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好民主”化解派系之爭廣東增城探索破解“問題村”治理死結

增城的村治探索，用法制和規則的權威讓“陰斗”走向“陽斗”，用民主和商議的績效讓“對抗”走向“對話”，讓利益博弈走向公開化和文明化，讓派系政治走向公民政治，體現了依法治村和民主自治的生命力。

1998年頒布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是通過村民自治推進農村治理，促進農村穩定的一項頂層設計。

只是由于中國農村幅員極為遼闊，社情村況千差萬別，法律規范無法面面俱到，難免不夠周延，加上村民自治不僅需要破解先前民主與法制相對缺失遺留下來的老矛盾，而且遭遇經濟增長和利益博弈多樣化帶來的一系列新問題，使得村民自治的推進過程舉步維艱，問題凸顯的“問題村”不斷出現。

在這些“問題村”中，“小村官大腐敗”現象每每可見，農民集體越級上訪、進京上訪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一些地區農村經濟發展匍匐不前，社會穩定危機頻現。

“問題村”治理勢在必行，但如何推進呢？

經驗產生于基層。廣東省廣州增城石灘鎮下圍村的民主治理探索，逐步使老牌問題村內的派系產生良性博弈，成為村治示范點，是一個值得剖析和跟進研究的典型例證。

下圍，一個老牌問題村

下圍村緊鄰東莞市，區位條件原本優越。1990年代初，廣東，尤其是一河之隔的東莞市涌現一波開發熱潮，但下圍村卻在“跟隨”中發展緩慢，而且被戴上“問題村”的帽子長達20年。

這要從1994年下圍村的征地說起。許多村民代表對此仍然記憶猶新——“當時我們村征地，征了1277畝，1畝補1.5萬，但是，返還地到現在為止都不知道在哪里，征地補償款村民既分不到，也見不到。見不到沒所謂，但用去哪里，不清不楚”。村民看到的是，村干部專權獨斷，暗箱操作，村內利益分配由少數干部說了算。也正因如此，按照與村干部關系的遠近親疏，長期以來，村民劃分為利益博弈強烈、立場截然對立的兩派。

村內派系的搶權爭利的勢頭蔓延20年。1999年第一屆村級直選，兩派爭斗選情十分“激烈”。上級政府不得不安排近400名警力在選舉現場維持秩序。2000年，為解決無休止的集體越級上訪問題，當時的增城市委書記曾入村蹲點三天，一度被情緒過激的民眾圍困。

爭斗的結果是，原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