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個好話” 評書藝術這些年

2015年3月7日下午，北京宣南書館第414次評書演出，連麗如接演《三國》，主角是“酣戰太史慈”的小霸王孫策?！度龂非昂?，她的弟子與義子分別接演《明英烈》與《水滸》。這是書館在春節假期之后的第一場演出，一如慣例，每部書近一小時，總共約三個小時。

演出結束，連麗如站在劇場門邊休息，偶爾跟路過的親人、徒弟或保安聊上幾句。連麗如的丈夫賈建國在一邊的儲物間忙碌，把清洗干凈的茶壺整齊地擺放在架子上。七年多來，這是演出后的必經程序。

這天來了二百六十多人，劇場座位不敷使用。除了拎著水壺給聽眾添水，工作人員不時提來臨時座椅。演出結束后清理場地，也就比平日要久一些。當天接演《明英烈》的梁彥，也在幫忙收拾場地。他說，清理演出現場的都是師兄弟、家屬，“一家的人”。

那幾天評書界彌漫著悲戚。3月2日凌晨，評書名家袁闊成逝世。大家紛紛提起他的藝術造詣，稱頌他的品格，或慨嘆他未正式收徒的往事，由此而憂心評書的未來。

8日的袁闊成追悼會上，有曲藝愛好者特地趕來磕頭，雖然與逝者從未謀面。今年80歲的老聽眾崔桂祿，已經聽袁闊成評書四十多年，參照媒體報道用心總結了他的藝術特點，滿滿當當地寫了一大張四開白紙，印了幾十份，分發給參加追悼會的其他曲藝愛好者。那天晚上，南京大學的學生評書社團“對對書場”，為袁闊成舉辦了紀念演出。

“好”的說書者

1987年2月13日，在寫給巴金的信中，冰心談起了評書。12點的午飯之后，她在休息時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小說連播，先是圍棋名家陳祖德的自傳《超越自我》，后來便是袁闊成的《三國演義》?！度龂萘x》她本來并不喜歡，書是斷斷續續看完的，但經過袁闊成的再次“演義”，她覺得很吸引人。“人物性格都沒走樣，而且十分生動有趣，因此我從‘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直聽到‘三分歸一統’。”

那是評書的又一個黃金時代，在“文革”中積聚起來的能量，通過廣播一下子釋放出來。袁闊成播講的《三國演義》1983年8月26日開始在央廣播出，長達365講，與《岳飛傳》與《楊家將》一起，成為這個黃金時代的重要代表。

袁闊成曾說：“說書就是說人。”評書魅力很大一部分，在于對人的洞悉。說書者讀史閱世的通達，有助于描繪人和理解人。在給巴金的那封信中，冰心還寫道：“我覺得能成為一位‘好’的說書者，也真不容易！”

冰心沒有再詳細說明這個“好”字。袁闊成去世后，媒體與回憶文章多次提到“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闊成”這個說法。柳敬亭被認為是評書祖師，與他并列，無疑能夠從側面證明袁闊成的“好”。

明末文人張岱，在《陶庵夢憶》一書中記錄了柳氏在南京的受歡迎程度。柳敬亭一天只說書一次，每次一兩白銀，請他說書得提前十多天送定錢，還未必能夠約上。在張岱眼中，柳敬亭說書時“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

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黃宗羲經由《柳敬亭傳》一文，記述了柳敬亭在明末清初的經歷。柳敬亭歷經世事滄桑而技藝日益精湛，“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

政局變幻，非常賞識柳敬亭的明朝將領左良玉病逝。除了情感上的打擊，柳敬亭在經濟上也因此而日益窘迫，加之事業遭遇困境，連去世的兒子都無力安葬。最終，文人錢謙益幫助發起了一次募捐，才為暮年的柳敬亭籌得了一塊墓地。

依學者包澄絜的研究，北京的評書由明代評話與詞話傳統發展而來，自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間興起。柳敬亭實際上承接了明代評話的傳統，表演時有伴奏，唱說結合?？滴跄觊g，他在北京收王鴻興為徒。王鴻興及他并稱“三臣”的三位徒弟安良臣、何良臣和鄧光臣，真正成就了評書藝術，并開創了評書從北京發源，流布到整個華北及東北的過程。

作家徐鳳文認為，評書在北方輝煌的歷史很短，真正的源流應該在南方。北方的傳承，與皇太極對《三國演義》的喜愛有關。從清軍入關、定鼎直到“康乾盛世”，評書都起了重要作用。

由清代至民國，書場是最重要的評書表演場地。曲藝史家金受申受到評書啟蒙，就是在大約八歲時用買茶葉的錢去茶館聽書。他非常贊賞說《聊齋》的評書大家陳士和，說他能把該書“說成世俗的事，但又俗不傷雅”。

民國時期，評書也通過電臺播出，而且是直播。陳士和由北京去天津之后，就在電臺講過《聊齋》。他的威望很高，有個綽號叫“通天教主”。評書演員王靜說，當時的評書節目里甚至有咳嗽、喝水，說車轱轆話，更加隨意，好像聊天。

 “這有什么嚇人的地方”

因為平實、易懂，引人入勝，評書在土改工作中已經被有意識地用于宣傳。1950年，《人民日報》曾轉載《中國青年》的文章《怎樣運用文學作品來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作者吳小武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在文中，他回憶了1947年冬借鑒評書形式向農民宣傳土改的往事。“一連講了兩天兩夜，既未敲鑼召集人，也未派人按家按戶去叫，聽講的人卻越來越多，聽講的時候，中途溜跑的、打瞌睡的人是沒有了！”

評書一度被認為是“最簡便、傳播新事物最迅速的文藝輕騎兵之一”。雖然自己熱愛的藝術得到了更廣泛的肯定，但評書從業者們卻漸漸發現，在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時，他們需要盡量主動地接受思想改造，以及表演形式、演出組織上的變革。

1949年5月15日，農歷四月十八，北平曲藝界人士拜祭祖師爺周莊王的儀式，已經被新政府改為“曲藝節”。在紀念大會上，就職于文管會文藝部的戲劇家馬彥祥告訴參會的五百多名藝人，他們應當改變“祖師爺賞飯吃”的觀念。

共和國成立后，民間藝人開始獲得編制，進入各級專業曲藝團體，獲得了過去無法想象的禮遇。連麗如的父親連闊如在1949年7月參加了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并在全國文聯領導下籌備成立“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備會”，擔任副主任，協助王尊三、趙樹理工作。此后，他還組織北京市的京劇、評劇、曲藝演員成立“戲曲界藝人講習班”，并與趙樹理等人一同當選“中國曲藝研究會”的副主席。

藝人們積極參與了整理評書文本的工作，陳士和整理的《聊齋》文本，就相當出名?？上У氖?，他于1955年去世，沒有最終完成這項工作。

當時出版的評書文本，經常并列署著講述者和整理者的名字。整理出來的文本，當然還沒有“立起來”，缺少與觀眾的互動，以及表演者隨機應變添上的“小話”，不再適應社會需要的“糟粕”也遭到剔除。

面對邏輯與話語的巨大變化，出身評書世家的袁闊成并不被動，而是敏銳地主動調整與改良評書藝術。他率先嘗試說新書，并把一些小說改編成評書。

在為數不多的電視采訪中，袁闊成說過一些他嘗試說新書時的笑話。在講《創業史》梁生寶進城買稻種時，他留下懸念：“此次去買稻種，買得回來，買不回來，咱們明天再講。”結果，“第二天一個人都不來了”。他問觀眾為什么不來，對方回答：“買不回來，買回來，與我們有什么關系！這有什么嚇人的地方，你說得還有聲有色。”

另一次是政府號召“說新唱新”，他準備說革命戰爭小說《新兒女英雄傳》。“一下子大海報出去，我也是整裝收拾，規規矩矩、干干凈凈換好服裝上臺演出。等我坐這兒往下一看，下面的觀眾聽眾——三位。”他親耳聽到，經理已經懷疑他的號召力，說這是“請了個票友”。

經過與朋友的討論，他認為問題在于自己的表演形式還不夠新。“我說那武工隊的打扮，跟黃天霸一樣；掏槍那動作，跟拉刀一樣。”他的應對是下基層，體驗生活。“到工廠里面去，下農村，到部隊。我演戰士也像戰士了。”

陳云說：你們名副其實是先生

1957年，北京評書的代表人物，與袁闊成同屬“闊”字輩的連闊如被劃為“右派”。此后，隨著時局變化，評書界陷入了無所適從的狀態。接受學者楊旭東采訪時，老藝人馬岐說：“說傳統書目，那都是毒草；說《聊齋》，那是迷信；說新書，《紅巖》，作者羅廣斌是個叛徒；說《鐵道游擊隊》，隊長劉洪的階級出身還沒查清楚。”

1967年，在一篇題為《扶植封建文藝的罪魁》的文章中，“文化部機關紅旗延安總團”列舉了舞臺上的若干“牛鬼蛇神”，其中就包括《海瑞大紅袍》、《濟公傳》、《三俠劍》等“反動的長篇評書”。

早在1957年，袁闊成就萌生了一個重要的念頭，并真的付諸實踐。那一年去福建前沿慰問時，因為感覺幫他扛桌子增添了別人的麻煩，他決定去掉桌子、折扇和醒木這三樣評書的固定道具。

撤掉桌子是革命性的創新，由半身面向觀眾改為全身，給演員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又沒有服裝、道具、布景、燈光，什么都沒有，就一活人，站著，還是個男的，相聲還有倆人呢。而且，大劇場要照顧全面，要動起來，要調度。”評書演員王靜說。新的形勢，逼著評書藝人們去思考和創新，給評書帶來了變化。1970年代末，劉蘭芳的《岳飛傳》一炮而紅，由東北帶動了全國對評書的關注。青年相聲、評書演員徐德亮說，東北的幾位老說書先生都有西河大鼓的背景，而西河大鼓的書鄉土氣息濃，在藝術上有獨特之處。“文革”造成十年文化斷層，加之幾位演員確實非常優秀，說的書也包括傳統評書里的精華，“所以當時就火了”。這就如同昔日的情況，“評書演員到一個不認識的、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一個茶館，靠說話就能掙錢”。

2014年初的一次小范圍見面會上，袁闊成向學生及學生的徒弟們講起了1984年春節的往事。那一天，他和侯寶林、駱玉笙、劉蘭芳等曲藝界同仁一同前往中南海，向陳云拜年。袁闊成記得，陳云說自己在上海時聽不起評彈，就站在窗戶外面聽。而陳云的姐姐就因為聽書，能夠滔滔不絕地講《水滸傳》的故事。因為陳云對大家說“你們名副其實是先生，是我的老師”，袁闊成感動得熱淚盈眶。

借那次拜年的機會，大家提出了建立曲藝學校和曲藝研究所的建議。很快，天津市北方曲藝學校于1986年成立，王靜就于那一年入校學習。

不過，舊事的余波還沒有完全消散。

在一篇紀念老師馬增錕的文章中，徐德亮回憶道，他小時候叫對方“馬老師”，稍大一點稱其“馬先生”。一次擠公共汽車的時候，這位出身西河大鼓世家，很早就參加文藝干訓班及慰問演出的長者對他說：“我就不愛聽先生這個詞。我們一說先生，都是說資本家，要不就是特務，那才叫先生呢。”就此，徐德亮把稱呼改回了“馬老師”。那時已經是改革開放之后。

由于脾氣倔強甚至古怪，不合時宜，“不茍言笑，動輒發怒”，馬增錕生活坎坷，郁郁不得志。遇見少年徐德亮時，他正在北京市崇文區東花市文化站做門房，兼看公用電話。1994年，晚年馬增錕終于得到去中央電視臺錄制評書的機會。因為電視臺已經錄過他拿手的《大隋唐》，所以他摘出羅家這一支，錄《羅家將》。“他一生最愛一部書，在電視上也說了這一部書，也算完滿。”這部書大約在1995年6月向全國播放，而馬增錕卻已經在1994年底去世。

“為市井細民寫心”

“小時候什么都沒有，就是抱著話匣子。”曲藝愛好者、評論人侯磊說，他喜歡上評書，就是因為從小聽得多——中午12點到家吃飯，1點到1點25有評書或相聲，聽完了正好走到學校。“那時歲數小，字兒都認不全，聽完了就忘不了，記得特瓷實。”

曲藝從業者的啟蒙與學藝則更加復雜，往往學習若干門類，觸類旁通。出生于1970年的評書演員王靜，最早接觸的是西河大鼓。事后想起來，冥冥中好像有無形的東西在牽引著他，“稀里糊涂地就認準了”。一天放學后，他翻墻去鄰近的西沽公園，趕上西河大鼓演員王鳳賢在講《楊家將》，“覺得挺有意思，有彈弦有唱”。那是他第一次聽書，時年十歲，還是個小學生。

以后，他就留心哪里有說書的，四處去聽，還去鄰居家讀評書的文本。“回來就瞎說，給家長說，給同學說。夏天在河邊給小朋友講，人慢慢多了，現在已經不知道當時說了什么，就是復述書上的東西。”天津市實驗曲藝團在天津勸業場的天華景劇院演出，每天下午兩場，他創紀錄地逃了一周的學，自己都覺得驚訝：“我不是那種孩子啊。”

終于，1986年，他考上了當年成立的天津市北方曲藝學校。那曾經是“中國唯一培養曲藝人才的專業學校”，如今校名猶在，但已經在2002年與天津市藝術學校合并，成為天津藝術職業學院的組成部分。

能夠接觸評書，徐德亮要感謝的是小花藝術團——由北京市崇文區東花市文化站開辦的小型藝術團體，完全免費，面向東花市地區的小學生。他說，如果沒有這個藝術團，就沒有包括他在內的一些曲藝演員的藝術生命。馬增錕等授業老師，名氣不大，但技藝都非常高超。

徐德亮在評書上師從袁闊成的學生汪良，所以稱袁闊成為師爺。他把評書演員的選材稱為緣分：“其實沒什么具體要求，說起來比如口齒清楚、思維敏捷、性格開朗等等，其實這些話都跟沒說一樣。”他說自己無論嗓音相貌，都不適合說書，“陰錯陽差走上了這條路，不太好的條件反而成特點了”。

王靜則把先天看得非常重要，后天的學習、鍛煉，像一個挖礦的過程。“一張嘴，挺平常、挺沒勁的一句話，擱在大家嘴里就不一樣。”他見過許多默默無聞的說書人，藝術很精湛，但因為有天津口音，說齒音字，沒辦法錄音。“一代又一代評書藝人淹沒在海洋中。沒有錄過書的，有的是。”

曲藝學校畢業之后，王靜到天津的中國大戲院工作了11年。除了領導崗位、技術崗位，其他工作他都做過一遍。好在他還堅持練習，“自己哄自己玩兒”，終于在2002年加入天津市曲藝團。2010年底，田連元夫婦金婚，又逢田連元70歲大壽，王靜在遼寧本溪拜師，成為田連元的第五個徒弟。

盡管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別，評書還是承接了中國悠久的講故事傳統。作家徐鳳文說，自己并不是一開始就喜歡袁闊成的評書，隨著年齡增長才喜歡上了，整理書房時會聽著袁闊成的《三國演義》。談起評書，他喜歡提兩句話，一句是《太平廣記》中的“說一個好話”，另一句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用來形容《三俠五義》的“為市井細民寫心”。

徐鳳文說，評書最關鍵的就在講故事，以非虛構的“本事”為基礎，說話、評述、寫作，設置懸念。他把這個傳統追溯到《周禮》中為婦女說古的盲人——“瞽者”、寫《史記》的司馬遷，以及四川出土的說唱俑。講故事的地方性也相當重要，即用方言說“風俗閭里之事”，記錄街談巷議、地方笑話、民俗風物。一百多年前，評書由北京進入天津，就與天津的本土文化結合，一個代表是評書《沽上英雄譜》。這部書有個更加本土化的名字《混混論》，1953年，它成為文化部明令禁止公演的第一部評書。

他還注意到，《三言二拍》中經常會出現書會中的“老郎”，而書會正是評書奠定期宋代的組織。在宋代，勾欄瓦舍在夜間有市井活動，說書進入民間。書會與藝人之間發生互動，整理評書，由此產生了最早的話本。直到現在，河南寶豐馬街仍有書會，據傳有兩千多年傳統，能對應上宋代的勾欄瓦舍。正月十三前后，全國各地的說書藝人都去那里，不光說大書，很多說小書，說唱，賺錢與揚名立萬兼得。

照徐德亮的看法，評書重在評論，有強烈的代入感。日常聊天，說“我們街坊有一人，長得特高特大”，這就已經有了代入感。評書要講理，不管說到哪點兒，都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記得，馬增錕老師總是說：“什么叫評書？評論是非，探索學問才是評書。”

在《中國俗文學》史中，鄭振鐸把“俗文學”定義為“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于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他沒有理會“俗文學”與學士大夫傳統之間的互動——譬如冰心對評書《三國演義》的喜愛。但正像他所說，所謂“俗文學”，的確具有鮮活而長久的生命力。

3月2日上午，因《百家講壇》欄目而聞名的歷史老師袁騰飛在微博上說，自己就是因為袁闊成的《三國演義》、劉蘭芳的《岳飛傳》及田連元的《楊家將》而愛上歷史。“后來在百家講壇和騰飛五千年中講《兩宋風云》、《塞北三朝》、《漢末三國》，正是受這三部大書的影響。”

電視劇編劇賈東巖認為，電視劇和評書都采用連貫的方式，包含懸念地講述一個篇幅較長的故事，評書對他的工作有幫助。“西方一般是用點和面形成故事，中國傳統是用點和線形成故事。有很多這樣的敘事手法的原型。”他花了兩年時間泡在書館，留心查詢資料，并結交評書界的朋友，“來了解我們傳統敘事方式中被大家忽略的部分”。

《海賊王》也有評書版

“評書四大家”中，劉蘭芳、田連元與單田芳三位，曾共同出現在湖南衛視的《天天向上》及2015年的遼寧電視臺春晚等電視節目中。相形之下，袁闊成一貫低調、安靜，露面不多。但是，他仍然關心著評書。

在2014年初那次見面會上，袁闊成對他的學生們諄諄教誨，希望后生們尊重觀眾，多讀書，要創新，要腳踏實地。他以自己為例，“我們家過過窮日子、苦日子，再困難，一個夾袍，一個大褂，一個棉袍，不賣不當。被臥當了都行，這三樣不能當。到上臺的時候，領子重新洗，把小褂的領子、袖頭洗得干干凈凈，晾干了。穿好，套上。”

評書面臨困境，也是不爭的事實。數位業內人士及愛好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表達了相對悲觀的看法。袁闊成一向承認這種困境，但仍然保持著達觀心態。接受中央電視臺《大家》節目采訪時，他說：“我覺得我很樂觀，就是個挑戰。其實沒有人跟你挑戰，是自己跟自己挑戰……現在相聲舞臺，其他舞臺上，‘80后’‘90后’的學生是新生力量，我看著樂不可支。他們帶來朝氣，一派新的氣象。這也合乎事物發展的規律。”

徐鳳文記得，1970、1980年代，天津的街道文化活動站有很多說書者。而在許多城市，蓄力多年的藝人得到平反后重新開始表演，聲譽日??；“評書員”也成為一種正經職業，由政府組織，很多人在街道文化館里說書，一兩毛錢就能聽。

徐鳳文曾在成都淘來小半麻袋評書資料，其中就有《評書員培訓教材》，講到評書的史話、基本功、分類、要求，講“十三寶，十八法”，即十三部大書和“草蛇灰線，節外生枝”等講述技法。電視逐漸普及時，相聲開始跟電視結合。徐鳳文說，評書始終有一個問題，不適合上電視，而適合電臺。

移動互聯網的興盛，使評書的載體由廣播、電視、光盤轉向智能手機。有聲演播行業從業者劉春萍的工作，就包括付酬約請小說演播者和評書演員錄音，錄制完畢之后再賣給需求方。這個行業最早的需求方是一些文學網站，移動互聯網興起后，三大電信運營商的有聲閱讀內容及相關手機應用成為需求主體。

據中國文化管理協會有聲視聽文化委員會副秘書長孫雨估計，國內版權鏈完整的有聲讀物現在總時長為十萬余小時，其中評書的總作品量約占十分之一。

與互聯網結合，評書獲得了新的選題來源，而這有利于適應年輕聽眾的需求。臧汝德播講的暢銷小說《鬼吹燈》，就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孫雨參與了這部書的選題、演員遴選及確定播講風格的工作。據他介紹，雖然資深演員播講的版本早已發布數年，臧汝德這部付費收聽的評書在首發的天方聽書網已經播放287萬次，在客戶端播放了6750萬次。而《鬼吹燈》的八本書，還只播講了前三本。

臧汝德現在是鐵嶺人民廣播電臺《汝德說書》的主播，網名“臥龍先生”，八歲起學習評書。播講《鬼吹燈》時，他采用了評書和單口相聲的元素，顯得頗為有趣。此外，如同之前有演員嘗試將《海賊王》和《火影忍者》等日本動漫評書化，劉春萍所在的團隊也在試錄國產武俠動畫片《畫江湖之不良人》的評書版本。

試聽新節目時，劉春萍發現了一些問題。有的作品有評書的語氣，但基本是念書，而非說書。對作品進行評書化創作時，多數演員不通看全文就改編創作，使結構和進程設計得不精彩。聽眾往往一邊做事一邊聽書，并不聚精會神，如果不知道情節進程，就比較麻煩。但是，“只有極少數演員愿意下這個功夫”。

2013年，單田芳曾對媒體表示，他現有的37個學生，基本都有自己的職業，其中很多人是軍官，并不拿說書當主業，而且“想碰到一個德藝雙馨的太難了”。

2007年，梁彥拜連麗如為師，而連麗如稱袁闊成為師叔——她的父親連闊如與袁闊成同為“闊”字輩。所以，梁彥亦稱袁闊成為師爺。在評書演員之外，他還是中華書局的編輯，編輯過暢銷書《馬未都說收藏》系列。他說，兩者都是主業。

在梁彥看來，之所以堅守書館，就是因為在這里，演員和觀眾可以面對面地交流。無論廣播、電視還是網絡，都見不到觀眾，而只能面對攝像機及錄音設備等，播出以后才能收到反饋。“現場的藝術是最珍貴的，因為不知道下一秒鐘或下一分鐘會有什么突發事件。你說的書好與不好，當時你從觀眾的反應都會看得出來，直接就會反饋到你那里。”

連麗如說，評書必須要有劇場演出，要學評書也要聽現場。“如果沒有現場演出，評書就傳承不了。”她說，“聽廣播，跟現場的感覺不一樣，只有聽完這個以后才能學評書。”

除了連麗如、梁彥，這個團隊目前還包括連麗如的徒弟賈林、張怡，連麗如義子李菁的徒弟張碩等。他們的書場，每周六周日演三場，每場平均二百人，規?？捎^。

梁彥說，評書在1970、1980年代很火爆，是因為娛樂方式少。“現在娛樂方式多元化，不能強求人家非得喜歡評書，非得來聽評書。所以說這很正常，關鍵是我們還在為評書而努力。”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對曲藝界的老先生來說，演出是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