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對財富的強大控制是個危險信號
財政收入占GDP比重30%以上是什么概念？經濟控制力決定社會控制力，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經濟控制力的增強對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的建立不是什么利好消息。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政府對于經濟的調控能力沒有下降，經過一個輪回，調控力回到最高點。經濟控制力決定社會控制力，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經濟控制力的增強對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的建立不是什么利好消息。
據專家統計，2007年，中國政府全部收入在9萬億元以上，占整個國民生產總值36%。這一比重已經超過改革開放初期的比重。
財政收入占GDP比重30%以上是什么概念？在新中國歷史上，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數字的最高水平發生在1960年，為39.3%。如果按照預算外收入等口徑，我國目前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已達到40%以上。一些發達國家財政占GDP的比重固然在35%以上，但它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15%，而我國連4%都是追求目標。
我國的改革開放是為了發展市場經濟，以及隨之產生的中產收入階層與現代公民社會，改革開放初期所設定的路線，雖然從具體手段上有操之過急之嫌，但從大方向上來說是正確的。正因為在制造業等方面的市場化進程，因為對于農民身份束縛的逐漸放松，我國才有了穩定社會的中產收入階層，在城市中建立起公民社會的雛形，在物權法中保障公民合法私有財產權也受到了大多數民眾的擁護，中國的改革才有深化的動力與基礎。
但隨著政府對于經濟控制能力急劇增強，我們不得不懷疑市場化的基礎發生了松動。我國經濟領域已經出現高度壟斷化傾向，從能源領域到金融領域，所有重要資源無不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小銀行無法獲得生存空間，民營銀行爭議十多年無法真正推行，大型國有控股企業壟斷石油、煤炭、保險等重要行業，民營企業不是遭遇到行業門檻與玻璃天花板，就是遭遇融資等瓶頸。在政府強調扶植中小企業的同時，事實上，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日益逼窄。連溫州這些民企誕生的搖籃，都在爭取國有大項目。市場的聲音越來越微弱，而行政左右資本的力量越來越強大。
由于行政之手在市場的深入，導致政府尋租空間增大，第三產業萎縮，資金使用效率低下，通脹預期上升。
這是一個自我加強的惡性循環過程，由于政府主導之下的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因此，為了挽救大到不能倒的低效企業，政府不得不再次主導資源配置，集社會之力為大型國企與金融機構埋單，為日漸龐大的政府支出埋單。僅政府注資金融機構就高達上萬億人民幣，即便處于經濟緊縮周期，政府項目也大干快上。由于埋單成本高昂，使得政府必須加大對社會資源的控制，導致市場化的結果是出現了政府為主、市場為輔，行政權力為主公民契約社會為輔的局面。同時，由于資源分配的不公，使政府不得不進行細致入微的分配控制，不僅要控制國有企業的分配，還主導市場化企業的收入分配，以及在二次分配上進行更加嚴厲的控制，以防止極端不公平導致社會失衡。但可悲之處在于，政府控制力越強，尋租空間越大，國資、外資與民資之間的不平等越加明顯，民眾的財富通過銀行與股市等抽血機源源不斷地流入特權企業與特權機構。
政府對于財富的強大控制是個危險信號，政府亟需進行一場自我更新，從解放思想開始落實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與公民社會的建立，將市場化的方針一以貫之貫徹到底，使中國改革大業不至于半途中止。否則，將是中國百年變革史中無法承擔的巨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