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亞偉：給青春讓路

在上個世紀狂放了只狂放了兩年的“莽漢”詩派，讓李亞偉注定背一生莽漢的標簽。昔日詩藝上習慣弒父的詩人代表，開始給青春讓路，給他人讓路。而他的詩風與人生，從此別開生面。

2014年9月的陽光下，嘉峪關城墻上，詩人潘洗塵昂首闊步，雷平陽側眼微笑，趙野雙手插袋，他們三人，一一從詩人李亞偉身旁走過。而李亞偉側身曲膝，向前伸出左手，笑著向這些他心目中的“人物”讓路。

這三張行為藝術的照片，被潘洗塵傳上博客，繼而在朋友圈瘋傳。

“醉生夢死之中，我的青春已經換馬遠行。”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一首《中文系》被傳抄遍各大學中文系的詩人李亞偉，失蹤詩壇十多年，裹挾“重炮”《河西走廊抒情》重返詩壇，“在嘉峪關，我看了一眼歷史：/遙遠的人間，幸福相當短暫——/偉大也很平常，但我仍然側身站立，等著為偉大的人物讓路。”

站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路口，李亞偉與他們的“莽漢”兄弟們，用酒、拳頭和“丟三落四的詩篇”，讓傳統與秩序給自己讓路。歷經教師、書商和餐館老板的職業流轉，李亞偉多次站在嘉峪關上，有時在紙上，有時在塞外的城墻上。

風刮過這位昔日“硬漢”，在這個“具有人間煙火氣的文明通道”上，他帶著朋友們來了，不再桀驁，誠心感受刮過祖先的風、生活過英雄的神秘大地。

讓開，“莽漢”來了

牛仔褲，精短頭發，和善笑容，“來，喝嘛喝嘛。”酒桌上，如果你碰到這樣一個溫厚的中年男子，絕對想不到，30年前，他一頭長發，穿著坦克兵襯衫和時髦的喇叭褲，逃課，認不出某個代課老師，動輒打架。那是解放思想的年月，李亞偉在青春的慫動下，在四川南充師范學院，鼻孔沖天，滿身反骨，盡管高考時他數學只考了3分。你再不服，他會低下頭去，亮出了腦門上短發茬之中幾塊疤痕，這都是他當年喝酒打架生涯留下的印跡。

自覺讀書比老師還多的李亞偉，和所有想出風頭的年輕人一樣，試圖用肌肉與衣著，引人注目。大二時，李亞偉所在的學校辦起了拳擊隊。“那會兒，有點全民體育熱的勁兒，各種體育班都有，我們幾個寫詩的學生算是學校最調皮的，加入拳擊隊。”碰到人就要掰手腕，留三七開的長發，“花襯衫的領子要從外套里翻出來，最好還會彈點吉他”，事后李亞偉回想，在拳擊隊練習得不多，但在校外惹事生非的情況很多。

和李亞偉同縣的詩人蔡利華多年后記得李亞偉那場著名的群架。1983年初夏，“我出差路過李亞偉讀書的學校時，他正和一群狐朋狗友一道，與社會上的雜皮打架。”作為比李亞偉大幾歲的詩友，他嚇壞了。這是一場遍及三所大學、兩家工廠、一條街道的大型群毆，30多名大學生和40多名社會流氓打成一團。他知道，“在當時，被關進公安派出所是被視為社會垃圾的。”有人被開除，李亞偉被記過。關于打架理由，“是另一個詩人朋友在校外和社會流氓結了‘梁子’，那會兒，整個社會都有文革遺風，武斗脫離了政治，就直接變成了流氓斗毆。”李亞偉誠懇地向記者解釋。

曠課、喝酒、滋事，成了描述李亞偉大學的最佳詞匯。他嫌棄中文系的課堂太刻板。逃了課，大部分時間泡在圖書館里。他很早就讀了西方的現代派，諸如艾略特、龐德。到大二結束，李亞偉算了算，總共讀了一百多本世界名著。但這并不等同于期末能過關，每到考試前夕，還是得跟印刷廠的哥們兒喝喝酒搞好關系，好讓他們把卷子偷出來。

“像所有寫詩級別不高的人一樣，見面就談詩。”除了談，還有手抄詩歌，抄自己的，也抄別人的，然后拉一些同伙做詩社。那會兒李亞偉和朋友胡鈺組建“剎那”詩社，萬夏成立了一個“彩虹”詩社，后來整合談判，兩邊都不怎么服，不想用對方的名字。相持不下時，發現每個人手里有本詩歌硬面抄，本子的名字叫“金盾”——“金盾”詩社就這樣誕生。

1983年，李亞偉畢業了。分配至重慶小鎮丁家灣教高中語文。李亞偉的一位學生事隔多年眉飛色舞地向李亞偉的朋友冉云飛回憶：“李老師披著一身長發，經常提著白酒瓶在丁家灣僅有的一條街上走，目中無人，邊走邊喝。“1984年1月，在小鎮寂寥半年多的李亞偉接到尚在讀大四的詩友萬夏的信，邀他回學校玩。在一家酒館，兩人和當時在四川大學做詩社的胡冬，商議扯起一張詩歌的大旗。“因為煩朦朧詩，就稱他們為‘媽媽的詩’，就是溫柔的抒情、朦朧的愛，那我們就叫‘男人的詩’。又覺得‘男人的詩’太直白了，沒有水平，所以就變成了‘莽漢’。”李亞偉不掠美，向記者稱‘莽漢’的名字，是萬夏和胡冬取的。發起人還有被大學因打群架被大學開除在家的馬松，加入者有二毛、梁樂、胡鈺、蔡利華等人。

莽漢來了。假借熱血和狂放，回到中學的單身教師宿舍里，兩三年里，李亞偉寫下一百多首“莽漢”詩，其中包括《中文系》、《蘇東坡和他的朋友們》、《硬漢》、《給女朋友的一封信》等。最為知名的，當屬《中文系》。他把4年的中文系生活濃縮進這首詩中，“中文系是一條撒滿釣餌的大河/淺灘邊，一個教授和一群講師正在撒網”，成了大學生口誦的經典。

“內容基本寫實，里面的人物都是我的同學們，部分中文系師生，當然，有綽號的盡量用的是綽號”，李亞偉告訴記者：“說實話，寫完這首詩，在修改謄抄完之后，我就感覺我可能寫出了一個重要的文本，雖然那是我只有21歲，但隱約覺得自己在詩歌這種文體上寫出了一個可能會流傳一下子的作品?，F在，我對這首詩持同樣的評價：這首詩不是因為它不留余地地諷刺了我國大學教育，而是因為這首詩在當時以一種較完整的形式、一種全新的詩歌觀念、一種和主流詩歌截然不同的語言方式，挑戰了當時人們對詩歌的認識。”

酒風浩蕩，詩風漸歇

“一直在各地路上，只進入了酒的狀態，沒進入其他狀態。”2014年12月1日李亞偉向記者發了微信，抱歉自己沒有更好地回答記者的提問。

李亞偉一方面給朋友抱怨喝酒“身體喝壞了，往往喝得第二天沒精神，沒勁，我現在盡量少喝酒”，一方面在微信上顯擺，“壞人們都在喝夜酒，只有喝兩杯睡，要不誰他媽睡得著啊”，“戒酒幾天，憋不住，出門找酒去”。

冉云飛和李亞偉第一次相識，就見識了李亞偉的酒膽。1988年冬天，在《四川文學》工作的冉云飛回老家省親，受到當地領導款待。其時，李亞偉正窩居縣城。冉云飛欽佩李亞偉的詩品，邀約李亞偉一起喝酒。“最后他們拗不過我的執著，將李亞偉喊來，然后我們推杯換盞，將酒桌上的酒一飲而盡”。散局后，還不過癮，李亞偉將蔡利華等詩朋喊來一起去吃火鍋。“記得亞偉喝得咯血，去漱口回來后接著喝，直到大家都喝不動，泥醉方休。”

冉云飛說，后來自己和李亞偉醉酒的次數多到數不過來，“但沒有哪次喝酒是不盡興的，可謂與他對莽漢詩派的詩歌主張一脈相承”。

李亞偉相信酒“是一種真正令人愉快的一種娛樂”。“在大學時我就喜歡上了喝酒，而且酒友發展及其迅速”，“大家經常一起東游西蕩、寫詩喝酒，很快就過上了詩酒風流的快活日子。我經常說，我們這些人是因為很多個共同目標才走到一起來的。”那時大家都很窮，“倒吊起來也打不出幾個子兒”。想要喝酒時，會模仿阿爾巴尼亞電影《海岸風雷》里叛徒老大的臺詞：“他媽的，窮得連根上吊的繩子都買不起。”

畢業后，為個維系喝酒的“共同目標”，李亞偉在當教師之余，與詩友二毛一起開過火鍋店。“只請了一個伙計，共有4張桌子，碗都是合伙的幾個人從各自家里拿來幾個，湊的?；疱伿裁吹?，我們幾個都下手親自做。我做菜不太在行，所以更主要是打打雜什么的，比如買菜、切菜。”據傳，店子的最后垮掉，與店老板的胡吃海喝脫不開干系。喝酒，自然離不開下酒菜。吃喝得多了，李亞偉發現了門道，“不講究下酒菜的朋友在我們的友誼中一直顯得撲朔迷離，這樣的哥們，我們不拋棄，但也不挽救，我們有時也會在酒局上不離不棄地發出親人般的呼喚。”李亞偉在一片文章中如此自我煽情：“在酒色攻心的青春歲月，我們別的譜擺不起，但我們拿穩了吃喝上要做自己的主人。”

酒色攻心，酒是常喝，“而色大多”徒具狂狼之形。李亞偉班上的女生，基本比他大。喜歡談吉他，穿喇叭褲的時髦青年李亞偉終于在大四時追上了低他兩級的一個中文系女生，開始了第一次戀愛。“但這位女生很正派，規定每星期六在學院黨委辦公室后面樹林里約會大約一小時左右”。每次約會完，總有幾個老光棍探出頭來向李亞偉打聽結果，問“今天怎么樣？”“一直到畢業和我工作后書信及分手，她還是正派的處女我還是流里流氣的童子。”李亞偉的回憶，如他的詩句，生猛而可讀。

想要吃喝自己做主，最撓心的，還是開餐館。1999年，在北京做書商賺得一點小錢的李亞偉回成都開了一個飯館。“剛開張時，特別想要追求特色、個性，連碗盤、酒杯都是自己和朋友萬夏到成都郊區親自燒制的。但由于規格不夠標準化，最終沒有堅持下來。因為如果碗盤大小不統一，端上來的菜量都不一樣，特別是酒杯，顧客可能會更在意。”

現在火爆成都寬窄巷子的香積廚，是李亞偉2008年創立的。一開館，李亞偉要讓成都的客人吃到元朝的口味。餐館的菜品放棄“新派川菜”而著力挖掘元、明、清以來老派川菜的正宗口味。“開餐館主要是因為我好吃，很多朋友都是自封的美食家。當時根本沒有投資概念，壓根也沒有盈利目標、發展目標之類，就是覺得好玩。”香積廚距離成都著名詩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不遠，“翟永明老和我說，我們倆把成都人都解決了，我解決物質食糧，她解決精神食糧。”

莽漢們對吃喝都有興趣。二毛自1986年與李亞偉“吃垮”了第一個飯館后，“癡心”不改，后徹底棄文從商，在重慶、北京等地開設餐館，成為當代新派川菜和江湖菜的領軍人物。他不只動口，而且動手，舞刀弄勺多年。在李亞偉看來，“差不多算是成了精”。身為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的美食顧問，著有《民國吃家》、《媽媽的柴火灶》等。

酒的愉悅是長久的，而“莽漢”詩派，沒那么長壽。兩歲的“莽漢”詩派在1986年的詩歌大展上隆重推出后，就宣告解散。莽漢詩的可復制性太強，“普遍炮制出一種名詞密集、節奏起伏的長句式詩歌”，彼此的詩都太相像了，只有作者自己可以看出差別，有評論家事后如此分析。

在河西走廊，與牛人神交

2014年9月10日，李亞偉受邀來到河西走廊的邊城張掖市，參加在一場沙漠里的頌詩活動。河西走廊，在李亞偉心中，是他重返詩壇的重要起點。

在生意之余，李亞偉率性閱讀了很多世界歷史、考古類書籍和文獻。他突然發現河西走廊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一條路，美妙而神秘，“那是時間正在淹沒的歷史人文畫卷，比如，僅是唐詩，僅邊塞詩就可以單獨成為令人過癮的旅行線路。”李亞偉心動了。2005年，《河西走廊抒情》寫了開篇4首。“后來因為別的事情耽誤，這一耽誤就到了2011年春。”他不甘心又變成斷章殘句。一次，他將寫在幾張紙片上的詩讓野夫等朋友看，所有人看了都說喜歡。在云南大理，野夫也在一次詩歌朗誦會上，開場朗誦了《河西走廊》。2011年春，在朋友的鼓勵下，李亞偉決心“鉚足了勁兒要完成”。

寫到15首時，越寫越難，李亞偉突然明白：“再寫下去，就屬于強迫寫作，屬于強奸詩意。我一直認為，創作應該是愉悅的、生動的，強扭的瓜不甜嘛，強迫寫作是詩歌犯罪。”

于是，當年秋天，李亞偉放開了書桌前“正在夾緊的二郎腿”，去河西走廊上找找感覺。他覺得自己不是歷史學家，是詩人，必須要喝酒騎駱駝看風景，“去和古代的天空、戈壁、牛人神交就行了”。

兩次河西走廊的游歷，讓他的屁股終于坐定。李亞偉寫得很慢，待后來做完《河西走廊抒情》第二部分《簽注》時，時間已是2012年，前后總共七年。“對我來說，是我創作生涯中翻越的最大的一座山”。在他看來，“這首組詩將滅掉自己以前的詩歌文本，終結自己以前所有的創作手法，并且，在寬度和深度以及技術上將出現我未曾見過、未曾想象過的新的天地。”

2013年12月4日，《河西走廊抒情》為李亞偉斬獲第一屆魯迅文化獎年度詩歌大獎。

自此，《河西走廊抒情》成為李亞偉詩歌朗誦會上的必誦的詩篇。“……在唐朝，一個人將萬卷書讀破，將萬里路走完/帶著素娥、翠仙和小蠻來到了塞外/他在詩歌中出現、在愛情中出現，比在歷史上出現更有種……”。在9月的巴丹吉林沙漠的夜空下，李亞偉和潘洗塵、雷平陽、趙野、默默，這些上個世紀80年代就縱橫中國詩壇的詩歌“老炮”，縱酒誦詩。這也是李亞偉第一次在塞外，以此向河西走廊，向當年那些走過大漠的邊塞詩人們致敬。

為牛逼的人側身讓路

從書商的道路上撤離，轉身寫詩，寫《河西走廊抒情》，最初的起意緣起一次云南的漫游。那次一幫書商朋友從北京飛至昆明，到大理、麗江，一直玩到香格里拉。云南的陽光格外爛漫，一趟玩下來，做書商專心賺錢的心就散了。在北京，有躲不開的酒局，認不完的生意伙伴，看不透的商業秘密。

當然，作家王燕生對他的詩才的欣賞，也觸發了他內心的小驕傲：“混一生就混幾百萬，雖然很厲害，但中國會賺錢的人太多了，你還是回去作詩吧。”

回到成都，李亞偉偶然想起懷揣計算器、手捻紙張的書商生活。“我國的出版是相當落后的，創新很難賺錢，模仿，現在叫山寨，是成功的真諦。”李亞偉向記者坦承：真的沒出什么好書，創新的要么出不來，要么不賺錢，賺錢的主要是成功學之類玩意。”文史類是他的所愛，出過一些，也有利潤，另外，像他出的《遇羅克日記》、《劉文彩真相》等現當代史料性書籍，他也滿意。

同為書商的朋友張小波當得知李亞偉決定離開北京的想法后，曾問他，你就一點正事都不想做了？李亞偉反駁：“張哥，魚有正事么？蛇有正事么？它們一輩子就那么游手好閑，又有誰指責它們。我現在只想做魚蛇之流，徹底不務正業。”

如今的李亞偉，在餐館生意走上順路后，徹底“不務正業”。在成都，他好酒好菜伺候他昔日的莽漢兄弟、好酒的各色男女；在云南，他到香格里拉，跟默默看云曬太陽，到大理，與潘洗塵互考植物知識，到西雙版納，和馬原斗茶聊天。

現在李亞偉也習書法，走的是狂放的路數，比起父親那一手王羲之的鐵劃銀鉤.他覺得自己望塵莫及。云南魯甸強震，他積極響應朋友雷平陽的號召，捐獻出自己的書法作品。

對于寫詩，李亞偉是有目標、有計劃的。他給自己命題，一兩年寫一組長詩。“在嘗試一種方式，把生活和詩歌分開來。”要么痛痛快快地玩，要么拿出整塊的時間，一個月不想其他，一心一意寫一個像樣的作品。

“以前的莽漢們，如今都漸顯老態，歲月無敵，它讓所有的對手都俯首稱臣。”好友冉云飛從《河西走廊抒情》中讀出來李亞偉的無可奈何的傷感。“如今，我從人生的酒勁兒中醒來/看見我所愛的女人，正排著隊/去黃臉婆隊伍里當兵。”

這個當年狂浪的“莽漢”，開始了謙讓。他說他喜歡很多當代詩人的詩，“但我讀得較全面的是馬松、萬夏和宋煒。你可能都不知道吧？如果有人認為我很強，我認為這幾個比我強，讀他們的詩一直是我最愉快最高級的享受之一，聚會喝酒時，我經常側身站著，為這幾個偉大的詩人讓路。”

“莽漢”李亞偉，那一代在詩藝上弒父的詩人代表，開始給青春讓路，給他人讓路。“唉，花是用來開的，青春是用來浪費的/在嘉峪關上，我朝下看了一眼生活：/偉大從來都很扯蛋/幸福也相當荒唐/但我也只能側身站立，為性生活比我幸福的人讓路”。

我是喜歡遠眺未來的人

以河西走廊探討人類情感和生死秘密

記者：《河西走廊抒情》是你這幾年最下功夫的作品，為什么會寫北方的曾是絲綢之路重要通道的“河西走廊”？

李亞偉：一群古代的游人站在世界的東方，也即現在的遠東，再往東，就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了，他們只有轉過身來，朝西，對，朝西去，才是他們可以遠行的世界。他們只能往西去，他們要尋找財富、要尋找物產、要尋找部族的生存機會。

他們從大小興安嶺進入蒙古草原，往前可以去長安，經過長安，前面就是河西走廊，此時，他們可以往南，去富足錦繡的中原定居，如果繼續往西，經沙漠可以翻上伊朗高原做生意，甚至，再經阿拉伯半島進入北非沙漠，最后他們就可以抵達大西洋東岸。

這條路，沿途的人民風俗各異、國家五彩紛呈——這個路線是地球上最大的一條連綿起伏的干旱帶，是有文字記載以來人類部落最佳自助游路線。干旱帶上生活著游牧民族，這些民族都天生具有遠走天涯的基因。這條線路的兩側——東段的南邊（印度、中國等）和西段的北邊（歐洲諸國）均是農業社會（從天上看下去仿佛太極圖），游牧民族可以選擇遠行游蕩，追尋夢想、傳播文明，也可以選擇去兩側定居立國，發揚傳統、創造文化。所以，這條干旱帶是從遠古到近代人類活動最繁忙的一條大通道，世界上各種文明都在這條干旱帶上面傳播，各族群的血緣都在這條通道上融合。

在游牧和農耕時代，河西走廊堪稱這條線路上第一個重要的通道。對我們來說，它不僅是人類文明最重要的一個十字路口，還是世界族群血緣的最大秘密通道，一個已經謝幕了的舞臺。

記者：寫這組詩前，你查閱了資料，有什么發現？

李亞偉：充分準備資料過程中你會有意外的發現或奇特的想象，比如：發祥于大興安嶺的鮮卑人，僅兩晉南北朝時期，其內遷的部族慕容氏、乞伏氏、禿發氏、拓跋氏、宇文氏等就建立過十多個政權，這部分鮮卑人后來大部分融入了南面的漢族，沒有內遷的則融入了西面后起的蒙古等族。而歷史上的錫伯、須卜、師比、席百、犀毗、史伯等都應為鮮卑，西伯利亞應為鮮卑利亞，鮮卑人的地盤之意。還有好玩的，比如，哥倫布發現美洲時，美洲沒有馬，那就是說，鮮卑人之前，那些在遠古跋涉去美洲的東亞人要么沒有馬，要么不是從陸路去的。

帶著很多雜亂的知識和念頭去河西走廊，對我來說，已經行了，這些知識一定不要準確、念頭絕對不能清晰，否則會縮小想象范圍，會影響寫作寬度。

記者：在《河西走廊抒情》里，你集中想表達什么樣的內心腫脹？

李亞偉：讀了很多世界歷史、考古類書籍和文獻，發現上面我說的這條大通道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一條路，河西走廊又是其中最美妙最神秘的一個環節——但是也因為我見識有限和外文所限，所以，只能用河西走廊這個神奇的點來探討人類情感和生死秘密，抒發我——作為個人對這些情感和秘密的感受，但我相信，這也是所有詩歌的終極任務。

記者：《河西走廊抒情》傾注了你在詩歌創作上的什么抱負？

李亞偉：從大興安嶺到巴格達，從匈奴、鮮卑、柔然、蒙古、中原到高車、突厥、波斯、阿拉伯、拜占庭，河西走廊是其間的一個神秘通道，既是空間上的民族融合、整理的地理帶，也是時間上的人類文化傳播、演變的黑匣子。所以，這首詩的主題和內容必須龐大和復雜，時空維度應該相當深廣。也因此難度極大，對我來說，是我創作生涯中翻越的最大的一座山。但是，我也知道，這首詩將滅掉自己以前的詩歌文本，終結自己以前所有的創作手法，并且，在寬度和深度以及技術上將出現我未曾見過、未曾想象過的新的天地。

“詩歌對人來說，不是基本需要”

記者：有人說，這些年來，在主流話語里，對你的詩評價一直不太公正。你有過委屈嗎？

李亞偉：這些年，我們都知道主流話語一直在作家協會等機構主辦的文學雜志刊物那里，我從一開始就不為這些刊物的標準寫作，當然，我也有在少數幾種刊物發表作品的情況，那也是因為，那幾個刊物的編輯很優秀，他們能突破文學禁錮主動刊發我這樣的是人的作品。我個人從很早就不給文學雜志投稿，至今仍保持這個習慣。

記者：好的和糟糕的漢語書面語的分界線在哪里？

李亞偉：有自己的語言，并且形成了個人風格，那就是到了一定的語言層面了。個人性格和學養會影響一個人的風格，同樣，寫作上也是如此。也可以說，性格和學養是風格的基礎，沒有基礎，有意為之也不能形成真風格，最多可能形成了這些年西方一些文化大師被引進中國所形成的那種翻譯體風格，而沒能順當地說出自己的內在。這么說可能很多詩人、藝術家不相信，認為自己長期學習、模仿某種風格就能獲得獨特的文化形態?？墒俏視枺盒纬娠L格最終都是以你一些標志性作品為參照，你敢說你的作品真的支撐住了你的風格嗎？恐怕還是一些西方大師在里面幫你寫了一些吧？

具體到詩歌，我認為，詩歌只有好詩和差詩兩種，沒有別的詩歌。我可以幫讀者說出他喜歡某首詩歌的所以然來：被打動了，或者被這首詩的智慧征服了，這就是好詩，這就叫基本讀懂了。除此之外的詩歌，包括讀不懂的詩歌，讀者暫時可以把它視為差勁的（當然，讀者的水平會影響其判斷），以免浪費時間或者被欺騙。

語言是詩人最基本的東西，也是區別好詩和差詩最基本的東西，語感都沒有的詩人，技術意義上算不了詩人，語言的才華可以首先把大多數寫詩的人劃拉出去，打回原形——他們其實只是愛好者而已，并不具備創造好詩的能力，他們只是詩歌作者，并沒有擔負創作好詩的任務。那么，撇開這一塊，在解決了語言問題之后，什么是好詩？簡單一點說，從情感上能打動我們的就是好詩，從智慧上能激發我們的也是好詩，二者加起來就是很好的詩。如果從情感上沒打動你，那就看看從智商上能不能有共鳴，也沒有的話，那就不值一讀。通常，一首詩讀到五六行還沒上述動靜，你就應該否定它，進而可以否定掉這個詩人，等他下輩子寫出好詩再讀他，現在詩人太多，比唐朝宋朝加起來還多，一個讀者應該撥開云霧，迅速地找到好詩人，沒必要去浪費時間。詩歌對人來說，不是基本需要，餓了，沒吃的，食物差點也得吃，詩歌不讀也不會覺得身體不適。詩歌也不是消費品，再窮的人，也可以欣賞優秀的詩歌，再富有的人也用不著讀差詩消磨時光。

歷史感、生命觀、批判性是詩歌的核心

記者：早期的《中文系》就顯現你的鋒芒，為什么寫詩下手這么狠？

李亞偉：有的批評家認為我的詩歌浪漫，有的則認為“暴力和抒情”，這些，只能說是我的寫作特點之一。我的早些時候的作品里這類特點比較明顯，但，比如《中文系》這首詩，諷刺的特點、玩世的特點就很明顯。其實，我更相信我的詩歌里面的歷史感、生命觀、批判性是核心，它們有時和“鋒芒畢露”的手段有關，有時沒有關系。

記者：寫下《中文系》后，你預感它會紅嗎？

李亞偉：說實話，寫完這首詩，在修改謄抄完之后，我就感覺我可能寫出了一個重要的文本，雖然那是我只有21歲，但隱約覺得自己在詩歌這種文體上寫出了一個可能會流傳一下子的作品?，F在，我對這首詩持同樣的評價：這首詩不是因為它不留余地地諷刺了我國大學教育，而是因為這首詩在當時以一種較完整的形式、一種全新的詩歌觀念、一種和主流詩歌截然不同的語言方式，挑戰了當時人們對詩歌的認識。但是，直到十多年后，才開始有李震等少數詩歌批評家的評價出現，認為，這種詩歌形式，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沒出現過的，它讓人疑惑：詩歌可以這么寫？卻又不得不承認：詩歌可以這么寫。

其實，我寫出《中文系》這類作品時，胡冬已寫出了《我要乘一艘慢船去巴黎》、于堅也寫出了《羅家生》、《尚義街六號》等，我們當時都認為自己找到了一套新的詩歌方式，找到了非常新奇的詩歌語言，現在看來，那時的感覺和實驗是成立的，也正是那是我們有如此良好的感覺，才使得我們那一批詩人具有非常強烈的創新熱情。但這些作品肯定不能代表我們之后的創作，尤其是現在的創作水平。

記者：你用《中文系》嘲諷中文系的教授，有沒有中文系的教授找你“討”說法？

李亞偉：我相信，我國的大學中文系到現在，其狀況也不會進步到哪兒去，教育體制沒變，這個事實一直在我們面前擺著，我沒有碰見也不相信有什么大學中文系教授敢來找我討說法，現在大學中文系里的教師聰明人很多，愚蠢無知的也不少，不管聰明的還是愚蠢的，他們在目前這個教育體制內混著，對我的作品心領神會并且無話可說。

記者：如果你當中文系的老師，是不是也會成為會撒網的教授？

李亞偉：肯定不會，我一直認為做老師是很好的，可是，教育體制不會要我這樣的老師，會有根本上的沖突，我能成為教授，說明我們的教育發生了很大的變革。

“專業詩人是個可笑的說法”

記者：喝酒這么多年，你對酒是什么感情？

李亞偉：喝多了就怕，和吃壞肚子了怕吃喝一樣。好了又想，而已。和別的娛樂一樣，喝酒對寫作有負面的，比如耽誤時間，但也有反哺。酒在中國和文學關聯很緊，中國詩酒一體，詩酒文化很深。西方，酒是酒，詩是詩。作為丞相的曹操有：“月明星稀，今夕何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煞从尘圃谥袊?，很早就被賦予了詩意，生活中的詩意。

記者：對做生意，你雄心不大吧？

李亞偉：做生意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業，中國古代把商人貶得很低，儒和道都是蔑視做生意的，其實我很尊重古代的生意人，尤其是平民中的生意人，他們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擔負起了養家糊口的使命。他們熱愛生活，有責任感，視勤勞辛苦為本分。我在北京做過十幾年的生意，覺得做生意也是一個好職業，忙碌、充實，喜怒哀樂隨時都有，人間氣息生活味道很足，但后來，我認識到，我并不擅長做生意，每個人各有性格，尤其是各有其生活道路，有些東西是天定的。

記者：在李亞偉身上，你有什么嫌棄的東西嗎？

李亞偉：真沒有什么好嫌棄的，我覺得存在于我們身上或生活中的，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不盡人意的地方可能還會不少，但是不要著急，不要立馬做出批評，有些未必是壞事，同樣，有些未必是優點，要同意它存在的理由。

記者：你現在是餐館老板，寫詩對你而言，是奢侈的愛好？

李亞偉：餐館是因為愛好，因為喜歡喝酒的氛圍，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吃喝人才，有的甚至成了有名的美食家和品酒專家、釀酒售酒專家。我不是專業做餐飲的，屬業余愛好者。寫詩也是業余愛好（我認為詩人都是業余的，專業詩人是個可笑的說法），這些都是幸福的事情，和很多人喜歡音樂、熱愛體育是一回事，但如果有這樣的愛好終身并且隨時陪伴你，那不是很爽嗎？

記者：詩歌，你牛逼過；生意，你做得不差。你有什么遺憾嗎？

李亞偉：我確實寫了一些自己和朋友們都很喜歡的詩歌，但生意談不上什么好，只是隨意，能養活人就行了。對生意就那么回事，隨意，沒什么理想。對詩歌要求很高?？傊?，沒什么遺憾不遺憾的，我是一個喜歡遠眺未來的人。

李亞偉，

著名詩人。1980年代與萬夏、胡冬、馬松、二毛、梁樂、蔡利華等人創立“莽漢”詩歌流派，與趙野、默默、萬夏、楊黎等人發起第三代人詩歌運動。出版有詩集《莽漢-撒嬌》、《豪豬的詩篇》、《紅色歲月》（臺灣秀威版。獲2005年華語傳媒詩歌獎、2013年首屆魯迅文化獎、2004年首屆屈原詩歌長詩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