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常心推進政治改革
政改一度不乏敏感意味，令諸多有志之士望而生畏，抱憾而返。而今有政協委員提案，深圳要政改了！
深圳要政改了——當然這并非定局，而不過是政協委員的提案主題，但仍無異于遠方一聲隱隱的春雷，令人清朗，令人振奮。
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談論政改，就必須坦率地承認，一個時期以來，政改在官場中確實比較邊緣。有人就公開嘲笑西部地區基層干部的政改沖動，斥為政治秀。犯難涉險豈止沒有獎賞，反而招來惡意猜度，招來暗箭甚或明槍，其對于改革者尊嚴和信心的打擊，對于官場風氣的不良導向，自不言而喻。政改因此一度不乏敏感意味，令諸多有志之士望而生畏，抱憾而返。
從這個角度考察，政協委員此次呼吁中央授權深圳率先試水政改，在經濟社會管理體制上更多向香港看齊，顯然具有破冰意義。
但是，政改真那么敏感么？如果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政改確實有如一場暴風閃電，一場零和游戲。政改既如此難測，當然必須拒于千里之外。這樣妖魔化政改，其實是低估了普通人的智慧。經過了歷史風雨的反復洗禮，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絕對主義的可怕，道德高蹈的可怕。而且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提升了人們的生活品質，也教會了人們如何談判，如何妥協，如何共贏，從而逐漸發育出一種理性務實、兼容并蓄、進退得當的公民氣質。固然不能說這種公民氣質已經成為社會的主導因素，但是，只要經濟在發展，社會在進步，那么這種公民氣質就會越來越占據優勢，從而對非理性的極端情緒構成強大制約，這是確定無疑的。
普通人心態的這種變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比任何別的變化都更要深刻。正是因為普通人心態的這種變化，盡管我們社會的利益結構存在嚴重偏差，盡管我們進入了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高發期，但社會矛盾和沖突的增長，并沒有超出人心的承受底線，并沒有導致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社會仍然是基本穩定的。即便是發生了諸如SARS事件和特大雪災那樣幾乎是全局性的突發事件，代價也并不小，但仍有驚無險，凸現了人心的柔韌和寬厚。
人心的這種柔韌和寬厚，為可能到來的政改提供了最好空間。
政改其實并非如某些人說的那樣，只是西部地區基層干部的個人偏好。就全局而言，政改的準備工作一直都在延伸，這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社會意識的變革。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僅僅數年之間，以人為本，社會公正，權力制衡，所有這些普世價值，都潤物細無聲地滲透到普遍人的骨髓里，成了他們判斷萬物的尺度，重構了他們的文化基因。奠基于人心的這種現代化，公民行動迅速增長起來。從公民權利出發，在日常生活中，在職業范圍內就地博弈，正越來越成為人們自覺的行為。社會的進步因此不再是某個中心規劃出來的統一的進程，而是以公民個人為主體的分散的進程，由點滴而逐漸匯為江河。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無數個平常人，以一顆平常心，在可能的范圍內平和然而堅韌地推進，這就注定了政改堅實的社會基礎。而人心的柔韌和寬厚，又給政改準備了寬松的空間，降低了政改的風險。深圳政改試水的呼聲，因此正逢其時。
又豈止是深圳。剛剛啟動的大部制改革，看起來似乎限于行政管理體制范疇，但實際上，既然旨在“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大部制改革就必然具有政治意義，肩負了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入手帶動政改的使命。深圳政改試水的呼聲，或不難理解為對全國層面的大部制式改革的一個及時的呼應？
從問題出發，從技術入手；不張揚，不高蹈；步步為營，穩扎穩打。如果從中央到地方，從廟堂到江湖，都能形成這樣的默契，形成良性互動，那么國家的進步有望，人民的未來可期。經歷了百年坎坷的中華民族，理應有這份歷史回報。