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六記》中的幾個人物

土改和鎮反這兩件事，可以說是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的導火索，這都是牽涉全局的大事。曾彥修的回憶，間接地印證了葉劍英在這兩件大事上的立場，透露了他的微妙處境，其價值自不待言。

《平生六記》記錄的，是剛剛去世的曾彥修（1919-2015）老人前半生經歷的六次政治運動。在這些運動中，曾彥修作為手里有些權力的負責人，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為很多頭戴帽子的人，洗清了罪名，這在當時，無疑是不合時宜的。主要是因為這樣的不合時宜，他在反右運動中，作為單位“反右領導小組”的組長，自己報名當了黨內第一個右派。以前的知識分子、老干部回憶錄，大多是講自己如何受迫害的。曾彥修這本書里專講如何將槍口抬高一公分的故事（用我們的老話說就是“公門里面好修行”），這樣的書很少，是因為這樣的人、這樣的事本來就少。

書里提到很多人物，有時并不點名，而只以“××”代之。有的是真忘了；更多的則是作為當事人，為逝者諱，點到為止，不為已甚。作者還有一部口述自傳《微覺此生未整人》（天地，2011），大概出于同樣的考慮，也沒有點名，但敘述同一件事時詳略不同。作為當事人，這樣處理，自然無可厚非，但對讀者來說，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也是客觀的需要。這里根據兩書提供的線索，核以其他材料，補充介紹了書中部分人物的故事，用供參考。

云浮土改

1952年，曾彥修率領一支兩三百人的土改工作隊，到廣東的云浮縣指導土改：

當時是必須嚴格按照中央尤其是武漢中共中央中南局，特別是（代）第一書記鄧子恢的規定辦事的，……已形成憲法，半點不能移動。開始我即不贊成這一套，因為我在山西、河北、山東進行過土改近一年半，知道怎能照這個模式進行？照此辦理，一場土改前后要拖兩三年，工作隊動不動就要換三幾次。翻燒餅、煮夾生飯，一次一套，統統反右，從不反左，不把農村搞得稀爛才怪。……我在縣里同縣委趙書記、副領隊王某某同志協商，我提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從根本上改變工作方式，大張旗鼓，大范圍接近群眾，……一切都要變被動為主動。……在縣城里的三個主要領導意見完全一致。說得不客氣一點，這三個人都是北方老土改，過去只能服從，現在根據具體情況，能夠自己做主了，就改行適合于本地情況的做法。（《平生六記》，p3,5-6，下引本書，只注頁碼）

云浮在廣東西部，位于西江南岸，抗戰時有些少婦、少女逃荒到此地，被農家收養，慢慢地就被收養戶作為小老婆或丫頭，這是其他地方沒有的新情況。三人商量的結果是：

縣委趙書記、工作隊副領隊王××同志，傾向是看得出:不告不理。——把她們解放了，何處可以收容她們？（p7-8）

今按，這里提到的趙書記、王××，分別是趙本仁、王萬春。

趙本仁，1912年生，山西垣曲人，曾任粵中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1950年11月任云浮縣委書記，1957年任海南鐵礦黨委書記，1966年任廣東省二輕廳副廳長，“文革”后復任原職，2000年逝世。

王萬春，原為華北革大教員，后隨軍南下，1950年1月任南方大學二部副主任（主任系“羅明事件”之羅明），1952年4月任云浮縣委第二書記（即副書記）。此后的事跡就不清楚了。

兩人在土改中是立了功的，令身沒而名不彰，豈是作者本意？衰年為文，行走不便，手邊無資料可查，只能如此。

龍潛與南方日報“打虎”

1952年4月，正在云浮搞土改的曾彥修，被緊急召回廣州。原來，他任社長的南方日報社，打出了一大批大、中、小“老虎”，副社長楊奇被打成了“大老虎”。在當時，大老虎指的是涉案金額一億元以上的（舊幣，合新幣一萬元），南方日報社的三反運動，是由“（華南）分局副秘書長××同志帶著一個工作隊來打的”，“打虎隊長××同志……他是老前輩兼老熟人了”。（p13）“派到我們單位的打老虎的隊長是某某，老同志，監獄出來的，當時華南黨領導機構的副秘書長”。（《微覺》，p209）

今按，這位打虎隊長即龍潛（1910-1979）?！赌戏饺請笊缡贰匪酱笫掠?952年2月16日條，“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龍潛宣布調整節約檢查委員會成員，并重新部署報社的‘三反’運動”。龍潛1932年在“共舞臺事件”中被捕，次年在獄中入黨，1937年被組織營救出獄后，任陜北公學人事部科長（曾彥修1938年1月入陜北公學學習）。1952年7月至1954年6月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宣傳部副部長。讀過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的讀者，肯定還記得他在中山大學擔任校領導時期的言行。

至于楊奇為何被打成“大老虎”，曾彥修未做交待。李春曉的《路漫漫兮求索：記粵港一代報人楊奇》（花城出版社，1995）一書介紹得比較詳細，這里根據此書略作補充。楊奇原在香港《華商報》，他受命返回廣州籌辦華南分局機關報時，想到廣州沒有新聞紙，便通過上級領導饒彰風的介紹，從廣東省婦聯一位干部處籌了一筆資金，另外加上在美國經營魚檔的哥哥寄回來的一部分款項，從國外訂購了幾百噸新聞紙。沒想到運到廣州之后，由于《南方日報》的印刷機規格很特別，這些新聞紙統統都用不上，楊奇只好通過紙行按市價轉手賣出，所獲利潤，部分交南方日報，部分作為投資回報，交給了墊付紙款的兩人。三反運動中，楊奇因此被打成了“老虎”，運動后期，“為羅明、楊奇兩位同志的‘寬大處理’開了幾千人的大會。那時沒有‘平反’一說，如果確屬無罪時，也是‘寬大處理’”（p16），實際上是半正式地平了反。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共廣東省紀委對此案進行了復查，認為“楊奇在解放初期，經組織同意，運用私人借款經營紙張生意，以解決南方日報社的實際困難，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楊奇當年把較多利潤歸到其兄名下的錯誤是一種侵占行為。但三反運動中對他的錯誤定為‘挪用公款，私做紙張生意，貪污國家財產’，則定性不夠準確，開除黨籍的處分也偏重。最后，經過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討論批準，把1952年給予楊奇的處分，改為留黨察看兩年，并按時恢復黨員權利……”（《路漫漫兮求索》，p125）

廣東鎮反中的譚政文

1951年4月的一天下午，廣東公安部門突然交給南方日報一個一百四十多人的名單，說明天要槍斃這些人，要求報社配合宣傳。曾彥修等人看了，每個人只有兩三行的罪狀，都是“一貫反動、民憤極大”之類，一是發愁報社沒有材料配合宣傳，二是擔心用這么空洞的罪名處決這么多人，影響不好。

當時，曾彥修、楊奇分任南方日報正副社長，在編前會上“苦惱了兩個小時”后，楊奇建議曾彥修給葉劍英打電話反映這一情況。這時已經接近午夜12點了。葉劍英在住所召開緊急會議。曾彥修趕到后：

見省府常務副主席古大存、華南分局另一個宣傳部副部長李凡夫已先到。不久，省府××廳長（華南分局社會部長兼），華南分局社會部一處長××同時也很生氣地來了。那個處長把身背的兩個麻布口袋的材料往地下重重一丟，二人均有怒色。……說今晚分局社會部、省公安廳、市公安局等均漏夜辦公，參加這一具體行動的有一千多人，一切均已準備完畢，準備明天，不，今天九點執行。我一聲不吭，知道對方名聲很大，在江西時代就是做此事的。葉帥再叫我講，說“報館”有點意見，聽他們也講一講。……李凡夫也發言支持我，……對方反復講準備了兩三個月，今晚一千多人漏夜辦公，（要推遲處決）不大好辦了。跟著古老（古大存）也表示，他也不知道此事，只有一個空洞罪名的東西，……怎么行呢？對方反復堅持，一切已完全準備好，要改變影響也不好。葉帥很沉著。他說，這么大的行動，分局事先不知道。對方立刻反駁說：“分局開會討論過。”葉說，“那是原則性的，……是個內部動員會，不是行動指令。”對方再三強調他們只是在執行中央與分局的指示。

……總之，說來說去，對方并未讓步，堅持明天執行已難于更改。這時，葉帥不得不把最后的重話講出來了，說：我們要記住中央蘇區的教訓呢，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黨委手里，還是掌握在保衛部門手里，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訓呀?。╬20-25）

今按，這件事，不見載于葉劍英的幾種傳記，可能以為此類事情太小，不值一提；當然也可能與這種臨時會議是“絕對沒有記錄的”（《微覺》，p198）有關系。

參加會議的華南分局社會部部長，即譚政文（1910-1961），是1927年入黨的老黨員，曾任閩贛省蘇維埃政府保衛局局長，紅一軍團政治保衛局執行科長，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北平市公安局局長，新中國成立后任華南分局常委，社會部部長，廣東省公安廳廳長，廣州市公安局局長，1954年任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

葉劍英作為本地干部（兼任廣東省委書記與廣州市委書記），在土改與鎮反中，較多地考慮了廣東的特殊情況，因而在1950年底，就受到中南局和中央的批評，廣東的鎮反被指為“寬大無邊”，土改是“和平土改”。譚政文敢頂撞葉劍英，背景即此。

在這之前，1951年1月，廣東剛剛發生了“二陳（陳泊、陳坤）案件”。二陳均是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譚政文任局長），陳泊還是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譚政文任廳長），兩人是由公安部長羅瑞卿直接坐鎮廣州指揮逮捕。案件的發生，頗不尋常：

在鎮反運動的開始階段，國家公安部、中南局公安部、華南分局社會部認定廣州市清匪和鎮反工作存在右傾偏向，認為廣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長陳泊、第三副局長陳坤“喪失革命立場，嚴重違法亂紀，包庇反革命分子”，是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三方的主要領導會同中共廣州市委對陳泊、陳坤進行處理，將兩人開除出黨，并逮捕判刑，成為轟動全國公安系統的“兩陳事件”。（《中國共產黨廣州地方組織志》，廣州出版社，2000，p72)

受二陳牽連，廣東公安系統被捕的人員共263名，后來被稱為“新中國成立后公安系統第一大冤案”，直到1980年才徹底平反。

廣東鎮反運動中待處決的名單中，“其中還有一個解放前的省教育廳廳長×××，經記者了解，是解放廣州后又從香港公開回來的”（p20）。

今按，此人即姚寶猷（1901-1951），原系中山大學教授，1945年任廣東省政府委員，教育廳廳長。1949年10月，去了香港，在香港接觸了李濟深后，返回廣州投奔中共，進入南方大學學習。1951年4月，被以“破壞學生運動，潛回廣州偽裝自新，以圖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名槍決。1982年9月，經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確認“未發現被告人回廣州后有破壞活動”，定為“投誠人員”，“判處死刑不當，應予糾正”。

土改和鎮反這兩件事，可以說是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的導火索，這都是牽涉全局的大事。曾彥修的回憶，間接地印證了葉劍英在這兩件大事上的立場，透露了他的微妙處境，其價值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