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繼續思想，慢慢走

2014年10月，李澤厚去華東師范大學演講。一如30年前，他仍是中國的學術明星。所到之處，觀者涌滿走廊。沒有人不想了解這個隱居美國多年的思想導師，最近的動態、新的思考。——這部分是我加的。

2014年，中國發生了很多事。李澤厚也出了新書《回應桑德爾及其他》，新見迭出。多次采訪李先生，與他已相熟，我便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問他對范曾等人流傳廣泛的詩作的看法，以及他之所以關注公正問題是否是因為中國到了必須正視公正問題的時候了。

2014年，李澤厚84歲了。

80歲那一年，他用兩句話總結自己的心境：惜彼春華，倉惶避豺虎；撫今秋暮，白眼看雞蟲。并自注：豺虎者，反右、文革也。

“誰是雞蟲？”我問。

“泛指。自以為了不起的那些人，而且主要是指學界。”他答。

李澤厚旅居美國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里，他每年都回國居住三四個月。

朋友和學生大多知道他這個規律，他回國后，大家都喜歡找他聊天。他不喜歡開會，不喜歡演講，但樂意與朋友和學生聊天，不過他又不喜歡純粹的閑聊，他希望通過聊天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現狀和知識界的動態。畢竟，他離開中國的時候，鄧小平尚未發表南方談話，他未親歷此后中國的巨變。——這部分是選用你以前稿件的。

曾在一兩年，我讀光了李澤厚在大陸出版的所有著作，而且不是讀一遍，他的很多書，我都讀了兩三遍。

讀李先生的書越多、越深，就越想拜謁先生。好在他每年夏秋之季都會回國住幾個月，就這樣，在2010年8月17日見到了李先生，在中國社科院分配給他的宿舍里。房子不大，客廳甚至有些局促。先生怕冷，時值仲夏，他在家里不開空調，穿著睡衣，身上還搭一條毛巾被。他回答了筆者提出的所有問題，末了，向他提出了一個不情之請，他在香港出版的書能否送我一套。李澤厚說，他在香港出了兩本書：《告別革命》、《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他家里只有前一本，于是轉身就送了我，他答應下次送我后一本。

對話錄后來輾轉發在《南方周末》，反響極大。李澤厚的朋友、學生看到后，也紛紛表示贊賞，李先生也很欣慰。前兩年他出新書《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他還托出版社編輯征求我的意見，最終把那篇文章收進了新書的附錄里。

此后，他回到美國，我就經常給他發電子郵件，請教問題。比如，我想研究清末改革是因何覆滅的，列出了李鴻章、梁啟超、楊度三個研究對象，他就建議我研究李鴻章，因為李鴻章處晚清軍政、外交要沖，一生務實，非他人可比。國內出了一套《李鴻章全集》，售價24000元，我向他感嘆價格太高。他說，研究李鴻章也未必要讀他的全集。

李先生著述宏富，包括美學、哲學、思想史三大領域，我總以為當下的中國人對他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就想與他做一次長篇對話，先生也同意了。我擬了近200個問題，發給他，他打印出來，在紙上做了簡要回答。但他又覺得過于簡要，還是決定暫不傳真給我，待他日見面我們再詳聊，哪知道直到今日，這一計劃也沒有完成。原因是，他的身體不好，每次回國，我打一兩次電話，知道他身體染恙，就不便再致電叨擾了。

2012年我們又見過一次。那次陳明、干春松、唐文明等請先生茶敘，先生讓我也去參加，他還專門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帶給了我。他們聊的是儒教，這不是我最感興趣的問題。茶敘結束，我攙扶先生回家，路上，我才問了我感興趣的話題。

兩次面談，他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對媒體人和企業家寄予厚望，反而看不上國內的學術界。我對國內的一些事情表現得有些急躁，他說，不要急，小步走，慢慢來。

在我看來，一個人要能稱得上思想家，他的思想必須具備4個條件：原創性、體系性、現實性、歷史感。以此衡評李先生，哪一條都做得非常好。以此察諸國內其他學者，往往顧此失彼，尤其是原創性，幾人能夠？

李慎之先生在馮友蘭百年誕辰紀念會上的發言中主張對馮友蘭的思想要“接著講、借著講、通著講”，我今日之悲愴，一是因為李澤厚先生多年前提出的問題中國社會仍然沒有解決，二是因為尚未有本土思想家能接著李先生講。

“人活著”是首要的問題

“幸福就是一種感覺”

記者：大家都說中國當代人缺乏信仰，信的就是錢，你覺得應該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李澤厚：這個沒有辦法。老實講，我認為將來政治問題會成為最大的焦點，那時候是信仰問題不是大問題。

記者：也就是這個問題到時候會自然而然地解決嗎？

李澤厚：很難解決，這個是個人選擇。在西方，這也是個個人選擇的問題，有人為自己活，有人為錢活，你也沒辦法。

記者：我感覺現在的中國人無論是有錢還是沒錢，幸福感普遍不強，這是為什么？

李澤厚：首先，什么叫幸福？這是不清楚的。幸福就是一種感覺吧，甲認為幸福的，乙認為是不幸福的，乙認為是幸福的，甲認為不是幸福的。按理說，有空調比沒有空調幸福感要好得多，但是有些人認為這個沒有更好，他寧可受苦。有些宗教徒他寧可挨餓甚至鞭打自己的身體，他認為那是幸福的，得到了精神上的幸福。所以，你說的幸福是指什么幸福，是指精神幸福還是物質幸福這是個問題。精神幸福里面又分很多層面。

記者：幸福主要是指精神上的一種感覺吧？

李澤厚：那不一定。你餓的時候，你最幸福的是吃東西，也不是追求什么，所以我非常欣賞莫言講的一段話，他吃過煤塊。當年沒有飯吃，我也餓過，餓的時候什么東西都吃，我就是要吃東西，甚至吃人肉，吃死尸，有些沒有死的，也要把他弄死吃。物質上的幸福，個人選擇不一樣，有人不需要那個幸福，有人就是追求那個幸福。精神上的幸福就更大了，有人覺得信仰上帝才幸福。幸福是非常復雜的問題，所以我是不回答什么叫幸福，或者幸福感是什么的問題。

“譚嗣同的思想是非常矛盾的”

記者：你跟康有為很相似，他在三十歲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你也是很早之前就形成了，后來也沒什么大的修正。

李澤厚：當然你說完全沒有發展也不是，你用心對比一下我前后出的書就能看出來。

記者:按康有為的“三世說”，太平世以后就無所謂自由不自由的問題了。如果按你的說法，中國的自由主義存在理想性，是不是可以認為，升平世才需要自由主義？

李澤厚：康有為寫這段文章的時候認為當時是從據亂世進入到升平世的時代，《大同書》最重要的一章是《破家界為天民》，就是要擺脫儒家，因為當時三綱五倫把人捆死了。譚嗣同是欣賞墨家和耶教的，為什么佩服康有為，還拜康為師？因為他受了綱常之苦，受繼母虐待得很厲害，但康有為的學說說服了他?？鬃又v孝，重視家庭的重要性，康有為主張連家都不要了，公養公教。他當時為什么要提出破家界？就是因為當時的現實是禮教壓迫人性?？涤袨橛凶杂芍髁x理想，但他比較高明、有遠見，《大同書》寫了但很長時間不愿出版，他怕出版以后會釀成大亂，人家把他的理論進行實踐了怎么辦呢？在當時，君主立憲更重要。所以，中國現在需要的不是理想社會，而是社會理想。

記者:康有為思想里有很強的自由主義的面向，人權、民主、議會等概念都是他引進的，但是否可以反過來說他是自由主義思想家？

李澤厚：我為什么認為康有為是自由主義？因為他最早提出自由主義的理念，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源頭。清末，思想界分為三派：激進派是譚嗣同，保守派是張之洞，只有康有為是自由派?？涤袨榈乃枷胧怯邢到y的，譚嗣同的思想是非常矛盾的。

“企業家是現代社會真正的核心”

記者：我知道你對企業家階層寄予很大期望，但也有人說從西方的歷史來看，中產階級的犬儒主義也是很嚴重的，你對中國當今企業家階層的發展階段怎么看？

李澤厚：我認為企業家是現代社會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而不是學者。他們現在不靠近權力賺不了錢，那是沒辦法，但他們并不甘愿。隨著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當錢的力量蓋過權的力量的時候，企業家就會想，我是不是不靠權力就能做好企業呀？如果我不巴結你我也能干好，我又何必巴結你呢？

當然，歷史的發展有很多偶然性，“上面”的作用還是很大的。歷史發展確實有偶然性。如果崇禎不殺袁崇煥，吳三桂不引清兵入關，明朝未必滅亡。如果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不是同時死掉，光緒多活幾年，清朝也未必滅亡。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偶然。1908年，同盟會的骨干基本上在黃花崗死盡了，革命正處在低潮期，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率幾乎等于零。

只有一個東西是必然的，就是大家要吃飯，要生活得好一點，衣食住行是實實在在的。中國傳統講“生生之謂德”，在保證生存、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有精神世界。老板賺了錢，他自然會想，賺錢是為什么呢？我認為，“人活著”是首要的問題，離開人活著這個基礎，談善惡美丑都沒意義。在人活著這個前提下，大家才會問怎么活、活在哪個境界里的問題。

（蕭三匝，獨立學者，著有《左右為難》）

個人簡介

李澤厚,當代著名哲學家、美學家、中國思想史學家。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實踐、尚“人化”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美學觀卓然成家。上個世紀80年代，李澤厚不斷拓展其學術論域，促引思想界在啟蒙的路徑上艱辛前行。90年代，李澤厚客居美國，出版了《論語今讀》、《世紀新夢》等著作，對中國未來的社會建構給予深沉的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