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與儒家傳統

一位重生的漢朝儒家將肯定會批評“國進民退”。他會把普遍存在的腐敗追溯到由于國家過度開展經濟活動，一些手握管理權的人有太多機會，通過干預經濟過程而撈取個人利益。他會說，國家通過稅收和其他管制對經濟施加了過多的負擔。

德國學者、中國法專家卡爾·賓格爾（Karl Bünger）曾經寫道，中國沒有發展出獨立的自由傳統，因為中國國家的性質與歐洲不同。

中國式的自由傳統

事實上，中華帝國的皇權就遠不如歐洲國家的國家權力那樣深入到地方社會。而且，與此相關的是，歐洲國家曾陷入長達數百年之久的持續不斷的軍事角逐。英國作為誕生了獨立的自由傳統的國家，其人均稅負高于清代中國十倍。中國的國家機器，特別是在其地方一級，很薄弱，尤其是在知縣的所在城池之外。在19世紀，像漢口這樣有經濟實力的都市主要是由社會精英，尤其是由商業精英自主治理的。

中國人對皇權的自我理解也不同。治理被儒家學說既視為一種權利，也被視為一個義務。而在歐洲，有關個人面對統治者有其自主權利的思想，是從正在上升的新社會精英階層對皇室提出其擁有絕對權利的爭斗中發展而來。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來比較歐洲和中國的歷史，很明顯，中國古代絕對存在自由傳統，它只是在不同于歐洲的歷史條件下以獨立發展的方式得以凸顯：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