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特別報道·以法治“任性”】征稅權上收，立法權下放立法法小修，有無大變化

施行近15年的立法法首次部分修訂，“放”與“收”并行：下放地方立法權，激活地方積極性；上收原屬于全國人大的稅收立法權，對部門立法和地方立法均作出了更明確的限定。

這部“管法的法”能否管好法，關鍵在于人大對立法的實際主導權，尤其是備案審查、公民參與等制度應當得到有效落實。此外，司法審查或不可缺。

在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大會審議的最后關頭，因為措辭的修改，“稅收法定原則”這么個專業的詞，突然走紅。

2014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二審稿是這么表述的，“稅種、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2015年3月8日，全國人大代表們拿到的上會版本變成了，“稅種的開征、停征，和稅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這引發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學者和輿論的爭議，他們呼吁回到原來的表述。

因此略受冷落的是地方立法權條款——這次修法以后，全國284個設區的市都將擁有制定法規的權力，在法律效力上，甚至高過國務院各部委制定的部門規章。在很多專家看來，這一條的實際影響可能更大。

“這只是發言人的回應”

3月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出來回應：稅種包括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和稅率這些基本要素，如果需要國務院和地方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一定會在稅法當中做出明確的授權。

“這只是個發言人的回應，不算數的，必須在立法上回到原來的表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認為，稅收法定必須做到基本要素法定、明確和程序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