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對岸（30）

怎么重建社會

目前關于社會建設的理解，有兩種思路。一是將“社會”作為相對于經濟、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一個領域，側重于社會事業、社會管理和社會制度等。另一種思路則將“社會”作為一個與國家、市場相對應的主體，并強調社會建設的含義重在建設和維護社會的主體性。本課題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秉持后一種思路，主張社會建設著眼于以下三個維度： 以社會結構為基礎，以社會組織為載體，同時以社會制度(機制)為保證。能動社會與公民社會的雙重建設，可以分別選擇“勞資關系”和“官民關系”為突破口。

建立利益均衡機制

人們經常提到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類似計劃無疑有積極意義。但要看到，中國利益關系嚴重失衡，背后有深刻的體制原因，僅靠政策增加一些收入，作用有限。

致命的就是，沒有一套處理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關系問題的機制，甚至還千方百計壓制這種機制的建立。時至今日，既得利益集團已尾大不掉，左右著社會中的利益格局。如果不能將利益均衡機制建立起來，利益關系將會進一步失衡，政府一些出發點良好的政策(包括收入倍增計劃)也可能走向反面。

最基本的，是不同利益主體要有制度化的同等利益表達渠道，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公平有序的利益博弈。

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信息獲取機制、利益凝聚機制、訴求表達機制、施加壓力機制、利益協商機制、調解與仲裁機制等六種機制。

優化社會結構： 擴中產，改善底層

在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過程中，我國社會結構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化。但近年也出現了一些新趨勢。有學者概括為： 結構定型、精英聯盟、寡頭壟斷、贏者通吃。

社會結構的優化需要考慮以下內容： 擴大中產階層的規模。中產階層是公民社會的中堅力量，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同時也是耐用消費品的市場。當前，我國的中產階層發育仍然相當緩慢?？梢钥紤]通過政策的引導，造就大量的熟練技工。

保護并改善下層生存的社會生態。具體包括： 保護和發展中小企業，為弱者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降低創業門檻，保護非正規就業者的謀生機會；社會保障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應更多地向弱勢群體傾斜等。

在社會分化不斷加劇的情況下，使不同階層能夠形成一種互惠共生的關系。須采取有效措施，改變階層間的互相隔離、封閉的趨勢，緩解階層緊張關系。

保護和擴展社會流動的渠道。在一個貧富分化較大的社會中，一種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以及較多的流動機會，是抵消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機制。保護和擴展社會流動的渠道，特別是向上社會流動的機制，是優化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內容?？梢园褦U大就業和公平的教育機會作為著力點。

放手發展社會組織

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自組織能力，以應對可能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從而使社會生活能夠有序進行。社會組織就是這種自組織能力的載體。2007年，比利時由于選舉陷于僵局，曾經歷了半年的無政府狀態。但在那段時間里，日常生活并未中斷： 人們每天照常上班，照常休假，照常納稅，地鐵也依舊準點。一位市民說：“我們也許創造了沒有政府的最長紀錄，但一切都沒有改變。如果政客不小心點，他們會知道我們比利時人不需要他們。”這說明，社會或社會組織是提供社會生活秩序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在我們的社會，社會組織的正常發育一直是一道沒能邁過去的坎，社會組織總是被當作可能導致不穩定的假想敵。

其實在法律框架內活動的社會組織，是社會建設的促進力量，有效的社會組織不僅可減少社會矛盾，還能促進社會矛盾的解決，實現長治久安。

社會組織的發展仍受到諸多限制。比如，現有的社會組織法規條例，存在立法層次低、內容不完善等問題，難以滿足多元公共治理對社會組織的現實需求；社團登記“門檻”過高，大量社會需要的組織因找不到業務主管單位而無法登記；社會組織行政色彩過重，獨立性受到影響等等。

公共服務： 拉一張公平的安全網

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這些保障不僅體現了社會的公平正義，還為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提供了最基本的運行條件和安全環境。

我國社會保障面臨著投入水平低、配置不公平的問題。以教育為例，早就提出教育經費占GDP比重達到4％的目標，但直到2005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僅占GDP的2.82％。

保障水平低的同時，不公平問題也非常嚴重。比如醫療費用，有資料表明，我國目前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用于服務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再如退休制度，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法室提供的資料，由于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的“退休雙軌制”，兩者的待遇差距越來越突出。到2006年底，全國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金平均高出企業兩倍多。

重建社會的基礎秩序

社會的基礎秩序是指一個社會得以正常運行的最基本條件，即社會的道德秩序、信用結構和基礎制度。

有效的基礎秩序能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必要條件，進而才能使社會進入可治理的狀態?；A秩序的核心是一系列簡單而技術化的基礎制度，比如，有效的收入記錄制度、規范的現金管理制度、嚴格的票據管理制度、賬目管理制度等。

這些基礎制度的作用之一，就是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進行清晰準確的記錄。這種記錄是社會秩序的基礎。

重建社會信任結構是建設基礎秩序的另一個重要內容。中國社會現階段的信任危機已經非常明顯： 人與人之間、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各存戒備，體制內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間尤為猜忌，整個社會的信用鏈條相當脆弱。當一個社會中最基本的信任結構都崩解之時，社會活動的交易成本就會高得驚人，社會運轉會異常艱澀，矛盾沖突也會頻頻發生。

重建基礎秩序和社會信任，首先從建立個人信用記錄機制和查詢機制、有效約束政府行為、保障公民監督、參與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建立信息公開機制和培育社會組織等方面著手進行。由此，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才有可能。

能動社會： 從建立勞資博弈機制始

以能動社會的建設為先導，以公民社會的建設為后續，也許更為可行。

能動社會建設的關鍵，是建立勞資博弈機制。勞資矛盾及其引發的沖突事件明顯上升，近期發生的多起富士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各地國企和外企的停工抗議風潮，都在昭示，以廉價勞動力支撐的“中國制造”模式已進入末路。

勞資沖突數量的突然增多以至于難以應付，根本原因是長期缺乏有效的利益均衡、博弈機制，無法及時和有效地調整勞資之間的利益關系。正常的利益均衡和博弈機制的缺失，不但使勞工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也使資方經常陷于困境；政府也進退失據。

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嘗試的“工資共決”，應當使工人有權利、有能力參與有關自己切身利益的工資、加班、勞動時間、勞動條件、勞動保護等事項的決定過程，通過談判、協商、討價還價、合法抗爭實現合法權益。

工會職能要轉變與落實，這要求把憲法規定的公民結社權落到實處。工人應該有屬于自己的、能夠真正代表其利益的工會組織： 可以是現有工會組織職能的轉變，也可是現有工會體系在基層工作場所的延伸；如若這兩點都難以做到，則應允許自發組織工會。

要承認停工的合法化。由于掌握的資源和權力的差別，勞資雙方力量懸殊，作為弱勢群體的勞動者一方，有時只能把惟一的資本——勞動作為其維權的手段。當前我國出現的一些勞資矛盾和停工事件，由于相關法律的缺失，多呈無序狀態： 沒有工會和其他形式的組織，常以地下非組織化方式進行；以突發形式出現，不可預見、無從把握，甚至導致暴力沖突，難免對經濟社會造成巨大沖擊。

同時，還應大力推動消費者運動的開展。消費者運動是指在近、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消費者為爭取社會公正，維護自身權益，同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各種行為進行斗爭的一種有組織的社會運動。

1898年，全世界第一個消費者組織在美國成立。消費者運動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社會現象。目前，全世界已有90多個國家共300多個消費者組織在開展活動。消費者運動不僅是維護消費者權益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是制約資本的重要機制。

公民社會：“公民參與”的五條建議

公民社會建設的根本目的，是使權力成為一種受到制約的力量。

建立公民參與機制，有相當一部分可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框架內進行。其中最重要的有五個機制。

第一，信息披露制度。暗箱操作已成諸多弊端的一個病根，不僅導致公共資源大量流失，而且使政府行為走樣變形，導致一些改革無法推進。因此，信息披露制度是公民參與的前提。

只有單方面的簡單信息披露，而沒有相關的互動程序，許多重要的信息仍然會云遮霧罩。要有真正的信息透明，必須建立現代社會中已經被廣泛使用的質詢制度，質詢制度應成為人大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財政監督。有學者指出，如果以100分為滿分，我國財政的透明度總體情況大約為20分左右。其實，財政監督完全可以在人大制度的框架內進行。

第三，重大立法和決策的聽證、辯論制度。比如，在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的建立上，總是以條件不具備為由拖延。如果有了聽證制度，就可以在人大質詢、聽證和辯論，明確建立這項制度究竟需要哪些條件，哪些具備了，哪些不具備，還不具備的條件解決的時間表又是怎樣。除了行政程序中有聽證制度外，立法中也有聽證制度，已經有多個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規時聽證。要改變這些聽證制度流于形式的弊病。

第四，建立利益表達與施加壓力的機制，尤其是游行、示威等機制。中國的法律保證合法游行、示威、集會的權利。但實際上，這種權利名存實無。結果，是公民“表達意愿”渠道的堵塞、不暢。

在上海市政協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解放日報》副總編輯毛用雄曾遞交《關于上海設立示威區的建議》的提案。這份經過調研并愿意公開的提案稱，在上海某個不過分影響公共交通、又相對獨立的區域，比如公園，設立法定的示威區，在法律框架內允許不同人群去表達意愿。同時發展各類非政府組織，代表不同人群利益，進行正常的利益博弈，政府逐漸擺脫“保姆”式的大包大攬，不再成為社會多種矛盾的漩渦中心，而是成為一個中立的調停角色，降低社會管理成本。

第五，建立良好的信息公開機制，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可以嘗試讓互聯網成為言論表達的特區。良好的信息公開機制、暢通的信息傳遞渠道有利于保障人們的知情權——了解真相的權利。有真相才有對權力的真正監督。公民通過媒體真正實現自己的知情權，才能監督和制約政府權力。近年發生的“甕安事件”、“石首事件”等群體性事件幾乎都與信息的發布、傳遞和接受的方式有關。

克服社會恐懼癥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六十年來，主體性社會一直未能建立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社會恐懼癥”，即對獨立于權力和市場之外的主體性社會的恐懼，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培育、建設和發展主體性社會的拒斥，把主體性社會誤認為一種具有破壞性的威脅力量。

對社會的恐懼，也來自大眾。這種恐懼類似于醫學意義上的心理恐懼癥，表現為： 逃離公共領域、切斷社會聯系并禁閉自身。長期以來總體性權力的存在和包打天下，造成大眾對單一權力核心的信奉和依賴，形成總體性權力是社會穩定之必要條件的迷思，因此造成對社會自主性的懷疑和否定。

權力與大眾對社會的恐懼及其相互作用，是自主且自組織的社會在當前中國缺失的根本原因。

社會建設的當務之急是破除社會恐懼癥，為社會正名，肯定社會的主體性，允許社會自組織，讓社會自治自律。

和諧社會： 權力、市場與社會的均衡

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在一個省部級研討班上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現在，要以建設公民社會形成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建設能動社會對市場形成必要制衡；終極目標則是有限的政府、有邊界的市場與自組織的社會三者之間相互制衡和良性互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多元社會治理體系。

和諧社會應該是權力、市場與社會之間的和諧。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