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刑辯律師如何在輿論法庭為自己辯護

“法治男神”德肖維茨今年“流年不利”，有受害人在證詞中提到他曾享用未成年少女的性服務。他遭遇的麻煩，不是打贏一場新的官司，而是如何在家人和公眾面前證明自己的清白。

阿蘭·德肖維茨可能是國人最熟悉的美國刑事辯護律師。他的《最好的辯護》一書自1994年首次出版中譯本以來，至今已出版多個譯本，影響了為數眾多的法科學生和法律人。后來，他作為辛普森案辯護團隊的一員，又為許多法律圈之外的公眾所知。他長期任教于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基礎課刑法101和其他多門課程。

2013年，他出版了自傳《出庭：我的法律人生》（Taking the Stand： My Life in the Law），其中寫道：“我致力于全面展示我的畢生成就，而不是躲在惺惺作態的謙遜所鑄就的扭曲之盾背后，這種假謙虛是一種試圖預防批評的算計，它會妨礙讀者準確評價作者對事件的影響。”“我打贏了一百多個案子，被稱為‘史上勝率最高的上訴審刑辯律師’。”考慮到他“打贏的案子”都是五角大樓文件案、拳王阿里拒服兵役案、辛普森案這種級別的，一百多個可說是驚人的數字。他還寫道：“理論幫我打贏官司，而實務則幫我教育學生。”一位帶有敵意的旁觀者可能會說：“哈佛大學法學教授身份幫他打贏官司，而打官司的實踐則幫他忽悠學生。”無論如何，這是一位十分成功的教授、律師和公知，一位“人生贏家”。

為壞人辯護的倫理

刑事辯護律師經常面臨的道德難題是，為“壞人”辯護是他們的職業常態。在英美和香港律政劇中，我們時不時可以看到，某位正直的刑辯律師自從轉行成檢察官之后，整個人就好多了。為安撫律師糾結的內心，“法治”提供了許多制度安排，比如區分職業倫理與“常人”倫理，將個人的倫理考量，轉化為規則的命令：你必須全心全意為你的當事人服務，不管你私心是厭惡他還是喜歡他。

韋伯對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的區分，為法治提供了一個社會理論基礎：在價值多元、諸神相爭的現代社會，你的倫理判斷只是你私人的事情，在公共生活中，每個人都應當依從自己的社會角色所規定的責任倫理。這種責任倫理是社會建構的，也是后果導向的。當代的道德相對主義者進一步把信念倫理理解為個人的“道德偏好&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