安時期就講民主，毛澤東還與黃炎培說，找到了一條避免興亡周期率的道路，就是民主。鄧小平同志對政治改革也講了很多，民主是共產黨的一貫主張，是馬克思主義的，我們繼續辦就是了。

有些同志怕亂，從世界大多數國家發展經驗看，這是能夠解決的問題。只要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穩步前進，我們怎么會亂？老百姓也不會鬧事。因為他們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選舉符合自己利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進入國家機構來解決。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