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先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出版界煥發新生、地方出版社走向全國的改革大勢下，鐘先生以他對出版的理解，在技術規程和出版理念上大膽尋求突破，機智靈活地應對，這嘗試和突破正是八十年代湖南出版改革的重要細節，也是引領出版風向的重要因素。

三十年前初識荊

我的辦公室始終擺放著一本書，《走向世界：近代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說始終，似乎也不盡然，其實這本書在家和辦公室之間來來回回過無數次，最后定居在了辦公室，成為我編輯工作的壓艙物。我喜歡鐘叔河先生的文字，大概是從這本書起。

此書1986年暑假購于長沙，起因跟陳旭麓先生有些關系。記得一次去拜訪陳先生，他剛剛在湖南參加完一個近代史的研討會回來，知道我是湖南人，便說這次去長沙，見到鐘叔河先生，讀了他寫郭嵩燾的文章，非常佩服。他說曾指導自己的研究生寫過郭嵩燾，但“姜還是老的辣”。此話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走向世界叢書》是當代出版史，乃至改革開放史上的標志性事件。該叢書新世紀重版時，我得到過鐘先生饋贈的精裝全套，頗感珍貴。他說，“我編《走向世界叢書》，是有這么一點理念的”，“中國的問題，不是哪一個人受屈不受屈，受的待遇公正不公正的問題，歸根結蒂是一個要不要走向世界、能不能走向世界的問題”。鐘先生是從牢房出來，通過“走向世界”走向了讀者。錢鍾書先生就是讀了這套書，想跟他晤面，并進而建議他將所寫序文結集，并表示愿意為之作序。多年后，楊絳先生在給鐘先生的信中說：“他（錢鍾書）生平主動愿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跟鐘先生的緣分始自1987年。那年我碩士研究生臨近畢業，冒冒失失地給他寫了一封信，希望到他主政的岳麓書社去工作?？蛇@時，他正鬧著要調離湖南去四川。他回信說，不想在湖南搞下去了，“劉正同志和孫南生同志在談話中表示不能放我走，至少是在目前，但我卻沒有同意。你是否可以先暫時在長沙找一個接收單位（非教育系統的），等到下半年或明年再看情況呢？”這原因我后來看先生的文字知道大概：出版曾國藩周作人，很多人反對，告狀說他偏愛漢奸，不出革命回憶錄，在這種背景下，社里舉行了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選總編輯，他落選了。

與周作人的緣分

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后，我去岳麓書社拜訪。臨走時，鐘先生送了一本他編的《知堂序跋》。記得他將書遞到我手上時說，周作人的文章值得讀讀。我想，他是希望我這個出版新人好好讀讀周作人吧，如果想把文章做通的話。他有一篇文章，回憶兒時閱讀對他的影響：“后來覺得，還是周作人的文章經看，每次都有新的感覺。他的文章看起來是平淡的，卻有著更深的意思；去解讀這個更深的意思，就給了我的好奇心廣闊的空間。我后來有一點寫作能力，就是從看這些文章得來的。”

對我來說，送這本集子還傳遞了一些信息，他當時的工作重點：刊印保存周作人的文字。前一年，他剛剛選編出版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著”的公開出版發行的新書《知堂書話》，短短的序言集中說明了為什么要出版它：是上乘的書評書話。同時又辯稱，自己對其人其學問文章知道得太少，沒資格評價。只是知道：“第一，周作人‘已死’；第二，‘他讀得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