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對岸（41）

取消等級授職，革除衙門化積弊

高校到底是去“行政化”、去“衙門化”，還是去“官僚化”？三者相較，我以為還是去衙門化較為貼切。大凡校務、院務、所務之類，就是一個單位的行政，不要這些當然不可能。官僚化則指向校長、院長、所長之類個人較為合適，批評機構還是應稱衙門化。

革除衙門化，也決不能只限于高校，而應擴大到所有的教科文機構。

馬屁精與等級授職制

一位師弟曾憂心忡忡地對我說，現在學術界很多人，聰明才智不是用在精進業務上，而是用在馬屁和關系上。問題當然是出在馬克思批判和反對的等級授職制上。

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的官場，確有一套相沿成習的潛規則，說得難聽點就是黑道。在這個官場中得以躥升者，多數無非是馬屁精和關系戶。但有很少數秉承儒家教訓、獨立特行的清官，也代不乏人，已屬不易，但往往受到排擠，屈身下僚。無論國民黨時代的官場，還是等級授職制的官場，滋長各種腐惡，到頭來都難逃歷代皇朝覆亡的輪回，在大陸垮臺。當時的教科文機構卻一般并未沾染官場的惡習，一些教授還挺身反蔣爭民主。

后來，沒有真正改變等級授職制，反右時，又將主張“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者劃為右派，學界開始滲透等級授職制的官場惡習。此種惡習真正泛濫成災，是近二十年，中小學校長也難免官僚化。

當今的學術腐敗五光十色，如趨炎附勢風、拼搶名位風、空頭主編風、剽竊風、浮躁風、吹牛風等，愈演愈烈。根源是等級授職制。一個單位引進合適的人并不容易，而掌管人事的非業務干部，倒可利用手中的一點權力，向本單位與下級單位隨意塞人。不懂業務的人居然可以負責重大課題。故有人說：“出力的不出名，出名的不出力，有的人成了得獎專業戶、院士專業戶。”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就開始出現由外行領導出面，官封名學者的荒唐現象。不懂行怎么能官封呢？此外，還有各種方式的自我吹噓，以及無知媒體的瞎捧。分明是一勺豆腐渣，卻成了一朵花的名家，絕不是個別現象。

校長大規模出國考察只是旅游

最近，準備大規模組織校長們出國考察。這不過是公款旅行，浪費大量民脂民膏。其故非他，校長們大抵都是等級授職制官場的既得利益者，望他們真正挖掉衙門化的根，無非是損害其既得利益。

從國外學點不中用的花架子，裝點門面，有何用？完全是贅舉。

教授治校要提防學術騙子

有人又提出教授治校。不妨介紹下美國某州立大學的做法： 由大學里一批資深教授組成委員會，可向州政府依次提名A、B和C任校長。州政府的權力，一是可在A、B、C中擇人任命，二是將本州的部分財政收入支付給大學。其他校務一概不管。

此種方式，值得教育部參考，但也不適合完全照搬。因為按目前的實際，照搬名教授推舉校長的模式，也會出問題。國民黨時代留下的專家學者，并非絕無徒有虛名者，畢竟為數甚少。但有了約二十年衙門化的經歷，所謂專家名流，徒有虛名者就決非個別例外。在一批“偽名流”中推選校長，可能是在一批武大郎中選拔一個武大郎當校長。

學術騙子并非全無業務專長，只是專業知識較淺薄。但他有本事把一個小橡皮袋吹成碩大的氣球。某人的專業水平，外行人不懂，內行人清楚。成為名流的秘訣，一是善于得到外行領導的青睞，二是善于剝削和占奪他人的勞動成果。目前沒有公正的學術水平評估體系，沒有公平的學術競爭，如果予以恢復，某些人的身價將大為貶值。

直接選舉代替等級授職

不必將外國或港臺地區的教科文機構都看成是一朵花。就我所知，在外國或港臺地區，有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效率并不高，知識分子之間也有傾軋。但與中國大陸有一條根本區別，別人無論如何還是教科文機構，而我們卻是官僚衙門。

在學界，過去羞于啟齒的話，現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了；過去羞于動作的事，現在可以明目張膽地做了。按照等級授職制的官場傳統指派校長之類，必然會滋長各種人事腐敗。歷史上的吏部如此，如今不見得有真正的差異。

欲從根本上遏制教科文機構領導的官僚化、學閥化、奴才化、市儈化、騙子化等傾向，說來簡單，無非兩條： 一是各單位用直接選舉制取代等級授職制，建立各單位負責人的任期制，各單位人員對負責人的監督制、彈劾制和罷免制。二是大力精簡不通業務的行政人員和機構，裁削其權力。

若不為此，中國的教科文單位決不可能實現公正公平，不可能有國際競爭力。

外國的教科文機構其實不必一定要直接選舉，但為了矯治已淪肌浹髓的衙門化，只能走極端，非直接選舉不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說：“用等級授職制去代替普選制是根本違背公社的精神的。”若直接選舉，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的領導者，只怕要落選，他們許多謀私利的暗箱操作，也將煙消云散。直接選舉，對落選者應就地免職，回本單位從事教學、科研等工作，不勞組織部門安排異處為官。

教科文單位直接選舉，至少有兩點好處： 一是那些業務上不求上進，而拍馬鉆營者大抵不會當選，二是以權謀私者大抵會落選?？梢詮母旧细淖冏躺鷮W術腐敗的大環境。

裁削行政機構權力

還要大力精簡不通業務的行政人員和機構，裁削其權力。不妨舉一例。1980年在京舉行中美史學討論會，因規格較高，就在人民大會堂安排宴會。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通知，空間有限，一部分學者無法前去。師兄周寶珠也在其列。到了那里，方知外事局的人員早已按規劃占滿坐席。坐在我附近的一位美籍華人學者吳友良隨便向一位外事局人員發問，他連忙指著我，說：“我不懂，這位是專家。”當時正值出國熱，外事局又是完全效仿外交部的體制鋪設攤子，人浮于事，人們對外事局的人員利用公款，出國旅游，議論紛紛，卻完全無用。請問，外國的研究機構用得了如此排場嗎？

重建對個人學術水平的公正評估體系，獎優汰劣，對學術正常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已故明史專家韋慶遠先生曾對我說，一些外國的科研機構，對個人是殘酷的，發現某人業務不行，就立即辭退，毫不留情，但研究所卻保留了真正的活力。對自然科學而言，造假作偽，大多較容易戳穿。但在一個大項目下，個人的才能優劣，在目前的大環境下，難有公正評判。社會科學不同，造假作偽，在大多數場合下只有內行才能戳穿。至于個人的才能優劣，更難有公正評判。

以上建議，在等級授職制下的各種“長”字輩，作為既得利益者，大多數必然是反對的。

改革動力： 一正一反兩個教訓

我研究宋代軍制，關于宋朝軍制和軍政的諸多積弊，在當時文人的筆下，除了囿于崇文抑武的偏見外，其他方面多有反映。但言事易，行事難，在宋時的階級社會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的大環境下，諸多積弊竟連一條也無法矯治。

凡對社會進步、民族興旺有利的事，只要觸及階級私利下各種各色既得利益所編織的橫江網，就寸步難行；反之，凡對社會進步、民族興旺有害的事，只要有在階級私利下各種各色的需求，即使法禁甚嚴，也可通行無阻。

我關注的另一件事，是最近俄羅斯的軍制改革。與格魯吉亞的戰爭，暴露了俄羅斯軍制的嚴重問題。但改革，首先就遇到了軍中的強大阻力，因為許多將軍面臨失業。在國際競爭的大背景下，不管將軍們如何反對，改革也只能認真推行下去。理由很簡單，俄羅斯不能容忍在國際軍事競爭中處于劣勢。

一正一反的歷史教訓，無非說明改革的困難，正在于不少人作為既得利益者在作怪。中國的教科文機構能否進行認真的改革，無權無勢的我只是個言事者，如果不說，是我不負責。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